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11-15》 |
本期內容 | |
◎ 美國傳真:競爭是否能改善學校? | |
◎ 劍橋漫遊:走不到目的地的路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美國傳真:競爭是否能改善學校? | |
譯寫■盧季寧 | |
當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註1)在1950年代首度引用「競爭」這個概念時,它是個備受爭議且引發激烈討論的概念。傅利曼聲稱,教育和許多東西一樣是件商品,透過激烈、自由市場競爭,教育將可獲得不少利益。 這是個相當簡單的概念:家長和學生變成消費者,學校則成為產品,如果學校辦學不佳,家長就把學生換到更好的一間學校,因此好學校愈來愈好,愈來愈大,爛學校被迫改善,否則就得關門大吉。 自那時起,教育選擇權變成美國許多教育改革背後的驅策力量。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註2)、教育券(school voucher,註3)和讓孩子離開失敗學校(failing school),都是教育當局藉由給予家庭更多教育選擇,而讓公立學校受惠的種種嘗試。 但教育選擇權最終還是面臨了某些艱難的事實檢驗。學術研究未必支持這種說法:就讀特許學校或拿教育券就讀私立學校的學生,課業表現會比傳統公立學校學生好。在此同時,學生可自由離開失敗學校的這種想法,也與顯而易見的事實牴觸:「好」學校提供的空缺不夠多,塞不下這麼多轉換跑道的學生,這也引發不少人質疑教育選擇權的效能。 根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Insideschools.org網站站主和數本紐約市最佳公立學校指南作者克拉拉.漢菲爾(Clara Hemphill)指出:「儘管教育選擇權對家長和學生是個不太壞的概念,我們在紐約的經驗卻是,選擇無助於改善學校品質,若要說選擇帶來了什麼效果的話,它榨乾了學校的活力和對辦教育的熱忱。」 漢菲爾說:「我不反對教育選擇權,只是這個市場概念無法運作,我想,紐約市30年來的經驗可證明一切。」 但對許多人而言,教育選擇權仍是教育改革的基礎,一個不容質疑的信念。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亨利.雷溫(Henry Levin)表示:「我認為爭議的焦點應不是選擇或不選擇,而是我們如何做選擇。」 當然,教育選擇權不能被視為只有鐵板一塊,它最好被理解為家長和學生在諸多選項中可做的諸多選擇。其範圍包括發放教育券,讓家長可以利用納稅人的錢為孩子選擇適當的學校,包括私立或教會學校;或者開放入學機會(open enrollment),讓學生可選擇特定區域的學校就讀,如某個學區、城市、甚至整個州。 特許學校或承諾讓學生課業表現更好,以換取較高自主性的獨立公立學校,各自符合某些地區的需求,兩者也各有其支持者或反對者,因此,支持特許學校的人可能同時反對發放教育券。 但即便這波推動教育選擇權的聲勢洶湧──目前,全美有38州有特許學校,預計2010年前,全美各州均可見到特許學校的蹤影;46州開放學區,去年僅有36州──專家警告說,支持這股風潮的學術研究並不多見。 根據美國教師聯盟(AFT)今年9月公布的研究報告,在2003年全國學習成果評量中,特許學校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成績落後傳統公立學校的學生,這項報告令教育界火冒三丈。 有31名學者不尋常地在紐約時報的一則廣告上聯名簽署,批評上述研究的研究方法,並質疑紐約時報未加批判就報導上述研究。 9月初,在紐約時報廣告上聯名簽署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卡若琳.霍克斯比(Caroline M. Hoxby)公布她所做更為複雜的研究,這項研究觀察全美99.5%的特許學校學生。卡若琳.霍克斯比的研究和全國教師聯盟一樣,也是引用2003年全國學習成果評量的成績,結果發現特許學校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成績均超過一般公立學校學生。 但在北卡羅萊納州,其他的研究報告結果與全國教師聯盟的研究一致。杜克大學經濟學暨公共政策學教授海倫.雷德(Helen Ladd)比較特許學校學生和一般公立學校學生的測驗成績,結果發現特許學校學生的測驗成績不佳。 由於各家研究的結果截然不同,我們很難了解特許學校學生究竟表現如何。對許多人而言,隨著布希政府通過的重要教育法案「沒有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日益成熟,這個問題特別令人困擾,因為到了2007年,教育機構將開始對辦學不佳學校施以處罰,未符合標準的學校將得轉型為特許學校。 對特許學校辦學成效的質疑,同樣也發生在公立學校強調的競爭概念上。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路易士.休塔爾(Luis Huerta)指出:「我們正在檢討、但尚未有研究加以證明的問題是,競爭是否是更好的答案。」但休爾塔仍認為,競爭是件「好事」。 在觀察紐西蘭長達10年有關家長選擇和競爭的實驗後,杜克大學經濟學暨公共政策學教授海倫.雷德和丈夫合寫了《當學校競爭:一個必須小心的故事》(When Schools Compete : A Cautionary Tale),就預告了美國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其中包括好學校的空缺不夠。 海倫.雷德表示:「我仍希望我們可從市場為基礎的教育改革中,獲得一些好的領悟。」 美國各州教育協會(ECS)的凱西.克麗絲蒂(Cathy Christie)指出,開放入學機會這個最古老、爭議也最少的教育選擇權,目前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標準。 今年6月,紐約市有1萬2千至1萬4千名學生不清楚他們究竟會讀哪間學校。即便紐約市教育局增加9年級學生可以選擇的學校數目,但仍有9萬4千名爭搶好學校的空缺。紐約市是美國最大的學區,學生有290所高中可以選擇。 對負擔得起學費的家長和學生而言,教育選擇權確實是美國教育的一環。可根據學校品質來選擇居住地的財力雄厚的家長,一旦學校辦學成效變差,也可以立即遷離,而教育選擇權的最高目標是,讓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家庭能獲得同樣的選擇權。 哈佛大學及布蘭迪斯大學教育系訪問教授泰德.西瑟(Ted Sizer)表示:「對我而言,問題變成是否所有的家庭應和中上階級美國人擁有同樣的選擇權,若按目前這套體系運作下去,將使負擔得起的人擁有更大的(階級)流動性,而讓負擔不起的人留在原地。」 亞歷桑納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室主任艾立克斯.孟納爾(Alex Molnar)指出,教育選擇權這個概念根本就有瑕疵,他說,學校是社會機構,不是麥粉盒,把學校當作商品的一種,根本行不通。 賓夕法尼亞州史瓦茲摩爾學院心理學教授,著有《選擇的弔詭:為何多就是少》(The Paradox of Choice : Why More Is Less)一書的貝利.史瓦茲(Barry Schwartz)同意艾立克斯.孟納爾的觀點。貝利.史瓦茲說,教育市場化這股風潮反映出,將市場這個概念視作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已深深滲透美國的文化中。 史瓦茲的研究著重在他所宣稱的「選擇暴力」(the tyranny of choice)上,他說:「對我而言,教育選擇權對教育品質的改善程度,必須足以讓家長認為值得付出代價。」 當教育選擇權是否確實改善教育這個問題,答案仍懸而未決之際,部分人士說,真正令人憂心的是,推動教育選擇權的風潮洶湧前行,且日益政治化,屆時意識形態之爭可能會勝過實際的經驗驗證。 (取材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註1: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50年代,傅利曼在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指出,19世紀後半葉以來建立起來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由於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因為它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以往的改革措施是不會奏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民營化的道路;在這本著作中,傅利曼也首度提出教育券(school voucher詳見註3)的概念。 1995年2月,傅利曼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公立學校:使其私有化》(Public Schools: Make Them Private),進一步提出民營化是改變美國教育現狀的唯一出路。 註2: 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是經由州政府立法通過,特別允許教師、家長、教育專業團體或其他非營利機構等私人,經營公家負擔經費的學校,不受例行教育行政規定約束。這類學校雖然由政府負擔教育經費,但卻交給私人經營,除了必須達到雙方預定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規的限制,為例外特別許可的學校,所以稱之為「特許」學校。 註3: 教育券(school voucher)是傅利曼在1950年代所提的主張,其大意是:政府把原本直接劃撥給學校的教育經費,化成小面額的教育券,按比例分配給適齡學童或其家長;學童或家長自行選擇屬意的學校,交出教育券作為學費;學校再憑學教育券向政府要求撥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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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劍橋漫遊:走不到目的地的路 | |
Celeste | |
從宿舍到系上走路原本來回不用30分鐘,我卻走了兩個小時!因為沿路上遇到一些同學、朋友,每個人一聊就是半小時,而平均每走兩百公尺就會遇到熟人。難怪一個英國朋友說,他常常計劃要去超市,但往往沒去成,因一路上遇到太多人,沿路聊天的結果,最後不是超市關門了,就是去朋友家了! 這是我喜歡與不喜歡劍橋的地方,因為「小」,所以常常遇到同學或朋友;也因為「小」,想聊天時,出去走走,一定會碰到許多人,尤其巧遇久未謀面的朋友,更是莫名興奮;但也因為「小」,缺少了一種所謂的「匿名性」,偶爾心情不好走到外面,想一個人靜一靜,碰到朋友卻要強擠出微笑,反而更痛苦! 或許這也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難吧!這幾年來,台灣很重視所謂的「社區營造」,希望更多人關心社區的事務,立意很好,但很慚愧的,我自己似乎做不到也不想做。疏離帶來的自在,似乎是台北吸引我待了這麼多年的原因! 台北人多,彼此之間雖然冷漠,對我而言,這種「匿名」的保護傘讓我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情緒,因為沒有人認識我,做出任何愚蠢的事就不那麼尷尬。快樂時,在路上、捷運內或咖啡廳輕聲哼著歌;難過時,在誠品看著書、聽著音樂,隨著音樂任眼淚自由揮灑,反正沒有人會注意我。一個小時後擦乾眼淚,整整衣裝,生活又可以重新開始。在台北這個大都市,情緒似乎很容易找到舒緩的出口。 我是鄉下小孩,對於劍橋這樣的小鎮風光,沒有太大的不適應,甚至剛開始在劍橋生活的那幾個月會很享受很這種感覺。但隨著待這兒的時間愈久,認識的人愈多,我感覺「自在度」似乎在降低中。尤其人際網絡之中的複雜與是是非非,在這種小地方的傳播速度更是嚇人,於是我開始逃避「圈內」的活動,也沒有動力再認識點頭之交的朋友,只想重拾那一份自在。 減少「圈內」的活動,於是我往圈外發展。我參加了劍橋社區婦女資源中心的課程,參加的人許多是「圈內人」的老婆或女朋友,辭掉原本國家的工作,到劍橋來陪讀,只有我是因自己的目的到了劍橋。這個「圈外」似乎很難成為一個另一個「圈內」,因為她們的重心都在先生及男朋友身上,自己的上課時間安排都要配合先生或男朋友的作息,因此似乎沒有人提議下課一起去喝個咖啡之類的。這樣鬆散的圈外是我需要的,只是另方面來看,這樣的現象真是帶點無奈! 我擅於社交,但我不愛社交,只喜歡輕鬆的跟好友閒話家常。心情好的時候,一條平時40分鐘就可以走完的路,走了5小時,站著聊5小時,對我而言絕不是問題;只是心情不好時,只想把悲傷留給自己,在恢復之後才會想見人,或許這是天秤座的特性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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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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