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為照顧弱勢學生，教育部前日提出「共同助學措施」，新增對中低收入家庭就學補助，其主要內容包括：只要家庭年收入在40萬元以下且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就讀公立學校者，每人每年學雜費可抵減7千元，私立學校可抵減1萬4千元；若家庭年收入在40至60萬元且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公立學校可抵減5千元，私立學校1萬元。根據教育部的統計，這項措施預計可擴大嘉惠近23萬名學子；然而，關鍵在於，這項措施估計每年將多花費21億元，而最重要的經費來源，「將由各校學雜費核撥3～5％支應助學經費，不足的部分，再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

很顯然的，教育部口中的這項「利多措施」，其實是慷他人之慨的作法，表面上是由教育部請客，卻由各校來分別買單。教育部在成本最小化的盤算下，想要達成外部效益的最大化：一來既能博得「照顧弱勢學生」的美名，二來又可將學費上漲所增加的公眾壓力丟回給各校承擔，這個算盤的確撥得既精且妙。

不過，教育部這個算盤要能撥得通，還必須各校願意配合，因此，問題是，如何保證各校願意配合呢？關鍵乃是在於，雖然教育部對於各校在挹注經費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小，但是教育部卻仍然手握著政策工具得以捏著各校罩門：對於學費調漲的核可權。亦即，當國家對教育經費的投入越來越小時，各校透過收取學費來維持運作──特別對於私校而言──便成為一項極為主要的方式；至今，在學費收取的標準上，教育部仍掌控著核可權，因此得以挾制各校配合教育部的政策。我們不就看到了高教司長如此表示：「只有辦學績效卓越、能確保弱勢學生就學及配套措施完善的私立大學，才能擁有這個（自訂學雜費的）彈性，不必每年將調幅報教育部審核。」換言之，如果學校不配合撥出這項「共同助學」的款項，那麼，未來自行彈性調漲學費的可能性就更加侷限。

因此，對於各校而言，反正在「量入為出」的考量下，一部份經費撥至助學金上，那就以減少其他科目的支出來因應即可，受害的還是教學資源最終端的使用者：學生與教師；況且，目前被迫支出的款項，未來還有因自行彈性調漲學費而得以增加的更大「收益」空間來彌補，一出一入之間，恐怕更有賺頭，那就何樂而不為呢！

教育部的這項「德政」，事實上就是一種五鬼搬運法，搬來運去，將所有成本轉嫁至學生及其家庭身上，國家可能一毛錢也不必多付出，卻能賺得照顧弱勢者的美名。教育部，果真要得！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上週於美國紐約的一場公開演講，回應聽眾詢問時公開指稱，「台灣是美日安保的新對象。」相對於先前隱諱不明的態度，日本官方這一次可真的是「說清楚、講明白」了。

不分藍綠，面對日、美屢次放話將台灣納入「周邊有事」定義範圍內，總是一副喜孜孜。過去章孝嚴（今為蔣孝嚴）掌外交部時曾對此表示「歡迎」，並稱許為「很正面的發展」，最有「LP」的外交部，其發言人呂慶龍亦表示，對於周邊國家合力維護區域安全的做法，外交部表示感謝。

當你的鄰居口口聲稱「你家事我也要來管！」，你會讓他插手嗎？從保釣運動到今天的反美日安保擴大，所抱持的信念，言簡意賅──國家內政不容外國干涉。令人不解的是，對外總是千篇一律聲稱「台灣主體性」、「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執政當局，碰到日、美帝強行進駐周邊，未因主權淪喪而悲，反以附庸國家為喜。難道，這就是台灣獨立運動的主體精神？

要將台灣問題當成國際問題，可以！但充做美、日右翼鷹派的馬前卒，卻是犯了崇尚自由民主與被日本殖民過的國家之大忌。南朝鮮大統領盧武炫已經對美國說NO，台灣呢？

日本政壇近年來日益朝向極右翼方向靠攏，尤其自911事件後，給與日本國政府許多借力使力的空間，像是支持沒有聯合國授權的美國攻打伊拉克，同時違反「和平憲法」的限制派兵支援美國的侵略行動。

戰後日本國憲法由美國制訂，因此日本任何企圖擴軍或修改和平憲法的舉動，必然需要美國的同意，日本在與美國一搭一唱間，藉機擴張了軍備不說，還意圖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擺脫二流政治國家的角色；而美國在國內赤字高漲的情況下，更希望日本能夠負擔東亞事務的費用，賦予日本在東亞地區更大的政治空間，美日安保協定擴及台灣周邊，便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政策。

台灣，自然而然的成為美日牽制中共的籌碼，尤其當李登輝之後的政治人物，直接把美日當成宗主國的吸奶嘴心態下，美日更是賣得格外起勁，柯林頓時期的「對台三不」，狠狠重擊甫從康乃爾之行意氣風發回台的阿輝伯一大耳光，應該還記憶猶新吧？

如果說真有什麼台灣人的悲哀，就是台灣人民對執政菁英一再重複、無所顧忌地擁抱美日大腿，表現出一副無動於衷的態度，甘為過河卒子，淪喪國格而不自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