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革命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高涌泉
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其名著《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第二版的序言中有一段話常為人引述:「我們因此應該循著哥白尼最初假設的方向前進。因為(當時)對於天體運動的解釋並沒有令人滿意的進展,而這些解釋乃奠基於天體環繞著觀察者這一假設之上,所以他(哥白尼)就(反過來)試著讓觀察者繞著轉,而星星靜止不動,這樣或許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康德繼續說明:「有關對於客體的直覺這件事,或許我們在形上學中也可以嘗試一下類似的實驗:如果直覺一定要遵從客體的構造,我不了解我們怎麼能夠先驗地知道有關後者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客體(如感官的客體)一定要遵從我們直覺能力的構造,這樣的可能性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困難。」
康德的意思是,與其說人的認知必須遵循經驗,不如說經驗應該遵循人類心靈的本質。後人就以「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來稱呼這種哲學觀點的翻轉。
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的確是文明的一大革命,它不僅開啟了近代科學的大門、顛覆了宗教的訓誨、改變了人類對於自己在宇宙間地位的看法、也誘發了其他學門的進展(如前述的康德哲學)。對於這一場革命的來歷,一般人的了解大致上和康德類似,也就是說在哥白尼當時,托勒密(C Ptolemy, ~ 87-150 AD)的「地球中心說」已經遇上了困難,無法圓滿地詮釋天體運動,所以哥白尼才決心以較簡單的「日心說」取代複雜的「地心說」,以便更精準地描述天體運行。
但是這種「常識性」的看法其實不能令人滿意:其一,名天文史家,如哈佛教授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根據現代天文觀測數據回推十六世紀時行星的位置,並與當時天文學家根據「地心說」與「日心說」所做的計算相比較,發現「日心說」的誤差和「地心說」相差無幾──哥白尼並沒有比較高明。其二、哥白尼和托勒密一樣也得在理論中放進許多周轉圓(epicycle),才能解釋數據,而且哥白尼的周轉圓數目和托勒密的相差無幾,甚至可能還增加(依據某種計數,這兩個數目的比是40比48),所以很難說「日心說」必然比「地心說」來得簡單。
此外,哥白尼革命在科學上的真實意義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今天任何人都知道運動是相對的概念──從地球的觀點看,太陽與行星在運動;反過來,從太陽的觀點看,在運動的是地球,所以這兩種說法只是不同的座標選擇而已。因此就數學的內涵而言,這兩個理論是等價的。既然兩者沒有什麼深刻的理念差異,那麼何來「革命」可言?或許「運動的相對性」在當年還不是人人熟知的概念,所以「換個座標看」還是很震撼人心的事?
「日心說」究竟好在什麼地方?為什麼它能說服高手如克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與加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我從金格里奇的書《天之眼(The Eye of Heaven)》與荷蘭物理學家凡康盆(N. G. van Kampen)的文章中讀到如下(我認為是合理的)的答案:在「地心說」中,行星的運動是這樣子的:行星繞著空間中的一個點做圓周運動(這個圓就是周轉圓),而這個點再繞著地球做圓周運動;所以從地球上看,行星在向前行進之時偶而會調頭而行,然後再回頭繼續向前──這就是「逆行(retrograde motion)」現象。如果沒有周轉圓這一概念,托勒密便無法解釋這奇特的逆行現象。在托勒密模型中,不同行星有不同的周轉圓,這些周轉圓的半徑與相位(亦即從行星指向周轉圓心這一個向量的大小與方向)全部是自由參數,得由觀測來決定。而觀測的結果是這些周轉圓的半徑與相位竟然都一樣!這件事實在「地心說」中是個巧合,無法解釋。
然而這項巧合──即五個行星的周轉圓都有相同的半徑與相位(所謂相位,就是行星指向其周轉圓心這一向量的方向)──在「太陽中心說」中卻是一項可以推導出來的結論,而且這共同的半徑與相位也正等於地球繞太陽的半徑與相位(例如從火星指向其周轉圓心的向量,正等於從太陽指向地球的向量)。在托勒密時代,人們對於周轉圓半徑的大小還不十分清楚,所以不知道周轉圓有相同半徑這回事,而僅知道各個周轉圓有一樣的相位,但是他們卻看不出來為什麼會這樣。「……詳全文」
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2004.6.1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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