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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工業國家(G8)又要召開高峰會,這次是由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作東,並選擇海龜做為標幟,這個選擇很恰當,因G8是19世紀初期的國際組織型式,只有最古老的海龜才能匹配。由於海龜很聰明,它是否對很少思考當代全球機構的8國領導人皺眉頭?在全球面臨諸多問題下,從H1N1新流感到巴基斯坦史瓦特河谷衝突,從氣候變遷到禁止武器擴散等,聯合國這個最顯著的集體解決機制卻被忽視。
這是可以理解的。聯合國改革是一個令人昏昏欲睡的名詞,外界對聯合國的理解相當貧乏,聯合國在國際媒體的形象是無能的,各國領導人對聯合國的批評多於肯定。聯合國缺乏資源將機密檔案解密,協助其成為某位教授所說的:「當代歷史最為人忽略的領域。」
在聯合國裡,改革總是嘴巴講講而鮮少思考。聯合國曾經改革過一次,那是在56年前,當時的聯合國祕書長達格‧哈馬卓爾德(Dag Hammarskjold)曾重組祕書處。英國政府過去多次提及要改革國際組織,不過,英國政府連自我改革都很困難。但不管國際間的僵局,有人提議應將印度和巴西納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好控制巴基斯坦和阿根廷,但目前這也僅限於提議。
聯合國憲章載明,一群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有能力男女,雖然隸屬於不同政府,卻為地球的福祉而共同努力的概念,如今世界對聯合國的需求遠高於羅斯福、邱吉爾和杜魯門的想像,但卻從未實現。
凡加入聯合國祕書處者,都會進行宣誓,但愈來愈常看到的是,誓詞只是夾雜在身體檢查或退休金選項之間的一張紙。強權國家將自己的人馬安插到聯合國的高位,更加深這種看法。即便這些官員有權指揮10萬名維和部隊或聯合國人道及政治工作,他們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就認知到,在這場偉大和危險的實驗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祕書長應學習贏得各國政府尊重的方法,有時候應該對各國說不。但祕書長的任命操縱在強權國家之手,有時候強權國家會任命一個能將自己置身在道德進步邊緣的祕書長,但整個聯合國已發展出菁英流失、平庸繼續在位的文化。
激進的改革者一開始都回顧過往。還記得一位聯合國官員羅夫‧邦奇(Ralph Bunche)嗎?他曾在塞普勒斯同時與以色列和4個鄰國協商和平,時間長達10年,還試圖拒絕領取諾貝爾和平獎。還記得達格‧哈馬卓爾德嗎?他能在低飛的飛機上,透過駕駛艙的廣播就勸退剛果的分離主義人士,也曾協助聯合國安理會在凌晨4點達成協議,在早上7點指派一項維和任務,然後還好整無暇的出席早上的會議。
這些人捍衛自己的公平性,公平並非中立:聯合國不是紅十字會。聯合國官員採取行動所依據的是普世會員和普世原則所賦予他的合法性,這個合法性若好好利用,可發展國際共識的環境,協助解決因不信任導致日益複雜和擴大的問題。
思考和行動同樣有價值。聯合國官員花了很長時間,才讓各國在布列頓森林達成華盛頓協議,而當前的問題更維艱鉅。聯合國是一個啟蒙價值的象徵,它欠我們第二次啟蒙。在各種概念的激辯中,公平性將是一個強有力的武器。
在國家和生態失靈下,聯合國的國際服務能力將關乎這個組織的生死存亡。重心打造和恢復活力的聯合國,將能提供改善人類犯罪和不幸的獨特資源。那麼,我們應該做甚麼?
政治人物和外交官應給目前的祕書長潘基文一個有面子的頭銜,讓他打包回南韓,讓潘基文連任將是一大疏失;開始尋找有行動力和智慧,足以領導聯合國的人,要求他停止壞習慣和做一些徒勞無益的事情,賦予他聯合國旗下個實體機構董事會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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