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健保的永續經營，恨鐵不成鋼的楊志良寧可將烏紗帽丟在地上，頭也不回。眾所周知，楊志良是台灣健保的「黃埔一期」，期待與情感自不待言。

楊志良最近的一次離職聲明以「頻繁選舉，禍國殃民」為題，指出台灣因選舉頻仍，讓重要施政停擺，建議以公投方式決議，每隔一年最多一次選舉。

聲明發出後，高層立即有了善意回應。內政部宣布，自2014年起，7種地方選舉將同一年同一日舉行，而總統與立委選舉也將在同一年辦。簡言之，從2014年之後，台灣將邁入七合一的選舉新局。

不可諱言，頻繁的選舉，以及「世紀對決」式的選舉基調，多少讓台灣的施政呈現媚俗式地搖擺或停擺。然而，七合一的選舉壓縮是否對症下藥，就此雨過天青？

一個堪可比擬的殷鑑是：立委席次減半。在2000年，甫執政的民進黨面臨朝小野大的施政困境，復以立法院議事效率不彰、杯葛對立嚴重，遂產生了一波「立院塑身」的席次減半運動。當時，幾乎沒有人認為席次減半不好，因為這多少有助於擇優汰劣，把混水摸魚進立院的立委擠出榜外。

但人們卻發現，立院席次減半與立委品質的提升幾乎是兩回事。席次減半加上單一選區的結果是，更多的地方型政客擠掉了形象牌，甚至基於下屆連任考量，把立委當成里長伯在作選區服務者比比皆是。在「改革」之前，我們常戲稱，因為立委太多所以有很多人叫不出名字；「改革」後，立委雖然變少了，但能被叫得出姓名的立委反而愈來愈少。甚至，當初推動席次減半的人也不乏改口，反身狂批一黨獨大。

量少不代表質精，這是立委席次減半所帶來的教訓。同樣地，選舉的七合一也可能是隔靴搔癢。這是因為，台灣未來真正重要的選舉，僅剩總統、五都與立委三項，餘者不過練兵罷了。這意味了，台灣的關鍵選舉已在制度上實質壓縮。但值得注意的是，壓縮卻不代表能量的消解，而可能是爆發性的蓄積。所謂七合一云云，其實調整不若人們所想像地激烈，甚至可能因此低估它的遞延、集中效應。

與其把施政怪罪於選舉，倒不如說台灣的統治術習於在愚民與娛民之間交互掩護，以致於該為不為，而以撩動常民的反射神經為尚，並據以為民意，囊括選票。選舉無罪、無害，問題只在無人識破這套治國術的花式特技罷了。

左看：健保是福利還是保險

表面上來看，這次健保費率調漲的爭議，在於專業考量與政治利益的不同。前者，是就健保體制的收支狀況來評估調漲幅度；而後者，則是考量一般民眾生活現實壓力與觀感印象的不佳，而壓制了純粹財務考量上的結論。

許多論者認為，作為保險制度的健保當然應該以成本效益、收支平衡為基本考量，否則，在入不敷出的財務虧損下，這保險制度如何運作下去？

然而，我們必須先追問：健保體制應是社會福利下的體制，還是保險制度下的體制？前者，由於是福利，所以，健保制度可以不以收支平衡為最高或唯一準則。社會福利的精神，乃是由社會公共資源來提供給對此資源有所需求的民眾來使用。所以，社會福利的體制運作，如醫療福利、教育福利等，都不會以等價交換、使用者付費、收支平衡等市場邏輯來運作。

既然是社會福利，所以當然是使用者的付出（甚至由於無力付費而是免費）低於成本。而這基本需求的成本上虧損，卻不能由此單獨機構來處理，而是由社會整體資源的規劃來彌補，例如提高資本利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

唯有釐清健保的社會福利性質，我們才能整體規劃社會資源來承擔民眾基本社會需求。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回歸專業考量

近日，衛生署長楊志良先生為了健保費率調漲幅度之規劃與行政院長指示方向有明顯差異，斷然提出辭呈，並引起社會輿論熱烈討論。

一般論者將此辭職事件，視為一項事關重大的公共政策之專業考量與在上位者之政治利益考量，兩者之間的重大歧異與矛盾。也就是說，作為直接管理、承擔健保事宜的衛生署長，楊志良必須以成本效益與資源分配的關係評估，目前健保體制應以何種具體條件來支撐。

客觀上，我們也應就事論事地針對健保之收支、成本與效益的平衡角度，來討論健保費率調整幅度。因為，健保體制並非是慈善事業，即使鉅大虧損也有社會善意、自由捐獻來彌補。

健保乃是保險制度的運作，因此若要健保能維持正常的運作，就必須以收支平衡為前提。若健保收支無法穩定性的平衡，或無法在可預見的未來達到收支平衡，則健保體制就根本無法繼續運作下去。

以此來看，相對於行政院一昧討好社會大眾的版本，楊署長的提議不僅更有現實性來解決行將迫在眉睫的健保財務赤字危機，而且，我們應以楊署長的專業心態來看待這次調漲爭議。事實上，依據楊署長的版本，大部分民眾每月健保費僅需調漲一個便當錢（75元）而已。

陳安君／大學教師

■羅德水（教育論壇）

年底五都市長選舉尚未起跑，已吹皺政壇一池春水，有的卡位不落人後，有的避之唯恐不及，正是一齣官場現形記。

遍尋不著合適人選參選大台南市長的國民黨高層，正勸進教育部長吳清基，不過，對吳的勸進引起包括中小學校長協會與台北市教師會等教育團體慰留。台北市教師會的新聞稿標題寫著「教育不應為選舉服務，本會反對教育頻換舵手」，校長協會則急呼：「為了教育政策穩定發展，我們大聲吶喊『部長，您不能走』。」對於教育團體的慰留，媒體更是以「子弟兵呼籲『留住吳清基部長』」做報導。

教育如果對社會有其意義，應該就來自其多元甚至異議的精神，或許就從以下角度看待來自教育界的慰留吧！

首先，教育這回事也有子弟兵嗎？教育圈不僅重視尊師重道，更重視是否系出同門，於是乎，多少大學系所長期由學閥把持，教育行政體系更強調論資排輩的倫理，問題是，教育這回事也有子弟兵嗎？如果真的有，子弟兵對於師長就是不論所以的力挺到底嗎？教育不是也在於教人勇敢追求真理與明辨是非嗎？在真理與是非面前，所謂子弟兵又該做何選擇？

再者，部長任期長短與教育政策是否有必然關係？教育團體慰留吳部長的主要理由無他，都說教育政策應有延續性，這樣的講法基本上沒有問題，不過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符合專業的教育政策應力求延續，以此觀之，教育部長更迭頻繁固非教育之幸，亦不應把部長任期長短與教育政策良窳直接畫上等號，亦即，要評價吳部長表現，應該還是要回到重大教育政策本身探討。吳部長若應該被慰留，絕非因為部長才剛上任做得還不夠久，而是基於肯定部長的教育政策受到廣大肯定。

最後，教育部長如果是舵手，教育團體的角色又該如何扮演？以「舵手」來形容教育首長，很難不讓人想起威權時期的「英明領袖」或「偉大導師」，台灣的教育政策早已該從昔日的專制中解放，重大教育政策的制定，應著重在政策本身的公共性與專業性，基此，建立廣大教育人員的專業性與主體性，顯然比期待一個「舵手」來得要緊。

教育團體或許還是回到監督教育政策的本務，吳部長的去留，就讓他自己去傷腦筋吧！

■徐世輝（企畫人員）

上週，「國有財產局高價售地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元凶」所引發的爭議，最後在行政院長的宣示下，暫告一段落。此宣示有其政治謀略：房地產景氣即將到頂，屆時，眾人可能會把抑制房價的最後一根稻草，歸因於政府的對症下藥。

不過，業界要如何因應此趨勢？從國外的經驗看來，「綠建築」有出線的可能。

「房地產景氣即將到頂」的說法是全球性的議題，看走眼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金融海嘯發生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tiglitz甚至曾在同行聚會時，承認他的某項房地產投資「賣在半山腰」。學術界對於房地產景氣的成因、何時反轉，仍未形成共識，不過，當事人之一的建築業者，已經開始籌畫解決之道。

從近兩年的國外媒體，大致可以看到，「綠建築」成為關鍵字。房地產業者搭上環保的風潮，開始鼓吹綠建築，許多的產業分析，都將綠建築視為房地產的明日之星，甚至有報告認為，從現在到2013年為止，綠建築的市場至少會成長25％，規模將超過千億美元。建築業的樂觀也影響主流媒體的態度，例如，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所發佈的Greendex指標，就把綠建築視為綠色消費的重要趨勢。

綠建築之所以被重視，有其背景。

首先，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建築、營造往往是經濟復甦的火車頭，人住進房子後的裝潢、添購家具，都會帶動另一波商機。目前的房地產市場需要新的行銷話題，綠建築正好具備這些條件。

其次，對於廠商而言，綠建築是綠色消費概念中，比較具有彈性的領域。相較於其他的綠色消費的嚴格規定，綠建築的規範相對寬鬆。例如，歐盟規定綠色消費品在製造過程的節能比例、使用後的材料回收比例，NGO團體也對於綠色產品有認證規範，這些都與廠商所習慣的自由、無限制運作狀態，存在一定的衝突。但是，綠建築在這部分並沒有一致的規範，例如，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對於廠商則有較多的自由度。

此外，綠建築對於環保人士，也是新的領域。一般的綠色商品，主要是體積小的單品，生產過程也一目了然、容易檢視，消費過程所改變的，往往不是使用者而是生產者，例如，有機蔬果的烹調方式，和一般蔬菜沒有太大不同，真正改變的是農民的耕種方式，而不是消費者。但是，綠建築是個技術複合的商品，環保人士、消費者對於生產者在監督上的優勢，將不同於太陽電池、有機蔬果等商品。

如果這個趨勢成真，這段主流商業吸納環保概念的過程，將會是商業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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