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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介民 (wjm@mx.nthu.edu.tw)
228 守護台灣運動的盛大動員，再次標示著群眾推動政治發展的驚人力量。相較之下，上週日登場的公投電視辯論，未能直指問題核心，且顯得瑣碎失焦。自從陳水扁執意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輿論與政界都膠著在
320 公投的「合法性」爭執。諸多反公投的論述方式也令人擔心，公民投票作為一種公眾參與社會改革的媒介，正在步「民粹批判公式」的後塵，迅速地污名化，使得公投的進步意涵埋沒在政黨爭奪權力的煙幕中。
搶救六龜綠色隧道
-- 土芒果樹
（吳憶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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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看到報紙報導六龜道路（台27號）因應週休二日之車流量，因此路面將全面拓寬。看到這樣之訊息，心中不免擔憂與難過，因這條道路其中一段，即三合橋到林業試驗所沿途皆種植為土芒果行道樹，現已成為一條具地方特色之「綠色隧道」；許多初次來到六龜的朋友都告訴我這條路好美！若是道路拓寬，我們相信這些幾十年的芒果樹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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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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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星期，幾篇傾向支持 320 公投的評論（例如黃文雄、黃武雄、林國明、顏厥安等人分別發表於新新聞週報和中國時報），不約而同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在國際霸權壓力之下，由陳水扁主導提出的兩道公投題目，雖然一開始被認為「多此一舉」、或「屈服美國壓力」，卻可以提供公民藉此機會省思反軍備競賽、揭露軍火利益共生體、以及架構兩岸和平共存的契機。這種觀點提醒我們，公民投票運動其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攸關著持續推動社會改革、建構公民社會的前景。
◆ 公投論述的第一條路線：國家安全路線
公投論述的第一條路線，是把公投視為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議題的延伸。民進黨創黨之初，就把公民投票視為決定台灣國際地位的最終手段。這體現了後殖民地之自決以及主權在民精神，立意甚佳。然而，民進黨以及陳水扁等領導人，並未真誠地推動公投這個處理國家地位的「最終工具」，而是把它當成選舉總路線的一個手段來操作。黃武雄以及許多社運工作者在許多年前就曾經提出，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解決，需要透過公民投票來處理，但由於這牽涉到台灣複雜族群政治與認同糾葛，應該將這個議題導入公眾參與，至少以一、二十年的時間讓社會充分討論，並且將台灣有信心面對任何公投結果的意願公諸國際社會，最後才採取投票行動。可惜這樣的洞見，未能被藍綠兩個主流政黨接受。
陳水扁先是在執政之初錯失了以公投解決核四爭議的契機，而泛藍在民意壓力之下，不得不支持公投立法，甚至提出五大民生議題，最後卻主導定出基層民眾難以提案的高門檻，陳水扁則趁機引用公投法第十七條將國安公投與總統選舉捆綁在一起。這個過程顯現了兩個陣營各自的投機行為，也是目前公投運動陷入國安論述的根源。隨著選情緊繃，加上守護台灣運動的風起雲湧，國安論述成為主流的爭執焦點，也使我們無意中忽略了國安路線隱藏的盲點。
◆ 「國安路線」的盲點：強化兩岸社會對立
首先，中國運用發展市場經濟獲得的財力投入龐大的軍備，以之威嚇台灣，在我們的社會內部造成強烈的焦慮感。飛彈威脅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要求中共撤除飛彈，要求國際社會對其施壓，乃師出有名。然而，台灣的執政者處理這種社會焦慮的方式，是將之簡化為一種內向性的集體意志表達。許多鼓勵民心的宣傳方式，只是對內的信心喊話。
320 公投被當成是一勞永逸的最後一戰，似乎只要這次公投順利舉辦就等於達成「一邊一國、對抗一個中國」。的確，此次公投是歷史首例，必須認真應對，也不應該讓美中等強權看輕台灣的民眾力量。但是，處理兩岸關係是何其複雜的國際問題，爭取國際地位又是何其微妙的長期動員，320
只是一個開端，往後有千頭萬緒的工作需要開展。從這個角度來看，選舉語言必須與公投的意涵脫勾。
其次，國安論述將台灣國際地位的歷史難題，簡化成與中國之間的敵我兩分，有意無意地將整個中國社會與民眾妖魔化。確實，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一種新形態的中國民族主義趁勢而起。朱鎔基在
2000 年大選時恫嚇台灣民眾的惡形惡狀記憶猶新，我們與中國知識界與民眾接觸的過程中，也常感受到一種毫無反思、直接反應式的反台獨論調。但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兩岸是否要在政治軍事的敵對之外，又加上社會的敵對？社會之間的妒恨，往往是隔閡和高傲心態所致。多年前我曾經與一位旅港的中國學者聊天，他提到：「我可以支持台獨，但是你們一些領導人瞧不起中國人的言論令人難以忍受，我們沒有你們說的那麼落後，台灣也沒有我原先想像的那麼現代。」另一位目前在北京教書的朋友，求學期間曾經在南部長老教會機構生活了幾個月，從此改變她對台灣的看法，領會到為何那麼多人有脫離中國的心願。另外一位經歷文革歷練的華裔澳洲學者曾經告訴我：「在科索沃戰爭之後，中國統一台灣希望愈來愈渺茫了。但是，想到台灣從此和大陸沒有關連，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會失去一個可供援引的奧援。」這些聲音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多元性正在萌芽。
除了綿密的經濟交流，兩岸婚姻關係的日益增多，我們一些保守派還在嘀咕，如何將這些新生的多元力量排除在平等公民權的照顧之外，甚至視之為敵國人民。按照這個邏輯，愈來愈多的兩岸婚姻，將會造成台灣內部更嚴重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的矛盾。處理兩岸關係，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問題意識：一個民主、進步、安全而繁榮的台灣發展前景，是否能夠排除掉「中國因素」的影響與干擾，而獨自發展出來？答案如果是否定的，我們則需進一步思考，如何擺脫國家中心觀（state-centered
perspective）的糾纏，而從社會面向突圍。愛爾蘭籍的美國社會學家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在談論愛爾蘭獨立歷程時提醒我們：當國際社會對於愛爾蘭獨立呼聲日漸接納之際，倫敦的英國知識界同情愛爾蘭的力量，也在其中發揮了相當可觀的助力。故而，爭取中國社會各界理解台灣的歷史與心情，是不應逃避、刻不容緩的事業。
◆ 公投論述的第二條路線：社會運動路線
公投論述的第二條路線，就是要擺脫國安路線的糾纏，將焦點轉向社會的層次，以之作為社會改革的觸媒，這是公投的社運路線。上述支持 320
公投的論者，很清楚此次公投若遭污名化，恐將錯失一次難得的歷史機會，因此兩面作戰，一邊批駁反公投的論述，同時從選舉政治的紛爭中脫困。這場「拯救公投」的保衛戰，根本的意義就是在提出公投的社會改革觀。
去年，公投法倉促的立法過程，容易使人誤解是中央菁英在帶動風潮。其實不然。仔細觀察，基層社會跑得比中央快：貢寮早在 1994 年就舉辦了核四案公投；之後幾年，許多縣市連續舉行了生態環境議題的公投；一直到最近的集集焚化爐、以及北宜高速公路坪林交流道的爭議。在公民投票的實踐上，地方早就先走一步，如同在民主化之前，社會上反抗威權的力量早就以「自力救濟」的自發行動爆發出來，之後政治人物才介入運作。中央菁英只是藉這個社會的「勢」，謀取其政治資本上的「利」。從社會運動的發展來看，公民投票提供新的集體行動戲碼（repertoire），所蘊涵的潛在實踐能量是驚人的。就在社會運動趨於疲憊之際，公投這個實踐媒介適時登場，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難得機會。
目前，最需要的是將散布各處的自由偏左政治力量的集結起來，以突破保守的政黨政治結合資本利益的趨勢。這股強調公民權力的力量，由於缺乏由下而上的串連機制，才會不斷遭受惡質媒體的煽惑、以及國安論述的滲透、切割和分裂。欲培育批判性的公眾力量，並不是在中央的層次成立全國性組織即能收效。事實上，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組織往往都難以長期維繫，因為組織者缺乏基層的經營，最後只能在報紙寫專欄、召開記者會、發表連署等活動。草根運動的串連是一個社會學習的過程，也是孕育公民社會的搖籃。反觀解嚴之後的社運組織或左翼政黨，往往未經充分的基層動員即急速躍升為全國性的組織，很快地阻斷了基層的自發活力。而脫離基層的全國性組織，容易迷失在藍綠兩大陣營國安論述的爭議，面臨選邊站的窘境。
公投的社運路線提供一個替代的構想。運動者不應急於在短期間內形成一個全國組織，而是各自在其社會實踐的場域，以公投作為行動的媒介，推行改革，並逐步串連成一個全國性的公民憲章運動。這個運動的內涵儘量不預設討論的底線，讓各式各樣社會面臨的生計、政治問題自由呈現出來。在這個過程，社會當中潛在的利害衝突也必然會浮現。當社會內部的利益矛盾檯面化，經由公開而理性的溝通來尋求共通生活的基礎，真正的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才有可能誕生。因此，從發展公民社會的角度而言，公投應該從社區發展、環境生態、生計等地方性議題開始，逐漸加溫，慢慢擴及全國範圍的政治議題。
◆ 兩條路線的鬥爭：「國安」與「社會民主」的矛盾
目前的國安論述隱含著未經社會深刻討論而同意的團結表象，而社運論述就是要把眼光從國家安全提升到社會安全的層次。當一個社會由下而上產生出自己的改革議程，社會認同便會自然誕生，內部關於國家安全與國家認同的矛盾也比較容易解決。以這個公民憲章運動作為將來憲法修正或制憲的基礎，這樣的新憲法才會有紮實的民意基礎，否則由國安論述主導的制憲，恐怕將疏離更多民眾的參與感。
國安路線本質上是由上而下的選舉動員，使參與者感受到參與歷史事件的對抗快感，但這不是確實的權力感。由下而上的社運路線，則意謂著基層民眾、工會、社區大學、地方文史組織、社運團體有權參與公共議題的決策。公投可以讓基層社會多一種集體行動的選項，用來反抗市場專制，地方派系勢力、以及科技主義的專斷。社區工作者時常受到兩股力量的掣肘︰一個是派系主導地方政治，將公共議題瑣碎化，公共資源私人化、分贓化；另一個則是社區居民的自我中心觀，也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的「鄰避效應」。這兩者在派系支配下，經常結合起來，表現為一種要求回饋金的索賠式社區行動。政府機關與財團企業也很懂得玩回饋金的遊戲，來化解公共工程或大型投資案的爭議。這種惡性互動循環，正可藉由導入社區公民投票來突破。
公投創造一個公共空間，可以讓決策權從政府、資本、和派系的共生體當中解放出來，使公共議題真正地公共化，民眾在參與討論過程中，重新體認到社區事務與工作、家庭生活領域之間的親密關連。這種集體性的社會參與，將使民眾確實感受到自己享有政治的權力。權力感的共同體驗（a
common sense of empowerment），能夠讓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每一份子有權爭取利益、履行其義務，並在充分溝通之後，願意做出讓步、甚至犧牲自身利益成全大團體的必要質素。缺少了這一環，現代的公民社會就欠缺穩固的根基。
以最近的坪林交流道爭議為例，基本上是傳統社區回應現代國家對其無情滲透與剝奪的問題，輿論界卻傾向視之為社區居民不顧公共利益的自利行為。但是，享受乾淨水源和高速公路便利的北部都會居民，是否曾思考過坪林居民受損的利益？再者，目前的公投法除了不合理的連署高門檻之外，也不允許鄉鎮範圍內的公投。那麼，坪林鄉民將如何尋求救濟呢？按照上述的「派系-統治菁英-資本共生體」的邏輯，極可能走回饋金的老路。期望社區居民犧牲自己的利益，需要的是說服，而非收買。收買對傳統社區重建與更新非但毫無助益，反而加速其死亡。一個社區的死亡，絕對不能等閒視之。一個政治共同體是由無數個基層社區構築起來的。試想，如果公民在日常生活的社區，都沒有機會參與決策、共營理想社會，能夠期待大家在國家存亡的時刻犧牲自己的利益與生命嗎？
國安論述因大選而炒熱，選舉過後，就會沈寂一陣子。而公投的社運路線才真正要起步。修改目前這部窒礙難行、不利於社運的公投法，是當務之急。亟需修正的項目至少包括：降低提案與連署的門檻、下放公投的行政層次到鄉鎮級、重組或廢除由政黨分贓的公投審議委員會。然而，我們的眼界不應窄化到純粹法律的思惟。公投是改造基層社會組織的媒介，如何利用靜態空洞的法條，轉化為公眾參與改革的力量，才是最關鍵的挑戰。
公投運動包含了兩種思惟方式，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公投作為集體行動的媒介，在台灣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總統直選。國安論述起源於國族認同以及中國的武力威脅，這是國際霸權強加給我們的歷史包袱。但是，我們的行動籌碼是否只有當面對抗的策略？而被夾塞在國際結構中的選舉政治，是否要一再上演內向性的集體意志表達的戲碼？社運路線的思考，提供我們選擇另一條自主的道路。這當然不會是輕鬆的短線操作。支持
320 公投的宣傳中，其中一個訴求是深化民主。今天台灣最需推動的就是社會民主的扎根。然而，國安論述與社會民主扞格不入，而社運論述才是根本改革之道。我們若要追求一個獨立、安全、而團結的國家，只有致力培育一個具有理性批判、又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公民社會。捨此不由，「中國」將會是我們永遠的煩惱。
（本文曾刊登於新新聞週報 88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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