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在安全無問題、各國元首政要貴賓雲集、表演空前盛大壯麗之下，基本上做到了最近5、6年再三強調的「與國際接軌」。在國際友邦、友人與西方媒體都滿意之下，倒是大陸不少網友，溫和而率直地批評：太迎合西方了。

這個網路意見，當然不是民族情緒，而是可能比民族情緒更深沈的東西：民族性的問題──嚴格一點地說，5千年的炎黃華夏的個性，從來沒有這麼矯揉造作過。雖然，矯揉造作現在是「世界主流」，全球沒有一個國家、地區不趨之若騖的，而且越是矯揉造作，就越受到矯揉造作的西方矯揉造作式的歡迎。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中產階級文明漸漸籠罩了地球的一切。而西方中產階級最大的特色，就是矯揉造作，表現於他們最喜愛與擅長的：公共關係。

公關與外交類似但並不相同，後者以目的主義掛帥，本質剛性而偽詐，蘊涵謀略與衝突。公關不能算欺敵或偽詐，而是為求共存共榮而做作，並有自我表現與享用的一面。其矯揉造作，是力求在有形外交折衝的極限之外，另闢一片和諧與衝突對立的、共生共同發展的天地。

1896年誕生的近代奧運，就是在當時19世紀末，歐洲各種對立衝突已到外交解決的極限時，公關文明登場、開啟新型國際和平運動的產物。它與古希臘排外性、宗教式軍國主義本質的上古奧運，完全不同。1870年普法戰爭大敗的法國，為化解此戰次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後的軍國主義壓力，英國由地中海北上，藉支持希臘抗土而切入大巴爾幹地區，對奧、俄、土三帝爭雄，醞釀出英、法合作，利用弱小希臘的上古奧運文化遺產之名，而開創近代奧運會。它與當時歐洲流行的音樂會、畫展、文藝沙龍拍賣會、博覽會、交易會、貴族舞會、證券行……同為中產階級社交的公關活動，而排除了上述諸會的狂歡、奢糜，摻入了國家教育的體育精神。

經過百餘年的演變，形成國際社會中的定期國家體能交流展示會，並且因競技獎牌與記錄，而成為國際文化交流與公關的重要標記符號，具有促進國家形象地位、以及帶動國家經貿活動的功能，而被國際社會逐爭主辦權。

北京主辦本屆奧運，在最近6、7年來公諸於全世界、都看到與瞭解的「與國際接軌」，以及帶動一部分經貿發展之外，值得深入注意的是：奧運作為西方中產階級公關文明這件事，如何進入中國？

以新加坡李光耀的看法為首，最近國際上以及大陸內部，都有一些聲音探討「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問題。公關文明在西方工業先進國，是先有中產階級，成熟之際才演變出公關文明。現在，北京奧運的光輝，顯示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尚未形成之前，已經先「國家級」的引進了西方公關文明。就某種意義而言，似乎略符合孫中山先生遺訓的「迎頭趕上」。

然而，公關文明能否在其母親中產階級之前形成，可能是另一個可探索的課題。而中國可能或應否形成中產階級，這個重要問題，在京奧之後，不再容許中國人自己不積極討論探索了。

國際左翼學者，阿敏，向來對反全球化資本主義不遺餘力地批判。他不僅在理論知識上提出一以貫之的論述，更在政治實踐上，積極串連全球各地第三世界的人民或激進左翼份子，組織世界論壇，尋找超越資本主義之另一種可能性。

這次阿敏到台灣來演講座談，除了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外，另一個深具意義的主題，就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簡單的說，作為一個激進或真正的左翼者，我們應如何掌握、詮釋民族主義？它對於跨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有正面意義的嗎？

以歷史的經驗來說，上一世紀兩大左翼運動的革命，1917年的蘇聯革命與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革命，都與民族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

前者的革命領導者，如列寧、托洛茨基，都是以左翼運動的階級利益來看待民族主義。一方面，他們不會以偏狹的民族意識來將民族國家看作為最高運動目標。另一方面，他們則主張弱小民族的自決權，包括獨立與否的權利。

在飽受帝國主義欺凌下，第三世界民眾會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認同，是合理與正當的。但，如果將一切弱小國家的社經矛盾都歸結到民族矛盾，這就明顯違背了資本主義的客觀事實。民族主義是無法解決更談不上取代階級矛盾的。

只有以階級運動來帶領民族解放，而非相反。

國際知名左翼學者阿敏，這次來台演講座談的主題，環繞在反全球資本主義與第三世界各弱小國家的歷史命運上。

簡單的說，即全球資本主義是由少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運作的，在過去它以帝國主義壓制第三世界，而如今則以新殖民主義方式來運作，來發展當前的全球化資本主義。

針對這現實，在過去，尤其是1945年的戰後，乃是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共領導的民族解放之模式下，各地紛紛走上民族國家獨立的抗爭道路。他們大都打著反美帝、爭獨立的旗號來擺脫自己過去被殖民者的地位，繼而以農業革命、工業自主的方式企圖來走出自己的前途出來。

然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美夢未能持續太久---至少在經濟發展上，是不成功的。

凡是高喊民族主義、厲行鎖國經濟發展政策的亞非地區的第三世界各國，在堅持一陣子後，無不紛紛轉向於市場經濟，再度更深入地融入於先進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

不論是50年代與美國打過韓戰的中共，或是60、70年代打過越戰的北越，到了本世紀，無不前仆後繼地跳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成為先進國商品生產的廉價勞工供應地。同樣的，南美洲的各國如巴西，在60、70年代採取了工業自主發展的策略，卻淪於失去的十年之歷史教訓。

民族主義是不能與現實利益劃上等號的。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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