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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紀念六四,如果不僅僅是為了趕20週年的流行,就必須處理這20年來自己對於六四的斷裂。
台灣談六四,始終停留在一種「他者」的層次,這是20年來累積而成的不誠懇。如果將1989年6月4日北京爆發的慘案,作為兩岸在之後20年,走向不同政治發展經驗的轉捩點,台灣卻從來不誠懇面對,六四這個巨大的陰影對台灣的影響。
1990年許多操作符號曾被譏為山寨版天安門學運的野百合學運,不到幾年,幾個領導人竄起成為民進黨的政治新梯隊,野百合的精神就慢慢被僅詮釋成自己天縱而來、台灣樂土自生的政治改革運動。國民黨的所謂開明派透過年年紀念六四,與內部保守派區隔,並與民進黨搶民主選票,「假久成真」的可能性卻在2008年重新執政後現形為「王莽禮賢下士時」。
不過真正的問題,則在於藍綠極端派各自所擁有的法西斯。
六四慘案過後,中國更加大力度進行改革開放,讓台商重新找到舊國民黨時代威權發展的熟悉溫床,更大規模扮演起全球分工位置下的中間角色。不論從統一的意識形態建構需求來看,或是從純粹的利益驅動,藍營有太多的政治人物,甘願作為代言人,這當然會將六四鎮壓美化為經濟發展下的必要之惡。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後經過將中共政權等同於中國,這是1990年代台灣獨立訴求茁壯的重要背景之一,但綠營的等式操作也無限擴張,民進黨能張口閉口紀念六四,卻在同一時間,對於可能是中共統治下曾經抗爭、不滿、共謀、畏縮等進入台灣、走到你我面前中國人民,一概打為中國間諜、民族主義憤青、假結婚騙子、搶工作髒工、在公園撒尿的低等人類。
六四及之後在中國前仆後繼抗爭的中國人民,僅有被鎮壓的一瞬間被當作是受害者。隨後,深藍,視他們為該被控制管理以求經濟發展的暴民;深綠,則盡快抹除差異將他們等同於猙獰危險的中國半獸人。這些其實都是台灣面對中國問題時,真正動輒得咎的地雷。
這些都表示著,台灣要處理六四,也得面對自己的問題,否則僅僅是徒具形式的表態及逼人表態大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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