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蕭曉玲最寒冷的春天
〉專訪中山國中老師蕭曉玲
◎蕭紫菡
訪談之前，她才剛從一場浩劫裡走來。 二○○八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四點，中山國中校門口聚集了二十～三十位學生，拉起白布條，她的名字、「不適任」、「離開」等字眼…斗大地在空中晃著。這群十多歲的孩子指著她，大聲地喊著：「你走開！你這爛人！」、「爛老師！」「你不適任啦，離開我們學校！」…
那是她此生至今最長的兩分鐘，她內心激動地踏出大門，在她任教十年的學校附近的路邊，坐下痛哭。
她是蕭曉玲，是台灣第一個站出來公開反對一綱一本政策的老師，是揭露中山國中積欠測驗卷費案的老師，同時，也是歷年來遭校方以最快速度解聘的一位老師。
在教育局還在調查解聘案的這段時間裡，蕭曉玲依舊得到學校上班，只是，校內同時在對她進行檯面下的另一種戰鬥。出來抗議的那兩班學生常說，他們不要來上課，來了也不帶課本，她在台上講課，學生會在底下嘲諷：「唉呀，你以為你自己是老師喔…」
「校長也說，只要被查出有向記者爆料的『共犯』，將會『比照蕭曉玲辦理…』。但，你問我要不要離開學校？我還是不要。」
擦乾眼淚，蕭曉玲穩穩地說：「雖然，這真的是一場很大的凌遲，離開這個戰場，到外頭去打訴願是最好的。但是，我反覆問我自己：『我沒有錯任何事，為什麼要離開？』從小，即便是我爸說謊，我都會理直氣壯地戳破他…他很擔心我這女兒太直，跟別人不一樣，當時我不懂，到了四十歲我終於懂了，我的直，就是我總是堅持，說出我應該說的話。」
「我成了整個事件的祭品！」
問題常在於，對於「應該說出什麼話」，蕭曉玲與身邊的人時常認知不同。好比在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那場決定她去留的教評會上，有人勸她，縱然學校欠費是個事實，但，她何不把握這最後的機會，拉下臉，道個歉，至少讓校方有點面子，凡事好談。
然而，當天，她仍為自己做了這麼一場最後的辯白：
「這件事情的重點是，學校欠了書商十幾萬，而且在開學的時候就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學生、老師們到處講，後來家長向記者爆料，記者來問我的時候，我可以說謊嗎？我如果說謊，那不是一種反教育嗎？對我來講，我是說實話，校長也說了實話，因為記者問她的時候，她也說：『用測驗卷確實不妥。』我不知道為何說實話是有損校譽…」
最後的機會，她還在企求大家能更面對真相，講出事實。當然，那天她被解聘了。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覺得被解聘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對她而言，真相本身很單純，複雜的是人。
當初，不只一位老師私下跟她抱怨過，為什麼導師要擔下收測驗卷費用的責任，事件中的導師，也都曾欣然接受記者採訪，說出積欠測驗卷費的事實。然而，在校方展開「是誰將家醜外揚」的調查行動後，這些老師卻躲到一旁，指明是蕭曉玲一個人向媒體告發，並說他們不知來訪的人是記者。在日後的教評會上，這些過去曾與蕭曉玲要好的同事，也都舉手支持，將蕭曉玲列為「不適任」。
「他們跟我說：『對不起，其他人都舉手了，我不好意思不舉手。』我非常難過，為什麼台灣的教育工作者，這麼沒有教育理念和反省能力？整個事件，我成了祭品，現在沒有人會再去談欠費的事，沒人去質疑給學生考大量測驗卷是否合理？全部只要打我『不適任』就好，一個要立刻驅逐的引爆彈…然後，風頭過了，校內還是在偷偷使用測驗卷，欠錢的事也沒有人再追究。」
一個孩子說：「我要去見家長會長，請他放過你。」
事發至今，蕭曉玲曾經有過好一段的低潮。「有一天，當我發現，人在乎工作時就會綁手綁腳，不在乎時卻可以海闊天空，我就重新有力量繼續走下去。我可以不要這份工作，但我一定要捍衛自己應有的尊嚴，那不能靠任何人給我，只有我自己能爭取。」
這段日子，家裡常瀰漫一股低沈的氣氛，蕭曉玲的先生常在心疼之餘，搖搖頭嘆口氣說：「我看全世界就我老婆會一整天在仗義直言，橫衝直撞而不顧後果。你離開也好，你真的不適合那個環境。」
先生說的其實沒錯，早在事件發生之前，蕭曉玲就常感到自己與這教育環境格格不入。她常懷疑，周圍這些人到底是不是教育者？
曾經，有一個聽障的學生，從開學時就發現自己聽不到導師講課的聲音，家長請聽障公司與導師開個會，商討如何替學生調助聽器的頻率，而導師始終不來開會，還表示希望學生能調到特教班，從學期初到學期末，聽障生從未聽見老師講的任何一門課。
許多人都知道聽障生的困境，但，只有蕭曉玲在得知後，主動請相關單位幫忙處理此案。聽障生很感激，常打電話到蕭曉玲家聊天，「我家人常說：『蕭曉玲，你很厲害，我們接起電話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為什麼你聽得懂？』不知道，我就是仔細聽，就聽得懂，聽不懂，我會想辦法用其他方式與他溝通。」
另外，還有一個孩子，因為個性封閉，不擅溝通，常在班上遭到排擠。直到有一天，他在音樂教室裡發現了一架鋼琴，他跑去問音樂老師蕭曉玲說：「老師，你的鋼琴可以借我彈嗎？」當時，蕭曉玲問他：「你是不是對彈琴有興趣？」他點點頭，蕭曉玲說：「好，我為你打一把鑰匙，請你收好，以後想來彈就來彈。」
爾後，蕭曉玲還打電話告訴他媽媽說：「你兒子的音樂天份很好，是個天才，他只是不擅表達，請你讓他有機會用音樂去發洩。」
在事件爆發後，有一天，蕭曉玲在走廊上遇見這孩子，問他要去哪裡，這個孩子告訴她：「我要去見家長會長，請他放過你。」
不是主張「一綱多本」的關係？
「這段時間，有許多學生私底下支持我，但他們說，他們被某些在學校比較『大尾』的學生威脅，不能公開支持我，因為學校的大人也一直暗地在鼓動孩子，塑造這股威脅、壓制的氣氛。有些學生只能選擇寫暱名的卡片，偷偷塞在門縫裡給我，替我加油。」蕭曉玲說。
而在那幾天，也有個因涉入刑案，目前在少年輔育院的孩子，寫信給蕭曉玲，信裡他說：過去學校老師那麼多，只有蕭曉玲願意真心地關懷他，讓他感覺到如母親般的溫暖，並提到：「老師，你不要太難過，『三人成虎』你沒有聽過嗎？」
就在許多學生聽聞學校大人的說法，氣憤蕭曉玲將「家醜外揚」「害老師都不能使用測驗卷」的同時，更有另一群曾受蕭曉玲幫助的孩子們，默默地支持蕭曉玲。「有人問我，怎麼不去找這些孩子的家長，出來替我說話？我很清楚，不會有人敢站出來，因我幫助過的孩子大部份是弱勢，正因為是弱勢，所以不會有發聲的空間。」
相對於面對弱勢孩子的軟，是她面對當權者時的硬。
「在我站出來反對郝龍斌『一綱一本』政策時，我母親常為此跟我吵架，覺得我為何拿雞蛋砸石頭，導致現在這種下場。罵到後來，我跟她說：『我當時就是不知道會有這種後果，現在我也沒有退路了，你要我怎麼辦？』後來，她陸續接到很多人的電話，有退休老師跟她說：『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個非常勇敢的女兒？』還有律師主動說要來幫忙，母親才開始轉而支持我。」
校方曾跟她說，整件事與她站出來反對「一綱一本」政策無關，並沒有什麼「白色恐怖」問題。「二○○八年二月十二日，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在不續任教師審議小組會議上，也是跟我說：『這跟你提告一綱一本無關。』我跟他說：『我也很想這麼相信，但教育局從來沒有這麼快速地處理過一個不適任教師的案子，學校在二○○八年一月三十日將我的解聘案發函教育局，我當天就同時收到教育局的調查會議通知；督學來我們學校調查，也公然說謊，說我上課遲到十一分鐘，但完全不是事實，叫我怎麼不懷疑？就連我們學校的教師會會長盧坤宏，也曾指著我說：閉嘴，不准談一綱多本，我們全都反對！…』」
義無反顧的抉擇
問蕭曉玲，若能再來一次，還會做出反對「一綱一本」政策的選擇嗎？蕭曉玲斬釘截鐵地點頭，說：「從我自己的孩子，和教過的學生身上，我真實地看到一綱多本才是一條對的路，為什麼不能站出來表達自己支持的理念呢？」
蕭曉玲說，多年前，班上有個學生，在小學五年級時本來要去澳洲念書，在那兒念了半學期卻發現自己無法適應，才回到台灣。他告訴蕭曉玲：「那裡上課太輕鬆了，沒有課本。考試時，就叫我們去找資料，我不知要怎麼念。」蕭曉玲說，那時，他才發現原來別人的教育方式如此開放，而台灣的孩子在僵化的制度下，反而變得只會念教科書。
「除此之外，我的孩子從小也就喜歡多方涉獵書籍，在不同的知識裡，他自己可以統整得很好，從他身上，我更體會到一綱多本的重要性。所以，我站出來支持。」
她說，常覺得奇怪，為何身邊許多人明明也支持一綱多本，卻不敢說？這個問題，與許多人不解她為何能心無旁騖地，公開支持一綱多本或揭露學校弊案，是一樣地微妙。大夥兒不是不明白是非對錯，而是無法像蕭曉玲那樣，義無反顧的只做對的事。
學校這個環境，大家習慣檯面下的抱怨與壓抑，更甚於檯面上的表態。 事情發展至此，每天，她還是要提起勇氣去工作，她說，踏進校門時，她會想著：「我如果退縮，以後支持一綱多本或想說實話的老師，都會噤若寒蟬；而如果因為我的事，能喚起其他老師的覺醒，一切都值得。」
為了能夠言行一致…
偶爾，蕭曉玲也會回想自己當年想成為老師的種種初衷。
十多年前，她還是個從音樂系畢業的學生，不確定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直到有一年，她到某所高中任教，發現自己很喜歡教書，因為，在傳遞知識的同時，她可以和學生交流各種思想。
「尤其在一些不被重視的孩子身上，我常看見自己的影子。從小，我功課就不太好，在那個年代，功課不好的孩子總是被老師認為是壞學生。我高中同學常說，『蕭曉玲，你就是那種被老師罵，還會把臉偏一邊瞪老師的那種學生…』當時的大人多半對我採取否定教育，因此，我國高中都不太快樂。但是，常跟父親去聽很多黨外人士的演講，從小就接收了很多民主、人權的言論，那時我就想：面對不公不義的事，都應該要挺身而出。」
也因此，當她發現，自己當了老師之後，可以替比較弱勢的學生說話，並在對話的過程裡對學生產生不同的影響時，她變得非常熱衷於教學。「如果我有機會喚醒學生對人權和民主的思想，我就有辦法去影響下一代。」
所以，一切至今沒有後悔過。對她而言，替失聰的孩子說話、給被排擠的孩子一個練琴的空間、支持一綱多本、揭露學校弊案…都是為了言行一致。她堅持無懼地說出心中的真理與真相，並學習將它承擔起來。
進出校門，也許變得比較沈重，但，她依舊擁有一種無比的自信，她說：「說我天真也好，我相信我現在做的事情，意義會在未來被看見。不說實話，我能明哲保身，說了實話，也許現在很糟糕，但，至少我的孩子和學生，在多年以後，會知道我是個非常尊重自己的人。」
這是蕭曉玲，一個無論天塌下來幾次，痛哭完，都還要繼續說出她「應該說的話」的人。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26期，中山國中解聘案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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