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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文雄
三二○公投搞到今天的亂七八糟，對所有第一次在「選舉民主」之外，還能嘗試帶有「審議民主」性質之公投的公民，都是一場嚴格的挑戰。理想上，所有的公民都應該盡其所能，（一）拋開其他身份而突出公民身份，（二）將所有的相關因素「加減乘除」而得出一個「淨值」，不論這個「淨值」所代表的是贊成還是反對。儘管這個歷史性的首次公投辦得非常倉促，有關公共辯論的設計極為粗糙，不像其他國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公民論壇，但我相信很多公民還是在做上述的嘗試與掙扎，因此想把自己做為一個公民至今的心路歷程簡單記錄下來，以與其他公民互相參考。
九十三年度雲林縣新故鄉造課培力課程──社區經營研習入門班
（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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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社區總體營造為政策方針，期許透過此觀念以喚醒居民對自己所在居住地方的認識關心，凝聚居民之共同意識，關心區域的人、文、地、景、產，全民一起努力於居住地區的營造，為區域創造出更多的活力與文化特色。
為使社區營造政策與理念推廣給更多社區了解，讓有意申請九十三年度社區營造計劃的種子社區，更了解社區的入門概念與操作方法，本計劃預定開設課程，針對有意申請社區營造計劃方案的社區進行社區基礎課程的教授，並課程成果為九十三年度計劃申請時的評估依據。
（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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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民主發展考慮，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投法的通過是一個意外的突破。五十幾年來獨霸國會的藍色軍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轉；五十幾年來在憲法中虛懸的國民主權（第二條）與創制複決的國民權利（第十七條）突然不再完全是白紙上的黑字；幾十年來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主張終於成為法律，國民的政治人權終於能進一步趨於完整。這個難得的突破固然是兩個統治集團的選戰考量碰撞出來的結果，但是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民意，可以視為民主的勝利。
當然，由帶著半世紀沈重包袱的國親反向操作主導通過的這部公投法，仍然有許多缺失甚至矛盾。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去看，最嚴重的莫過於門檻限制太高太多，極為不利於公民自下而上的推動，使
NGO 如國會改造聯盟的計劃，近乎不可能實現。但是，雖然如此，最重要的畢竟是法律已經就位。問題已經不再是立法上奇蹟式的突破，而是修法了。至於就三二○公投而言，最直接相關的是第十七條。針對我國特殊困難的國際處境而言，藍軍懊悔讓其通過的該條，卻是一著不錯的險招。而要看出該條的長處，必須從中、美對台灣民主化的態度說起。中、美兩國對台灣的民主化一開始就有極深的疑慮。兩者都不敢明言反對台灣的民主化，兩者也都憂慮我國的民主深化會把台灣帶向那裡。例如江澤民很早就在和沈君山的三次長談裡，為台灣的民主化定出三個上限，其第一個就是：不能分裂祖國（《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八月號）。九十年代初，美國也早有智庫型學者開始泡製千曲百折的「邏輯」，營造「只衛護台灣的民主，不衛護台灣的獨立」的論調。兩者的自我矛盾昭然若揭：不管怎麼裝扮，其潛台詞都是要範限干預台灣人民的民主發展和民主決定。夾在兩大帝國主義的偽善之間，這種無奈的狀況是台灣必面對並設法突破的現實。
從這個觀點看，第十七條的抽象文字所賦予總統的自由度正是其長處。但是，這個論斷要成立，卻有一個條件，也就是不但不能輕易使用，更不能馬上使用。中國對我國主權固然有蠶食的事實和鯨吞的威脅，而且蠶食的嚴重性不下於鯨吞的威脅，但是針對我國目前階段的特殊處境而言，最好的策略卻是儘量不立即使用。中國固然會不論如何反對到底，但不立即使用，可以讓美國暫時安心；抽象的文字也將使美國和其他國家難以批評反對。隨著時間的過去，第十七條的正當性將會不斷增加，而成為防衛台灣民主主體性的極佳武器。不論走向是獨是統或其他可能，只要在適當時期適當使用，都將有開拓台灣人民在國際政治中之選擇空間的可貴效果。藍軍之懊悔當時一時「失算」採用該條，甚至有修掉該條使其更「明確」「嚴謹」之議，正證明藍軍沒有抓到該條的神髓。
基於同一推理，陳總統之立即就引用第十七條啟動三二○公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同時我也認為，縱然有來自華盛頓的干擾，兩個公投問題仍然非常缺少創意和想像力。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公投法通過後見好就收，集中努力於和公民團體與個人聯手改善公投法（誰不知道國親主導該法是民進黨和民意逼出來的？）。不過，我早先的立場雖然是反對，隨著後來有關公投的發展，我卻不得不有額外的思考。
如果上述的推論沒錯，連宋之公開召喚拒絕領票以使投票率不過半，就不是我所能贊同的了。三二○並不是我們關起門來自導自演自看的一場戲，而是國際注目而北京更在虎視耽耽的大事。不錯，公投是一個權利。原則上，拒絕領票和投反對票都是使用這個權利的一種形式。但在三二○公投目前的國際情境下，在投票率上反對首次公投，事實上卻等於在向國際宣示我們放棄了公投的權利。可預見的後果如此，而國親竟然在兩個月來存心有意的不嘗試聲請釋憲（以決定是否違憲違法），不進行修法，不參加辯論之餘，還要用「公投你決定」的煙幕（不是已經說它是違法的嗎？）來掩飾其真實的最終意圖。民主政治的可貴正在於執政黨有錯失時，有反對黨發揮制衡作用以保護人民權利與國家尊嚴。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這樣的「制衡」。我們要這樣的反對黨幹甚麼？
在這種綠軍藍軍都選戰考量凌駕其餘的不幸和無奈的狀況下，對任何還沒喪失獨立判斷的台灣公民而言，這都是一個難以找到滿意答案的難局。我們只能儘量突出公民身份，觀照全局，做自己的「加減乘除」。以下是我自己所找到的「淨值」。
第一，我一定會去投票，因為不去投票等於在向包括北京和華盛頓的國際社會說，我放棄了我的公投權利。
第二，我會投票反對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灌鉛」性質已有很多人指出過。抵抗中國蠶食鯨吞的自衛權利固然天經地義，可是購買反飛彈的軍備並非唯一的選項。例如呂副總統所提倡的「柔性國力」，雖然因為她愛搞「闖關外交」和「烽火外交」而顯得自我矛盾，但卻是台灣長久忽略的嚴重問題，也是公民社會團體與個人思考已久的方向（參見這個專欄開闢以來不同作者的相關文章）。如果這個問題公投失敗，我們將被迫聚焦思考包括柔性及硬性自衛能力在內的最佳排列組合。這對我國將是一個對台灣前途極健康的發展。外交策略上，民主社會的優越性之一正在於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可以唱雙簧。讓泛藍泛綠去向華盛頓「有交代」，我們人民卻必須傳遞自己的獨立聲音。我們也要向北京說，我們要的不是只能靠軍備來衛護的和平。
第三，我將會投票贊成第二個問題：「縱使」面對專制中國蠶食的事實和鯨吞的威脅，我們「還是」要努力尋求建立與維繫兩國和平相處的架構和機制。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固然是不得不如此。但從人權與民主是非的觀點去看，上述「縱然」與「還是」之間的關係，並非像很多已經過久沈溺於所謂現實的人士所認為的那樣，是不證自明的當然之理。國際上支持我國公投以及批評干預我國內政的聲音，正是看清了這點。我們不能反而自己喪失了是否看清所牽涉的價值是非。其間區分，不可不辨。
綜合而言，我個人相信，不論是從對國際社會傳遞的訊息著眼，或考慮國內的民主發展，這樣的投法和夠高的投票率，才是對台灣最有利的做法。
所以三二○那天我不會「快快樂樂」地去投票，但我一定會去（一）反對第一個問題，（二）贊成第二個問題。這兩者純屬我個人的抉擇，但是我想特別向其他的獨立公民建議：即使只為了擊敗第一個問題，您也應該到投票所走一趟。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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