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二三三期─智邦公益電子報─台灣最大公益電子報發行中心

「大鯨魚對付小蝦米」的迷思　　　
楊鎮吉（東吳大學日文系）
　　　　　　　　　　　　　
記者曠文琪遭鴻海聲請假扣押事件，在鴻海發表聲明放棄追訴後，總算緩和了對立的情勢。或許這場所謂的「大鯨魚對付小蝦米」的戰爭已宣告結束，媒體與財團也應該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在新聞專業、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三者間維持良性互動的狀態。

首先，無論記協對曠的聲援是否產生作用，曠萬萬不可將記協的聲明視為替自己行為合理化、除罪化的論述。與其說各方的聲援是對鴻海說之以理，不如說是動之以情。曠也許是隻小蝦米，但卻是個擁有第四權的無冕王。過去曾有「記者應領有使用武器執照」的說法，便是強調記者文字的殺傷力。三千萬的假扣押或許對一名記者而言相當慘忍；留職停薪也許影響其生計。然而，記者若能以同理心想像鴻海旗下有多少員工，有多少隻小蝦米依賴鴻海的利潤維持生計，在撰寫新聞稿的同時，便能更積極查證，並考量到商業機密曝光對財團的傷害，絕不是郭台銘這隻大鯨魚。

事實上，曠對鴻海的新聞報導所產生的爭議並非頭一遭，自2001年起鴻海便曾對工商時報抗議曠的報導不實。然而工商老闆似乎「妥善」調停，鴻海不再追究。但曠卻在報社的保護傘下再次挑戰鴻海，是故鴻海決定直接對記者下手，不再向高層主管反應。這段歷史在媒並未被媒體揭露，是故輿論一面倒向對鴻海的指責。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工商時報的高層為何能置身事外？不見輿論的指控，亦不見其對外界的回應？原本是兩個組織間的紛爭，竟被化約為大財團對小記者的打壓而模糊了焦點。

財團的商業利益和工業利益並無直接關係，記者或許可以打著「人民有知的權利」的口號報導商業機密而無需負法律責任。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商業機密的曝光既無助於公共利益，只是有利於其他商業的查證對手，曠的報導自是有爭議的。另外，查證的工作是新聞產製過程的重要一環，不論新聞價值何在，事前的查證是新聞事業素養所在，如果曠能確實盡到責任，不僅能避免自身陷入危機，工商時報也不必承受鴻海要求至報社指導新聞工作的屈辱。

財團仗著律師團和財力，對一名遭報社遺棄的記者採法律行動的壓制，不免讓人感到企業仗勢欺人的恐懼。不過，法律不僅限於保護弱勢，只要權益受損，任何組織團體都可提出控訴。何況在此事件中，問題不應受限於以大欺小的不合情理，應該思考的是：記者為何會淪落為孤立無援的小蝦米？相較於各行各業的工會組織，記者卻只有勢單力薄記協。現今平面媒體多採取署名制的報導，一但內容產生爭議，報老闆便可藉機將責任推給記者。於是記者失去組織的保護後，又無強而有力的工會保障，終究只有挨打的份。

企業與媒體長期處於共生共榮的關係，在此事件中，曠或許只是兩者利益交換過程中的犧牲者。然而，記者們不必因此而產生寒蟬效應，若能再報導之前確實查證、據實引述，應不必擔心大鯨魚的反噬。此外，記者若能擁有向心力更強，規模更龐大的組織，至少可將大鯨魚對小蝦米的壓制，提升至大鯨魚互抗的模式。

媒回應之一
記者在權力下的自我規訓
張時健（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有一些問題得寫在前頭。記者在採訪跑線時得罪人，就算事後社方願意出面善後，他能夠完全置身事外，逍遙輕鬆嗎？工商社方因為曠的報導被鴻海釘了好幾次，還能夠任曠的大筆亂舞，不加指教嗎？曠文琪因報導鴻海一再惹事，她自己能夠一無所悉，偏愛踩地雷嗎？

作為第三人，我們不知道工商、鴻海與曠文琪間作成什麼協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鴻海對新聞記者的規訓，從打電話「指點」到寄發存證信函「通知」，歷年來從沒少過。這種明白介入新聞自主的暴力，到了曠文琪挨告達到了最高潮。然而此次事件發展至今，鴻海從未公開詳細說明為何聯結器報價不可報導，損害如何計算。相反，它聽任三千萬的假扣押事件發酵，而製造日後處理財經新聞時不可承受的壓力。此舉等於是在財經記者採訪的路線上布下地雷，然後公告炸藥威力。沒有記者知道地雷埋藏何處，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退守到雷區最外圍的安全區域，否則將受到無情的民事損害追償，效果可致傾家蕩產。

那麼，安全區域在哪裡呢？記者可以選擇轉發企業的公關稿、新聞稿，可以吹捧企業老闆逐鹿商場的英雄故事，可以像打馬後炮般地去分析企業成功的經營策略。做這些報導保證安全。再不濟，挖挖企業老闆或第二代紈褲子弟的風流韻事，或在他們的衣著、飲食品味上加油添醋，聊聊他們驚人的身家資產供平民瞻仰，也是可以。在這裡，新聞教育提到的守望監督功能，不只是陳義過高的教條，簡直會陷害相信它的記者入罪，像曠文琪一樣。而且，不要忘了，曠文琪惹事的那篇報導根本不是踢爆什麼內幕的文章，那只是無聊的商情訊息，消息來源與資料都是鴻海提供。撰寫無關痛癢的商情訊息稍有不慎，就能引來這種等級的迫害，記者以後還能寫出什麼有意義的內幕消息呢？他敢寫嗎？

財經媒體只敢躲在安全區域裡寫東西，可不是曠文琪被告之後才形成的。比如我們看了好幾年的《商業周刊》、《天下》、《遠見》這麼幹很久了。他們可曾在博達、太電掏空投資人血汗時提醒社會大眾？胡洪久、孫道存、葉素菲、王雪紅，過去可都是這些媒體裡呼風喚雨的成功經營者咧。想想前年美國爆發的恩隆公司弊案，媒體又可曾在事前盡過丁點警告的責任？又比如去年喬丹來台惡搞一陣被大家唾罵之前，《數位時代》才做了專題稱讚NIKE台灣公司的行銷技術高人一等，封面就是飛人大帝凌空灌藍的英姿。公元兩千年網路科技公司聲勢沸沸揚揚，這些媒體也是忙不迭地幫忙吹著五彩的泡泡。泡泡轉眼成空前媒體又做了什麼持平而深入的報導呢？

拜託，不等企業強迫，財經記者早就完成自我規訓了，早就開始自我的思想檢查了，每日都在做自我批鬥了，甚至不必，因為許多記者在腦袋裡已和企業利益合而為一了。這豈是消息來源、資訊津貼的問題而已？在《今周刊》批露曠的事件的報導中，撰文的記者在文章開頭先自稱記者是文化流氓，接著盛讚鴻海維護自身利益絕不手軟，所以郭台銘對曠文琪施以三千萬的假扣押簡直是豪邁之舉。這位記者對三千萬這個數字的荒謬性麻木不仁，而能夠這麼狠地就著自己的臉甩上一巴掌，欣然見著別人踐踏自己的專業，冷靜著看著工商的同業的尊嚴盡情掃地，我們還能不佩服他與企業的思想同化之徹底嗎？鴻海告曠文琪，根本是脫褲子放屁，不然就是慾求不滿，看到記者跪著拜不夠，乾脆伸出腳趾要他們匍匐在地前來親吻。

企業的利益，太多時候與社會大眾相衝突，但在衝突表面化並確定下來之前，企業永遠可以循郭台銘的模式「維護自身與股東的利益」，告得記者賠上褲子回家吃自己。如果我們不能體察這種實際而迫切的問題，沒有看到財經記者習於為企業搽脂抹粉的歷史，我們當然會很輕易地在真空中聲稱：法律是公正的，鴻海為了維護股東利益告記者是正當的，記者的查證應該要再詳實謹慎便可無所畏懼了。這種廉價的批評與認識，曠文琪也是懂得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懂得，但不會解決問題。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時代，這種認識就是問題的本身。

媒回應之二
好一個反動的修辭
廖中（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針對楊鎮吉『「大鯨魚對付小蝦米」的迷思』一文，筆者認為有幾點必需提出回應。以下簡稱「楊文」。在這篇回應中，我想稍微拉低論述層次，就「楊文」在語藝或修辭上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寫文章時，無論是感性的抒發或理性的論辯，書寫者最後都有一個基本的立場，這個立場可以是書寫者的價值觀或世界觀，但是「楊文」讓我產生焦慮，因為我找不到他的價值立場在哪裏，我試圖尋找這層焦慮的來源，我發現，「楊文」使用語言或論述的方式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首先，「楊文」認為，記協的聲明是一種替曠「除罪化」的論述，且各方的聲援是對鴻海是動之以情，而非說之以理。

作者已經預設曠有罪，因而使用「除罪化」這樣帶有負面標籤意涵的辭彙，我想請問作者的是，在法律判定之前，何罪之有？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基本法律常識與素養，標籤化他人的言論既然會出現在大學生的修辭之中？即使我們說，法律判決範圍之外，仍有許多值得辯論的空間，的確，這點個人也十分同意，而楊文也指出，「財團仗著律師團和財力，對一名遭報社遺棄的記者採法律行動的壓制，不免讓人感到企業仗勢欺人的恐懼。」，但峰迴路轉，楊文又接著說：「不過，法律不僅限於保護弱勢，只要權益受損，任何組織團體都可提出控訴。」

這就令我感到納悶了，為何擁護曠文琪就是一種「除罪化」論述，而鴻海基於法律而來的控訴，則有至高的合法性及正當性？如果按照「楊文」的邏輯，基於法律的原告一方，都是言之有理，而聲援被告的說辭，都是強辭奪理，試問，這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公民，所應抱持的一種看法或潛存的意識型態嗎？

再者，「楊文」認為，「曠也許是隻小蝦米，但卻是個擁有第四權的無冕王。」也語重心長地認為，「記者若能以同理心想像鴻海旗下有多少員工，有多少隻小蝦米依賴鴻海的利潤維持生計，在撰寫新聞稿的同時，便能更積極查證，並考量到商業機密曝光對財團的傷害，絕不是郭台銘這隻大鯨魚。」

關於這點我更不能同意，這就好比有人在大災難中說，「一個人的死亡微不足道」是同樣的道理。我想請問作者的是，作者為何不以您豐富的「同理心」為曠文琪設想？

其三，「楊文」也認為，對於記者而言，報社或工會組織的力量很重要，從而認為，「工商時報的高層為何能置身事外？」，此點讓我對作者的正義之心起了感佩，也欣於作者終於提出了值得討論的重點。不過，看來我又高興得太早，因為，「楊文」接著說，「原本是兩個組織間的紛爭，竟被化約為大財團對小記者的打壓而模糊了焦點。」

我百思不解，為何大財團對於小記者的打壓，對於作者而言是一種化約的看法？「楊文」甚至在文末熱切強調，「記者若能擁有向心力更強，規模更龐大的組織，至少可將大鯨魚對小蝦米的壓制，提升至大鯨魚互抗的模式。」換句話說，不正是因為報社與工會的力量式微不彰（而這也是「楊文」念茲在茲的），才讓這場訴訟變成一個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戰爭嗎？我因果盡失，不懂其間邏輯，還歡迎作者提出回應。

其四，是作者使用新聞「查證」的專業意理，來強調新聞責任的重要性。關於「楊文」在此點論證上的疏失，張時健一文已提出回應，不再贅述。而關於此點，我想要再反駁的是，楊文認為「商業機密的曝光既無助於公共利益，只是有利於其他商業的查證對手，曠的報導自是有爭議的。」這個看法。

首先，何謂商業機密？由誰來認定？企業、法律，還是如作者所指的擁有「第四權的無冕王」？無疑地，在這場訴訟當中，是由企業所認定的，鴻海認為報導使利潤產生損失，因此這篇報導就是商業機密。換句話說，商業機密是由財大氣粗的財團所認定的，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無冕王」的武器還有何用武之地？再者，何謂公共利益？難道只有符合資方或財團的利益才是公共利益嗎，倘若今日曠文琪的報導，揭發了某企業的經濟危機，而使投資人免於資訊操控或資訊不足下的損失，「楊文」也不會認為這是公共利益嗎？

最後，如果要我主觀地認定「楊文」的立場，我會說這是一種反動的修辭，表面上或結論中為記者的新聞工作自主權說項，但是在論證時，卻充滿資方觀點的反動言論，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充滿瑕疵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