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近年來活躍於世界社會論壇等「另類全球化」的場合，擔任發表重要演說的嘉賓，在著作和講稿中對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華盛頓共識的執行者多所批評，也成功預言自由放任的美式資本主義將發生危機，陷億萬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不少人將史氏視為當代反對自由市場的先鋒，對「全球化」最有力的批判者，但史氏日前卻為文否認與澄清，才知原來這只是一場誤會。

第一個誤會是以為史氏反對自由市場，其實恰好相反，他是自由市場的催生者與創建者，深知市場不會自然產生，需要國家或市場外的力量加以鋪陳。這是世銀的「初衷」，也是史氏身為首席經濟學家念茲在茲的課題，如何讓自由市場擴張並健全的運作，而非殺雞取卵的放任特殊利益團體恣意掠奪，才是史氏關心和批判美式資本主義的焦點。他在文中言明，沒有任何成功的經濟體可以不依靠市場，國家強力介入市場，只會帶來更多貧窮。他憂心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對他的誤解，雖然不至於讓老式共產主義再起，但卻回頭擁抱過度干預市場的政策。

第二個誤會則是以為史氏乃第三世界的擁護者，故譽其為當代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不過實際上他始終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史氏強調政府與市場角色的「平衡」，國家機器要有效的發揮調節功能，不能讓特殊利益者團體為所欲為；更重要的是他未言明的前提，即如此才不會危及美國的霸權地位。曾在國際分工下作為美國附庸的東亞國家，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史氏看來是正面而適當，有助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分工形成；然而，如今的中國和拉美雖同樣以國家為強力發動機推行資本主義，卻因為挑戰了美國一極稱霸的地位，而被指為破壞「平衡」。史氏不得不在文章中以非經濟的理由（民主）來責難這些國家的政府，已經逾越了分際。

第三個誤會，是史氏本身的誤解或刻意製造的危言聳聽，彷彿若不擁戴自由市場，就是支持國家干預，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全面國有化，甚至暗示其必然不民主。其實社會主義是徹底的民主，不只在政治上，連經濟上也貫徹民主，由不得資本家獨斷獨裁。當史氏揭露「全球化」的荒謬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察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拋棄史氏開出的處方，尋求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史氏反而緊張了；可知他向來不是先鋒，而是群眾的尾巴。

為何考高中必須擠破頭？因為僧多粥少：學校雖多、但經費充裕的好學校卻少。

從教育資源的角度看，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缺資源，不僅窮學生沒錢讀書，學校也不能增聘教師、降低師生比例、發展補救教學。

沒有增加教育資源的免試升學，只會讓前段生更拚命擠名校、後段生因註定唸免試的「後段」學校，而更早放棄學習。教育大餅縮水，只好把餅堆高。於是，教育部推出「高中職學校優質化」等方案，讓各校爭食「專案」小餅，於是貧校愈貧、富校愈富。

所以，「免試升學」與「增加資源」是一體之兩面，不可切割達成，而需畢其功於一役。此次教育部的12年國教，正是因行政院財政困窘、付不出2百億，所以只提免試，而未提增加兩百億的國教專款。

要逼政府出兩百億，就得問教育責任究應「個人」或者「社會」承擔？前者正是教育商品化的思維，學校考量成本，缺補助就向學生開刀。教育部再假好心，鼓勵學生用學貸來支撐學校。後者，則是坦承適性適所的國民教育是昂貴的、遠非國民個人所能負擔，所以，它必須要用公共化的角度，確立教育資源、社會承擔。

二次基測已進入倒數十天，當看到孩子伏身桌案、埋首苦讀，多少青春皆已荒廢在無謂的考試上？但國中基測推動7年來，各項升學管道，仍以採計基測成績為主、多元能力評量採計為輔，造成許多學生仍深陷考試的水深火熱中。

於是，補習、同儕惡性競爭的慘狀不減反增。而這一切，都是「考試」惹的禍。要正本清源，正是要推動「免試及免費入學」，減輕學生及家長的萬斤重擔。

今日教育部推動「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乃是難得的德政。學生可以透過申請、甄選及登記分發三種方式入學。而大家最關心的招生名額，各類學校的免試入學名額，也將提高：公立高中40％；公立高職與五專到60％；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到70％。

除了量的提高，更需要配套作為質的提昇，是故應強化下列兩點：首先，縮短公私立學校學費差距，增加私校補助，以政府補助取代學生負擔，才能拉近公私校間的學費、降低學費門檻，增進學生就讀私校的意願；其次，深化高中職學校優質化，強化各校特色。

在資源有限下，推動免試升學就是12年國教的第一步，希國教支持者能理性看待。

台北市政府基於節能減碳與推廣綠色運輸的政策目標，花了近半年的時間在敦化南北路兩側規劃了單車專用道。豈料實施不到一個月，就引發開車族、機車騎士、行人，甚至單車族的抗議，認為單車專用道的設計不但危險又造成塞車。

北市府規劃單車專用道的原意，除方便自行車騎士外，還希望藉此解決小客車路邊隨意臨停的行為，希望因為種種的危險與不便利，使民眾被迫改騎單車或乘坐大眾運輸工具。這種藉由硬體設施的變革，毫無其他整合與配套措施，就希望可以自然改變民眾交通使用習慣的作法，是一種工程導向的思維，不但把痛苦加諸於民眾身上，又凸顯出執政單位欠缺人本思考與便宜行事。

推廣綠色運輸、解決路邊臨停問題，難道沒有更為便民、從民眾需求出發的方式嗎？為什麼不能讓民眾因為安全與便利，而自動選擇大眾運輸工具？

同樣的思維展現在興建捷運上。面對捷運通車後，搭載人次不夠高，沒有替代自用小客車便利性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的解決方式就是蓋更多的捷運。依捷運局的規劃，6年後每年都會有一條捷運通車。等到第三階段路線完成後，大台北地區捷運路網將達到270公里，每天旅運量將達到360萬人次，是現在的3倍。

建設捷運成本高昂，已耗費4千億以上的經費，為什麼不先檢討民眾使用率不夠高的原因，規劃出更便民的公共運輸設計？例如，將紊亂的公車系統統一重新規劃，達到無縫接軌的目標，讓民眾充分感受到搭乘公共運輸系統的便利而改變使用習慣，不但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提高公共運輸運量與節能減碳的目標、讓公共建設現有的使用效益提高，更節約成本，減少公共資源的浪費。

建設當然有其必要，但是不能妄想只用工程建設就能解決社會問題與促進城市發展，必須當下就以整體的設計規劃與管理，來解決民眾行的需求，並搭配減少自用小汽車的政策，逐步達到綠色都市的目標。更何況，除了捷運的建設成本，施工期間衍生的環境、噪音與交通成本都未計算在內，顯示出工程思維的不經濟。

從民眾的需求出發，規劃公共運輸導向的公共政策，讓民眾因為安全與便利，而選擇使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可以馬上提升捷運的3倍運量，而不用等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好的大眾捷運系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度適合用來形容這個時代的中國，只是不知道火會往那邊燒而已。

繼湖北石首的護屍搶屍案後，日前廣東韶關港資旭日玩具廠爆發嚴重的漢維工人集體械鬥事件，在多次傳出漢族女工遭維族工人性侵，又不相信官方多次「查無此事」的調查結果，漢族工人決定自力救濟，釀成大規模的群毆混戰，最後造成兩名維吾爾族工人死亡。更讓人心驚的是，就像聲援鄧玉嬌、石首事件，網路上一面倒地稱讚漢族工人維護正義、維族人早就該打該殺等法西斯言論層出不窮。

目前的中國社會秩序，可以說是各種不同矛盾按照權力大小實現自己正義的叢林法則。在珠三角這個世界最龐大的移工區域，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官貪資霸，相應也密集爆發民工們無組織、素樸正義感而起的抗議、堵路、罷工事件，而這種最直接反應式的「正義」，這次卻訴諸種族，造成了這次漢維衝突及之後對維族人極盡詆毀的文字暴力。

族群的確是移工複雜面貌的一個重要部分，移工的自我認同常常不是起於階級，而是來自鄉土源流。至今中國許多工廠在招工時，仍會擬出每個省分的工人比例上限，避免工人容易因籍貫而團結。工人之間的省籍意識則常常出現在對某省籍民工的負面標籤上，漢族間已經有這種情緒，更何況漢族與其它少數族群的相處。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歷史上的移工社會。20世紀初上海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及僱傭勞動形式，吸引了大批各個省分的民工進入，並組成一個個或團結或鬆散的原鄉幫會，他們曾經發動多起的勞資抗爭，彼此也有多次的械鬥，再加上黑社會性質的青幫介入及官商勾結，這中間的轉化，除了是抗日戰爭需求鍛造出來的整體民族意識，及資本主義的作用將鄉土特質消弭之外，中國共產黨應該自知，當年曾花了多大力氣，將移工的原鄉情結昇華為階級意識。

但現在中國社會貌似全面控制，但實際上卻是在許多層面任由權力的叢林邏輯關係自流，共產黨做為權力食物鏈的最上端，本身不再深入瞭解工人意識，僅作為資產階級先鋒隊，打壓第一線接觸工人的維權團體，讓工人無法有累積的集結，暫時穩定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但工人的階級意識型塑淪為空窗，也會讓工人尋求正義時往更多方向流竄。這次韶關漢維衝突冒出的法西斯，只是告訴我們中國工人目前有多躁動。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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