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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文雄
根據國外和國內媒體的報導，以及來自華府政府和智庫管道的消息，布希政府在干預批評台灣三二○公投一陣子之後適可而止，背後有各種考慮；其中之一是怕在台灣引發反美情緒。以目前狀況來看，華府顯然是過慮了，也太過高估台灣人了。美國會如此擔心，而這一擔心又顯然過慮。這裏有些「有趣」、諷刺、也值得探討的問題。
邀請大家連署 相信社造，2004社區守護網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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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在各界的努力下，社區總體營造已成為翻轉台灣體質的社會運動，安身立命的想像與實踐，在此萌芽、開花、茁壯，讓永續台灣綻露曙光。
然而，展望未來，我們仍需奮力不懈，共同為積累台灣新故鄉的願景，繼續添柴加火…
（全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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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初，台灣的民主化因為國民黨的分裂而看來勢不可止的時候，有些政府就已在嚴重的擔心了。沒有人敢明白反對民主化，但民主化持續進展，如果台灣人民將來有甚麼民主決定（例如或統或獨），而和各該國的利益有所衝突的話，怎麼辦呢？對中國來講，這個問題比較簡單。先說個樂觀其成的場面話，然後定下不得分裂祖國和引進外人的上限。在和沈君山的三次長談裏，江澤民就是這麼說的。
對美國政府來講，事情就複雜得多了。第一，江澤民只須要反獨促統，反正再多說甚麼支持民主的話也沒人會信。華府卻必須全面考慮各種可能：甚麼時候在甚麼條件下防統，防獨，促統，促獨，或勉力「管理」不可能沒有演變的「現狀」，以保留決策的自由度。第二，國際政治上，美國擺出的是全球民主自由最高衛護者的姿態。這種姿態不能純粹是修辭上的，而且美國從早年建國之初也終究「沈澱」出一定程度的民主傳統。這就使得華府玩起兩面手法來，比江澤民困難、複雜得多了。
所以一九九○初起，美國的政府和智庫的國際事務「管理者們」（managers）就開始預為籌謀，考慮如何管理這個新增的變數。尤其是一九九六年具有某種公投意義的台灣總統直選後，問題更是難纏。那一年不同國際事務刊物上就出現了一些論文，用千曲百折的「邏輯」來「砍」（chop）出為甚麼美國必須防衛台灣的民主，但不應支持台灣的獨立的結論，即使這是台灣人民集體的民主決定。（偏統的朋友請不要太高興；如果統派勢力大些，華府也會照其「邏輯」處理）。雖然這個「邏輯」成為後來美國政府的補充加強版政策主調，令人困惑的是當時的台灣並沒從台灣民主主體性的觀點注重這個問題。喊嘆之餘，我曾經在那年為文指出其中的矛盾和諷刺。
八年後的最近，事情變得更加「有趣」而可悲了。國內一般以為美國只對三二○公投有意見。其實熟悉華府的人都知道，美國那些「全球事務」的管理者們是寧可台灣沒有公投法的，因為這又是一個他們必須管理的額外變數。國親一百八十度大轉身而主導公投法的通過，對他們是個不受歡迎的意外；阿扁沒有把公投法第十七條備而不用，更是雪上加霜。不談政治宣傳，如果泛藍私下也認為布希打的只是阿扁的屁股，那就太可悲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當然是，雖然立基於累積長久在全球各地的「管理」經驗，華府總部之擔心過度干預公投會引發台灣人民反美情緒，根本是沒有必要的過慮。網路上多少觸及之外，連反帝為先的左派都沒看到有人站出來分析講話；藍綠都只會對美國的干涉做最體貼的解釋；多數一般公民好像也只會在藍綠之間選邊站。我們不得不問：是
AIT 的情報工作沒做好，還是美國本部在世界其他地區所學得的經驗印象太深了？美國政府的過慮所蘊含反映的又是台灣社會的哪種性格？
我不想提倡任何情緒化的反美。我只是不相信台灣人個個都這樣乖順，而想建議一些可以在這次公投中考慮的理性設計，讓華盛頓的「管理者」們比較難以完全把台灣人看扁了。從這個觀點而言，拒絕領票是值得重新考慮的：太消極也太便宜了華盛頓了。參加投票而全投反對票，或參加投票而反對美國又「俗」又大碗的第一公投問題，就好得多。尤其是後者。贊成第二題對北京說的是：「縱然」有來自專制中國之蠶食的事實和鯨吞的威脅，我們「還是」要尋求兩國和平共存的架構和機制（至少在應然的層次上，這並非不必經過大腦思考判斷的當然之理）。而擊敗第一個問題，除了有對華府傳達消息的好處之外，還可以逼著我們不得不思考在軍備之外，台灣還需要甚麼可以讓中國難以吞嚥消化的「柔性國力」（想想香港，再想想這樣做，台灣對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民主化可以有怎樣的貢獻？）。
當連華府最犬儒的政府與智庫的台灣／中國通都誤會而高估了台灣社會的多元與自主，我們──尤其是努力獨立思考也在乎最低尊嚴的公民──至少總不能讓他們在驚訝之餘還要譏笑：譏笑我們既順了華府的原意，又連表示異議的聲音也都想不到、發不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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