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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08-21》 |
| 本期內容 | |
| ◎傳播線上：再見，童玩節！ | |
| ◎環境前線：人民參與治水 突破生態戒嚴 | |
| 傳播線上：再見，童玩節！ | |
| 傳播學生鬥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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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節慶活動在近10年來才逐漸發展成形，許多仍是在摸索的階段，然而，近期因為政府政策方針：「文化下鄉」、「社區總體營造」、「觀光客倍增」之引，以及多數國民週休二日的休閒生活型態，節慶活動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1994年起，文建會陸續推動「全國藝文季」、「縣市小型國際藝術節」，各縣市節慶活動紛紛出現；農委會的「一縣市一特色、一鄉鎮一特產」及觀光局在2001年推動的「每月一節慶」（註1），其中，眾多新興節慶活動裡，以1996年宜蘭籌辦國際童玩節成為指標性起點，因為童玩節的成功，各縣市開始產生以「節慶行銷地方產業」的思考。 於此，我們稍加回顧「宜蘭經驗」的奇蹟發生在什麼樣的契機：1995年，宜蘭縣政府團隊透過吳靜吉教授的安排參觀了法國亞維儂國際藝術節，得到啟發，經過一年的規劃，正式推出國際童玩節活動，正巧遇上行政院文建會推出輔導縣市舉辦小型國際展演計畫，等於財源上有了奧援。其設計規劃以演出、展覽、遊戲、交流四大軸線，突顯「在地文化」、「親子同樂」、「學習交流」、「四海一家」等特色，獲得成功的經驗；其次，結合冬山河親水公園的整治，提昇了宜蘭的地景風貌與觀光產業。前5屆成功的童玩節，累計超過230萬參觀人次，總經濟流量超過27億元，被譽為「宜蘭神話」，也為宜蘭縣政府樹立形象。 而今，時序過了10年，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竟不堪連年虧損，由縣長呂國華宣佈暫時停辦，此舉難免遭到不同立場的政黨交相指責，網路亦掀起成串討論，以及文化界與學界嘩然。 對照童玩節過去成功的經驗，至今不耐連連虧損以及行政人員更迭導致經驗無法積累，遽然宣布停辦。檢視多數媒體報導，許多批評乃屈就政治人物的作為，但眼前事實或可以引發我們再進一步思考：台灣不少活動的行銷倚靠政治人物拉抬人氣與名氣，然而，浮冰之下更深的危險不容小覷：檯面上政治人物本身對於台灣文化發展的願景與政策理念是否明確及可行；再進一步詢問，宜蘭過去成功的經驗特殊在於，結合社區及民間社團力量整體的合作，且深厚的土地認同乃是透過長期社區總體營造而來，當今，若是轉手透過行銷公關與政府機構及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地方行銷（註2），是喜、是憂？再拉高層次檢視，台灣節慶活動日益增加：鄰近台灣島之外的香港，開辦了迪士尼樂園，而台灣島內陸續有的：台北牛肉麵節、苗栗桐花季、屏東東港黑鮪魚季到金門料羅灣長泳……，這些繽紛奪目的大大小小活動，或許直接導致消費的顧客群分散。 追根究底，這些問題凸顯「節慶活動」作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展現型態之一，在以上所列之結構因素交互作用下，脆弱不堪。 本文藉由宜蘭童玩節由成到敗的經驗，討論台灣島內文化創意產業面臨迫切的問題：忽略「創意」與「在地」之間乃是相互形構，並且是長期性的累積，或許，適可簡單轉換為地方行銷策略，此行銷過程不一定非得委外透過行銷公關，但是，好的、適宜的行銷策略，必然有賴政府機構與民間團體、社區總體共同創造孕育。 回到文化「創意產業」，依企業界學者研究所歸納：「創意」是來自整個社會的創意生態系統；一個完整的創意生態系統需要很多元素來組成，在建構創新生態系統時，內容與機制均不可缺，只有透過內容與機制交互依存，才能演化滾動出一個經濟社會的複雜系統，進而積累文化的根基，將傳統賦予新生活力。何榮幸2006年在《全台飆節慶的迷思》專題中，簡介了台灣3個成功與轉型的例子：宜蘭童玩節、貢寮音樂祭以及東港黑鮪魚文化觀光季，不難發現貫穿這3個成功案例，所具備的成功因子與學理緊密呼應：在過去意象中注入新元素（諸如漁村感恩文化、年年不同的非主流音樂創作精神），更重要的是這些創新的元素是根基於在地文化的特殊性所創生，並且由當地政府所主導、配合地方社區的整體發展，持續地promotion。 如此看來，節慶活動要成功，公關公司並非不可行，而是短期外包給公關公司，容易造成與地方天生俱備之生命力脫節，若是長期性地並且由地方政府、民眾共同主導的，乃是可行並且成功性高的策略。地方行銷原意即考量公共服務和非商業活動的需求，若僅是短期性的操作，易讓節慶活動浮濫地與商業力量結合，而失去長遠地整體規劃與各項資源以發展策略，別論以期達成綜效。 因之，如何面對「再見！童玩節」的現實，我們所期待的應是：除了縣長挨批、黨團縣議員集資製作高空氣球諷刺以及稍具建設性的宜蘭縣民論壇之餘，這些非理性與理性行動交錯之間，更該拖曳出一道更明確而簡單的實踐力量：由社區總動員來建構當地自身的主體性，才可能產生持續辦理動力，並且內化為當地居民甚或全國居民生活的一部份。「民意論壇」是否為一盞希望的明燈？有待時間之流長期檢驗。 追逐政治人物隱私 記者連遭推擠 這個星期三，因為壹週刊報導了陳幸妤與趙建銘的分居新聞，造成電子媒體之間的跟風報導，眾多電子媒體在牙醫診所前採訪陳幸妤，因為與隨扈發生推擠，造成了TVBS電視台攝影記者遭到隨扈打傷的意外事件。另外，媒體為了採訪教育部長杜正勝的兒子杜明夷日前在參加一場生日派對時，疑似爭風吃醋和人發生衝突的事件，因此聚集於杜正勝的住所外面進行圍堵式採訪，由於教育部長杜正勝不回應公務之外的私事，若要採訪公事請到教育部辦公室，與記者推擠之間也導致了記者的受傷，對此，杜正勝在星期四的上午發表嚴正聲明指出，政務官有義務面對新聞媒體，但涉及個人私事的問題採訪，有權不予回應。他也呼籲媒體，守住自己的專業，不能罔顧被報導者的權利，沈淪為探人隱私的工具。 小編：媒體作為報導新聞的採訪者，也應該尊重受訪者的基本人權，因此像這次雖然隨扈人員有錯，但是記者報導陳幸妤與趙建銘分居乃是個人私事，並且媒體也因為這些侵犯式的採訪，嚴重造成陳幸妤、杜正勝等人的困擾，這種窺探別人隱私、而不是公共事務的新聞追蹤，所造成的新聞專業、以及新聞自律精神的淪落，其實才是更大的隱憂。 新聞局推動國際頻道 為台灣發聲 8月7日新聞局邀約媒體、政界、學者等十餘位人士進行兩小時會議。新聞局長謝志偉表示，台灣要走上國際，資訊要傳遞到世界，必須要有通路，「但台灣長期受中國打壓，即使在民間體育、經濟活動中，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沒有發聲管道。」鑑於台灣缺乏國際奧援，又面對中國長期在國際上封鎖打壓，新聞局長謝志偉在7日表示，政府準備拿出2、30億、積極規畫成立「台灣國際頻道」，分英語和華語，為台灣向國際傳播第一手資訊，經營形式為非官方性質，預計8個月到一年籌設，明年正式成立。新聞局長表示，連中國也透過中央電視台發送英文新聞，台灣面對中國全面性國際封鎖，至今卻沒有國際英語頻道，新聞局因此有籌設國際頻道的想法。至於是否一定要由一個全新的頻道來為台灣發聲，新聞局則再次表示目前正在與電視台主管、學者專家討論的3種模式分別為由公廣集團接手、中央廣播電台轉型，以及另外成立獨立電視台這3種模式，來向國際發聲。 小編：目前中廣以及公廣集團都有相關對外發聲的節目或是頻道，我們建議新聞局長可以採取國外公共電視的模式，例如BBC或是NHK電視台，讓公共電視可以藉由發揚公共理念以及台灣文化介紹的方式，讓全世界可以因此認識並且進一步了解台灣。 註1：參考何榮幸的部落格文章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archive/2007/02/23/150559.html。 註2：地方行銷是結合政府部門、企業部門、非營利組織與民眾共同參與推動，並符合目標市場之需求，以顧客為導向，同時建立執行與回饋的機制，使地方能永續經營，以充實地方政府之稅收、增加地方就業與改善地方社會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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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環境前線：人民參與治水 突破生態戒嚴 | |
| 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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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來襲，豪雨不止，積水三尺。國軍出動，官員巡視，選舉承諾。這些畫面，是台灣與洪水交織不清的永劫回歸。而這一次，還伴隨了些激越的話語。如馬英九問著：「1千4百億，到底花到哪裡去了？」如徐少萍喊著：「美濃溪整治特別預算總共136億，可是有在執行嗎？只執行13.4％！」然而低落的執行率，反倒是台灣社會與自然生態之福，因為現行高達1,410億的治水預算，只是行政立法兩院交相賊的產物。 而這治水預算到底有何問題？若批評其大量水泥工程迫害生態，水利署可以一句「考量生態已納入治水規劃原則，且會盡可能採用生態工法」來回應。若批評欠缺系統性思維，水利署又可以「綜合治水概念及流域整體治理亦是重要的計畫原則」作為塘塞。但若質問公共參與機制為何？連社區大學為何都不曉得的水利署官員，大概只能說出「會辦理說明會」「會採納地方民眾的意見（是民眾還是民代？）」，甚至離譜點說出「會依循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精神來辦理」（所以繼焚化爐、下水道後，連抽水站與堤防都要BOT了嗎？）。而一個沒有健全公共參與機制的水患治理策略，又如何能達到真正的生態友善與整合性治水？ 傳統的洪水管理概念多著重於以技術、結構性措施來解決問題，築堤、河川的截彎取直均是希冀以一項大工程，來解決洪水的問題。傳統的洪水管理是屬於以問題為導向，通常是在某處發生洪災後，方針對該地加強防洪計畫。面對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時代，許多新的水患治理概念，諸如永續洪水預防策略、永續洪水管理、整合式洪水管理、荷蘭提出的與水共存（Living with Flood）、英國提出為水留下空間（Making space for water）等，均強調結合非結構措施，包括洪水平原管理、洪災保險、防洪預警系統、綠建築與高規格堤防，來規劃治水政策。然而非結構式方法需要居民與官方的相互合作，因此新的水患治理概念也極為強調公共參與機制。 如由世界氣候組織以及全球水體合作夥伴（Global Water Partnership）提出的整合式洪水管理的概念，認為「整合式洪水管理是個提倡以整合性洪水管理方法取代單一方法的程序。其整合了河川流域的土地及水資源發展，以洪水平原效益的極大化，因洪災導致生命損失最小化為目標」。整合式洪水管理其中的五大基本原則中，除了提及視水循環為一體的管理概念、水土整合管理、採用最佳的策略組合、整合式災害管理方法的採用外，更強調需確保公共參與。其認為整合式洪水管理要求決策過程是個公開、透明、去中心化的程序，將所有的利益相關人，不論是上下游、使用者、規劃者的意見共同納入考量。並鑑於在落後國家，婦女通常為家務的主要掌管，且弱勢團體更無自力防洪，因此在參與機制上需強調性別上的平等，以及對弱勢團體及原住民的參與。而參與機制依各社經背景而異，可以選出代表成立委員會等。 在英國的「為水留下空間」策略中，也指出官方應安排與居民之間的對話，以協助居民了解水患風險，加強居民防洪的意識與教育，共同參與水患預警機制的建立，並鼓勵其成立地方社區型的防洪行動組織，以有效執行洪水來襲的緊急應變措施。在荷蘭則於「與水共存策略』中，強調政府必須增加對自然災害上得風險溝通，使居民了解與水資源現行的問題所在，提供公民們共同努力，降低相關風險的機會。並要其在決策制定的步驟，應依據參與代替回應的原則，明定公共參與機制。 反觀台灣並未有針對水患治理的公共參與機制，以往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公共參與機制以及活動，僅有2004年舉辦的「漁港與海岸保護與方法論壇」以及2006年所舉行的水資源公民共識會議。但單以分區論壇與共識會議，可能不足以因應這具有「長期性」、「在地性」、「利益龐大性」等特性的治水預算。 立基於國內外相關經驗，建立台灣水患治理過程的公共參與機制，可從三層次著手：整體水患治理政策參與、規劃階段參與、執行工程監工參與。 水患治理政策方面，在那一字千金「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中，（總字數僅7千多字，卻拿到一千多億的預算）針對「計畫原則」只簡略提出考量生態、因地制宜、景觀融合、地方特色、抽水站設置需有整體水理考量等5點共356字的敘述，完全無法明確的回應在面對氣候變遷與高度都市化等的治水新挑戰，亦無明確的評估指標，來衡量到底「計畫原則」是否落實，是否符合永續洪水管理與整合洪水管理的發展方向。因此，水利署應在下會期進行第二階段治水預算審議前，召開一系列的民間會議，重新檢視過去兩年來的治水成效，並從國家永續發展指標的架構下，分析現行所提出的水患治理政策是否反而導致台灣背離永續。立基於前述檢討與分析，進而邀集民間團體與各方代表，研擬水患治理的評估指標以及規劃與施工原則，重新思考第二階段的水患治理的策略。 規劃階段的參與方面，可仿效其他地景設計的參與式規劃的方式，邀集居民代表、地方文史以及休閒團體，協助地區水患歷史的建檔。並舉辦焦點小組討論、大型公共論壇與網路論壇，了解當地民眾的需求與對未來的想像，進而擴充水患治理規劃案所涵納的準則，方能優選出較適的規劃方案。然而此階段的公共參與機制，亟需謹慎的設計與規劃，若能借重社區營造的基礎、社區大學以及在地環保團體的力量，利用公開透明的參與機制，方能避免落入地方勢力把持與割據的角力場與提款機的窘境。 執行工程案的全民督工似乎是現存唯一公共參與的方式，但現在沒有預先培力的狀況下，民眾僅能進行些表面的描述，去舉發安全措施與工程品質等的問題。倘若能以河川巡守義工、社區監測網為基礎，主動設計適切的監工評量表，安排系列的課程告訴民眾現行工程中常有的問題，此方能真的為國庫與納稅人的錢把關。 8年，1,410億，1,115平方公里的治理面積。龐大的數字，龐大的利益，也是龐大的威脅，與轉機。健全的公共參與機制，能藉由公共參與程序，可以更系統及全觀的角度，將水患相關問題納入決策，提昇政策的執行效率；指出政策中失當的規劃，減少預算浪費。而公共參與機制也可作為衝突管理的平台，將社群中不同利益相關人針對自身關切議題進行討論，並找出雙贏方案。藉由參與程序，引發民眾對水環境議題的興趣，提昇面對未來流域治理的能力。而水患治理的背後，不僅是水利工程，更是個政治工程。沒有適切的公共參與機制，這筆治水預算，難逃肥肉桶、提款機的宿命，更意味著台灣的生態環境，仍然處於戒嚴與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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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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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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