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一開始,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的蔡蕙如主任就開門見山的點出了公民新聞的重要性;由於現在的主流媒體的表現,無法回應民眾的參與,在傳播權擴張的現在,公民新聞是民眾參與的一種體現方式。而在現代社會中,網際網路的發達性,是一般民眾利用媒體說話最常見的管道;但是有許多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對於網路的使用並不熟悉,於是媒觀開始在社區大學開課,從最基本的「技術」教起,再慢慢引導社大成員參與討論公共事務。
南港社區大學教學經驗
接續蔡蕙如主任所提的社區大學,已經在南港社區大學開課好幾年的JADY老師首先分享了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社區大學並不等於是老人大學,學習不分年齡,只有停止學習才會變老,而社區大學是提供大家互相學習成長的地方;在課程的規劃當中,JADY老師說明,除了基本的Office軟體的教學應用,最重要的就是教導學員如何使用e-mail與BLOG,藉由網路功能的認識,讓學員了解正確的網路使用方式(例如:著作權的觀念)。
經過基本電腦技術的教學後,下一步就是培養學員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JADY老師提出,公民記者並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是經過課程上的學習,了解如何以在地觀點寫出報導;在JADY老師的帶領下,南港社大的學員們利用Peopo發表一篇篇公民新聞,讓地方新聞與議題有交流的機會,並藉此培力公民記者,化被動為主動;整個學習過程也拍成紀錄片「我的阿嬤是公民記者」做為成果呈現,此片也在記錄片比賽中入圍前十名。對於JADY老師來說,她認為公民記者最大的影響,就是集結大家的力量讓報導被看見。
板橋社區大學教學經驗
在JADY老師之後,向大家分享教學經驗的,是目前板橋社大的大暴龍老師。其實一開始,大暴龍老師只是被媒觀在板橋社大開課的主題「別讓媒體綁架你的孩子」吸引,而報名成為社大的學員,但是在實際上課參與後,深深體會到,並不是只有孩子,連大人們也被媒體綁架而毫不自覺,於是開始了大暴龍老師的公民記者生涯;但是在初期拍攝公民新聞的一兩年間,大暴龍老師深感孤單,因為整個板橋地區只有自己在拍攝,大暴龍老師希望的,其實是這地區的居民大家都來關心社區的事,所以才決定在板橋社大開課。
開課的最大原因,就是想要找到一些在公民新聞上志同道合的人,不過由於許多來參與的學員沒有基礎,所以課程的設計也是如南港社大一樣,分成兩部分,一是教授拍攝技術,二則是教導學員該如何選擇拍攝的主題,其中第二部分是整個課程的重點;大暴龍老師說,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大家都能從是公民新聞的拍攝,但是如果一開始就這樣告訴學員,可能會嚇壞很多人,所以都是鼓勵學員從自己身邊有興趣的事物拍起,並且強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人際互動,等熟悉了與人和事物的交流之後,再進一步的引導學員接觸公共事務的議題拍攝。
幾年下來,大暴龍老師也因為從事公民新聞的拍攝,認識了許多環保界、勞工界等各領域的朋友,也開始將拍攝的範疇延伸至板橋以外的地區,但是,大暴龍老師仍是希望,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公民記者,因為公民新聞的價值與意義的所在,就是公民參與的力量,靠當地的公民記者實地參與記錄,這是商業媒體做不到的!若每個地區都有公民記者,那這樣的力量將會非常可觀。最後,大暴龍老師也舉公視和公民記者的合作為例,認為這是公民記者與主流媒體結合的趨勢,甚至有時候,公民記者還能引導主流媒體報導的方向,所以希望公民記者不要妄自菲薄。
公民記者與公民新聞的困境
在兩位老師的經驗分享之後,緊接著是開放現場朋友發表問題與意見交流的時間;首先,就有位朋友提出了「公民新聞這樣的地方性公民參與,在未來是否能成為主流?」,這也是許多人在談論公民新聞時幾乎都會提到的問題;而蔡蕙如主任的回應則是,雖然以後的事情很難下定論,但是她引用了苦勞網孫窮理先生常說的一段話:『我覺得我們自己才是主流,我們關心的是環保關心的是勞工,這才是主流阿,現在的那些主流媒體都不關心這些議題,他們才是異類。』來反思「究竟主流是如何認定的?」。
另外,針對公民記者在資源接近性與議題選擇的部分,也有兩位朋友分別提出了疑問;「社大成員都有自己的拍攝設備和剪接軟體嗎?」,「目前公民新聞大多是報導環境空間議題,那如果關心的主題是家暴或用藥等較不是那麼顯見的議題,公民記者該用什麼方式處理?」
關於第一個問題,JADY老師和大暴龍老師都一致認為,對於設備的要求其實並不如大家想像中的那麼要求,只要手邊有一台數位相機,就能開始拍攝,在剪接軟體的方面,電腦裡也都有最基本的moviemaker編輯軟體,所以在技術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蔡蕙如主任也補充到,關於沒有那麼多資源的學員或公民記者,社大和媒觀也都會提供資源給大家使用。
而第二個問題,JADY老師和大暴龍老師回應到,這的確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如家暴的議題,有時連社工都難以介入,若是真的要報導,是必須要很長時間的觀察,用熱誠誠懇的心去溝通報導;當然還是很有可能會遇到對方拒絕的情況,所以這類隱性議題在公民新聞上的報導,仍然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
接著,台大新聞所的洪貞玲老師以長期關注Peopo的立場,提出了對於Peopo的疑問,「由公共媒體(公視)成立的Peopo的平台,是否有讓公民記者更有動力產製新聞,這個平台的運作是好還是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此外,也關心公民記者在個人及組織上的互動,「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在參與公民記者的經驗中,是否也開始有公民記者的『社群』?」
針對Peopo平台,大暴龍老師回應到,Peopo才剛發展幾年,上面的新聞可能會參差不齊,沒有足夠的公共意識,但是因為現在還是成長期,所以這些問題也不能馬上解決,而是應該繼續的吸收公民記者進入,茁壯團體,再慢慢的強調一些東西出來。
至於公民記者的社群,兩位老師都回應到目前仍沒有相關的公民記者團體,但是若能成立一個社團,在參與許多事務採訪時,會比公民記者的個人名義要來的方便許多;另外,這樣的社團,也能促進不同地區公民記者互相認識,彼此交流各自的在地觀點。所以,JADY老師和大暴龍老師都希望未來能促成這類社團的設立。
最後,現場的朋友也好奇公民記者在進行採訪時的阻力問題,「從事公民記者時有沒有什麼阻力?例如容易蒐集到平民意見,但是官方意見會因無記者證而難以蒐集?」。
大暴龍老師則回應,一般人或者是官方、商業媒體大多不知道公民記者是什麼,因此,官方會覺得不用回答公民記者的問題;這樣的情形下也不能勉強,可以選擇用另外的方式去記錄,只要能記錄下當時的狀況就好了!並且官方的記錄有時候不是那麼的重要,在公民記者的報導裡面並不是全然的必要,當然如果官方願意接受採訪也是很樂意的。
在會議的最後,蔡蕙如主任總結到,從網路這樣的媒介作為可能性,是讓一般民眾有機會可以近用;而Peopo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平台,甚至連英國BBC也來取經;而在八八水災時,Peopo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用在地的記者來做即時的報導,荒謬的是,當時的商業媒體也歡迎大家來做公民記者,但只是想獲得第一手畫面做為商業利用;但是真正的公民記者,並不是為了這樣的商業利益,而是學習了技術知識之後,再去接觸公共議題。呼應到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在現在的社會中,應該是建立在一群公民的行動中,由民眾自發性的關注議題,關注地方的拍攝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