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個記者之後
 
地震才過，颱風又來，月底據說還有料想不到的奇災？事情發生在沒人記得的光復節。十多名記者為採訪經濟部水利署才要在瑞芳啟用的員山子分洪道，還在鄰近低窪工地被猝不及防的大水圍困。由於水勢湍急，多位記者險成波臣，台視駐基隆攝影記者平宗正，因協助同業逃生，不幸為洪流所噬。後經緊急搜索，人還送往瑞芳醫院，但急救未成，仍然宣告死亡。成為納坦罹難者之一的他，得年三十，滅頂前念茲在茲的，據說竟還是如何保全攝影機。
 
面對外界質疑，是否因游揆堅持視察災情、臨時取消行程又不告知，這才使記者身陷險境？行政院發言人陳其邁還趕緊出面辯駁。暫且不論其人一番發言給予一般人的觀感如何，游揆總還念伯仁之仁、慨允協辦後事。而各界也對此紛紛發表聲明，除了表達哀悼之意，也呼籲記者要為自身保重。不過，若將時間倒回兩個月前，正當艾利颱風肆虐寶島，見記者風雨冒死採訪、甚至不惜以身試水，社會各界亦同感不忍，一時間，記者工作權也受到空前重視。
 
但弔詭的是，隨著蘋果日報踢爆有記者造假、訛報災情，而部分誇大報導甚至造成部分地區地價下跌，關於記者工作權的討論，可惜也便告消失。是以儘管當時多家電視台對外宣稱人命優先，並指出讓記者涉險還非編輯室政策，兩個月後，當我們打開電視，不一樣的颱風，卻同樣還是記者在風雨中飄搖的畫面－頂多只沒戴蛙鏡、不再游泳泡水。那麼，在死了一個記
者之後，一切還會有什麼不同？也或者，在下一個颱風到來之前，只剩下儀式性的遺忘？
 
意外發生不久，記協做為專業組織，也發出了新聞稿，當中除了提醒記者同業應加強本身的危機意識，也呼籲各媒體從而做好記者採訪安全教育訓練，在交付採訪任務時，也應兼顧人民知的權利與記者人身安全之維護，並且提供充分的意外險保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深表哀悼、惋惜「善盡記者天職，赴第一線採訪卻不幸殉職」的記者之際，「新聞專業」與「意
外」背後的選擇性親近關係，卻可惜似乎未被凸顯－比如編輯室控制及職災的結構因素？
 
這樣的說法或許還過苛？不過，我們若能想見那雙高舉攝影機、卻仍不斷下沈的手，也許，這個事件還給了思索學院新聞專業教育及工作現實的機會。而在勞動權之外，又可以如何平抑導致惡質競爭的失靈媒體市場？或者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有人對於記者之死可以無動於衷？除了台灣特有的剝削生產體制讓人冷感，被人稱為公害、在不當壓力下所產製的新聞，又
給了社會怎樣的再生產環境？死了一個記者之後，這些問題卻會是糾纏台灣社會的幽靈。
 
OUR QUESTIONS:

（1）記者一旦發生職災，究竟可以怎麼辦？
 （2）新聞專業與資本邏輯間的關係是什麼？
 （3）新聞教育與傳播研究與社會有何關係？
 （4）公媒體會不會是終結惡質媒體的方法？
 （5）媒體是否如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真貌？

@媒來稿

俗不可耐的閱聽人
陳小鬼（中正大學電傳所）

我這一生都在佩服人。我的身邊一直充滿那種「好厲害」的人：他們對電影的知識淵博，對音樂的歷史熟稔；對搖滾有狂熱，對爵士有研究；對於電影的運鏡拼貼意象如數家珍，對音樂的流派背景代表性侃侃而談；而我呢，除了看海上花會睡著，聽Bob Dylan還會受不了，你說，我是不是俗不可耐到了極點？我是不是流行文化下營養不良的閱聽人？ 

每每想到所有關於流行音樂是芭樂歌、庸俗物的指控對象，所有關於國片是沒有市場、沒有觀眾的缺席觀影者，指的正是我這種人的時候，我真是既惶恐又不安。惶恐的是怎麼自己好端端地卻被安上這麼大的罪名，好像我應該為台灣的流行音樂與國片市場之每下愈況負責一樣；不安的是那我看（聽）也不是，不看（不聽）也不是，我還真是坐立難安。 

請容許我的膚淺繼續撒野。請容許我代替廣大的俗不可耐的閱聽人發聲。音樂與電影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休閒，但對另外的某些人來說，卻是一種思考；不一樣的目的，也就無須分高低。我們這群俗不可耐的閱聽人想要的，說穿了就只是一種共鳴、一種貼近生活的感覺而已，那些太遙遠的、太嚴肅的假如跟我無關，那麼我的自以為了解是不是一種矯情？你可以說國內的流行音樂都很無病呻吟、也可以說這些歌曲其實只是在強力播送下的一種習慣與接受而已，然而在此同時卻點出了兩個問題：國內的音樂、電影市場，患寡亦患不均。 

寡與不均可說是惡性循環，若真要追究，我倒覺得「寡」是更重要的因素。回首資本主義全面攻陷生活所需的過程，你必須同意：這種大眾化、標準化的商品（亦包括文化產品）生產過程，的確提高了大眾的品味與知識。請先不要撇撇嘴地說「是啊，俗不可耐的中產階級嘛」，因為既然我們都不懂在二十世紀前一般人們的生活是如何，也就不可能懂對於一般人們來說，當音樂、藝術、文學從高不可攀變得垂手可得的那種喜悅與滿足。再來說說某些學者對於文化藝術因此而失去原本的批判與反思意識之痛心疾首吧！這實在是無的放矢。如果粗暴地將這些文化創作者分為兩類，一類是靠文化產品賺錢，一類是靠文化產品賣理想，那你會發現，對於第一類人，上述的指控根本是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打算把文化藝術當作一種批判的管道；對於第二類人，他們的文化藝術並沒有失去批判性與反思性，他們只是孤獨了一點，只是在第一類人的壯大聲勢下，勢單力薄了點。國內的音樂、電影市場顯然是第一類人居多，第二類人也不是說沒有，只是平衡不了天平兩端，以致於大家（罵的人跟被罵的人）都只注意到第一類人，不過我倒是一點都不憤世嫉俗，我覺得國內的流行音樂很有共鳴，而小眾的音樂也越來越蓬勃，從我有次去海洋音樂祭回成差點被擠成沙丁魚我就這麼覺得（好啦，不要再說人家商業化了），我很期待在不寡之後，也可以慢慢轉變不均的現象。在這之前，大家還是有歌聽歌，有片看片，心有餘力，就想想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吧？

＠媒回應之一
說清楚講明白

胡耿維（傳學鬥成員）

陳文主旨在於想談音樂、電影市場的寡與不均所衍生問題，卻談到一半時，就停止了，例如在第三段提及其實「一種貼近生活的感覺」、「說穿了就只是一種共鳴」等等對大眾音樂的形容詞，來說明大眾音樂並非一般認為的俗不可耐，可否更清楚地談一下？如何說明音樂電影的好看與否？這些本屬美學層次，欲要從中探討，必須從文本分析的角度較能看出個端倪。

文中另外提到資本主義讓原本高不可攀的藝術、文學垂手可得，如此「患寡」問題逐漸可以解決，但不均問題卻也留下一個問號，也希望能夠多談一些資本主義在這其中運作的過程與所造成的影響。 

而最後一段為「在這之前，大家還是有歌聽歌，有片看片，心有餘力，就想想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吧？」，其中「在這之前」所指是那個之前？也希望能告訴我們更多一些，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