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外電報導，世界銀行的行長佐利克與首席經濟學家林義夫聯名投書紐約時報，呼籲中美兩國共同合作努力，克服金融海嘯所引發的經濟危機。這個投書指出，只有這兩個國家才有能力，把世界經濟從嚴重的蕭條深淵中拉拔上來。美國雖然是金融海嘯的發源地，但是整體經濟體質還是比較強壯，而且受害程度反而不如歐盟、東歐、拉丁美洲與亞洲新興國家嚴重；而中國的總體經濟實力雖然還比不上日本，但是它擴大內需的潛力卻是遠大於日本或其他任何國家，同時中國政府的國債比率低，財政相當健全，有充分的能力進行各種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復甦。投書的這部分見解，表達了世界輿論的普遍看法，我們也認同。

但是，世界銀行的投書在分析經濟危機時，指出中美兩國在經濟結構上都有問題：美國過度消費，而中國過度儲蓄。投書認為，兩者都會促成經濟危機。因此，世界銀行呼籲美國要減少消費，而中國需要刺激消費，減少儲蓄。

美國過度消費以及中國過度儲蓄，顯然都是事實。但是，中國過度儲蓄真的是金融海嘯的主要因素嗎？儲蓄如果會促成經濟危機，那麼節儉就不是美德了？中國提高消費水平真是就是克服經濟危機的良藥嗎？對此，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源自中國對外貿易的多年巨額出超。但是，歷年外貿所累積的利潤並未全額儲蓄起來，而有相當的比例用於擴大再生產。正因為不斷地擴大再生產，才能維持過去中國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中國的高儲蓄率並未阻礙資本的循環與擴大；它的高儲蓄額主要來自社會普遍的儉樸生活。誠然，高儲蓄率減少了中國的內需。但是，內需所佔的比重並不特別高，並未阻礙資本的循環與積累。凱因斯經濟學提出過度儲蓄會導致經濟危機，這個一般性的原理不能教條地套用在任何情況。

中國如果提高內需，誠然會有助於克服經濟危機。金融海嘯引發的出口衰退，可以藉由擴大內需而彌補。但是，這應該來自中國大量低收入人口提高收入，而不應訴諸中高階級的擴大消費以消耗她／他們的儲蓄。過度的消費只是經濟危機的鴉片。它或許可以緩和當下的危機程度，卻不能根治問題，而只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正是過度消費，才造成美國今日的經濟危機；而美國之所以形成過度消費習慣，其實源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當時，羅斯福總統依據凱因斯理論鼓吹消費，終於發展成今日的過度消費習慣以及連帶的經濟危機。

總體而言，過度消費以及分配不均，才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本因素。不分青紅皂白地刺激消費，充其量只有短期的效果，而且往往以醞釀長期的另類經濟危機為代價。更重要的，過度消費總會嚴重製造污染，破壞環境，消耗地球有限的天然資源。人類不應為了短期的經濟危機而增加地球的負擔。節儉還是美德。

雖然勞委會要求無薪休假需要勞雇雙方合意且簽訂書面協議方能為之，而且放無薪假後的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基本工資，但事實上，勞工是否有能力拒絕不照規定行事的雇主，是不無疑問的。

實際接觸事業單位後發現，面臨到這種深不見底的經濟緊縮，以及不確定能否找到更好工作的情況之下，勞工對於雇主違反規定的行為普遍是忍氣吞聲，甚至有雇主對於有勇氣「發聲」的勞工也敢直接回以：「這個工作你若不要，外面還有一堆人搶著做，不高興你可以現在就走。」依照目前的情勢來看，雇主的確沒有說錯，現在外面失業的人確實非常多，多到連勞委會的失業人數預測都可以與實際數字出現16倍的差距。然而忍氣吞聲所換來的不是令人安心與信任的工作環境，反而造成勞雇雙方彼此的猜忌與緊張，以及有人曾提及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消失。

台灣經濟之所以從1970年代起的突飛猛進，有相當程度是因為台灣擁有順從聽話且高素質的勞工，當時大家都有工可做，都有錢可賺；現在，台灣的廠商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境，台灣絕大多數的勞工仍然是順從且聽話的，因為不聽話可能會沒工可做，沒錢可賺。這是台灣勞工的宿命嗎？

從去年底開始，無薪休假一詞沸沸揚揚地成為台灣勞動市場上的一個新名詞。官方說法從原本在勞資雙方合意的情形之下工資可低於最低基本工資，轉變成不得低於最低工資的說法，把雇主原本想要藉無薪休假來保存優質與充足的勞動力、盡到不裁員的「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可降低經營成本的如意算盤給打亂了，也直接造成雇主寧可選擇依勞基法第11條資遣勞工，以避免給付後續成本較高的基本工資。

另外，這些老闆面對詭譎的經濟前景，對於經濟發展的預測也變得捉摸不定，最經典的就是鴻海的郭台銘先生，對其日前所聲稱景象比想像中還要壞3倍的說法，言猶在耳，並據此裁減相當數量的派遣、定期契約勞工，最近就又因「大陸急單」湧現，立即召募5％的勞工，並改稱景氣沒想像中的差。這情況顯示在這一波經濟不景氣中，企業出現了一邊裁員一邊加班的怪異現象。探究其因，還是導因於企業主對於經濟發展前景的不可預測，所衍生出來奇特的企業生存因應之道。

該高興嗎？在這惡劣的大環境下，台灣的雇主展現舉世稱羨的彈性並發展出難得一見的經營策略；該無奈嗎？台灣的勞工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裡成了被雇主動員使喚的人。

大半個月前，美國「鷹派」新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亞洲四國，在日本、南韓大談媽媽經與戀愛經、訪問總統歐巴馬的印尼母校小學、在北京不談西藏人權（以「配合」臨別前叮嚀中國再買美國國債）……從頭到尾的鴿派表演之後，上週亮出重大底牌：3月6日她與俄羅斯外長在瑞士日內瓦會晤，贈小禮笑談之中，雙方表示將重新簽署「戰略核武裁減條約」（START），俄外長特別強調這是後冷戰以來第一次。這是3年前小布希的國務卿萊斯在莫斯科盛氣凌人撕毀美俄限制火箭條約以來，歐巴馬對俄戰略的重大「改變」。

此事的背景因素十分複雜，現實上美國有兩點不得不軟化的理由：一當然是在金融空前危機與經濟持續惡化之下，國防經費捉襟見肘；二是去年8月俄對喬治亞動武使歐盟變成「紙老虎」之後，迅速轉向支持俄，而迫美放棄在波蘭、捷克布署反飛彈的計劃，歐巴馬上任後設計了眼前這個極高層的美俄戰略和解，掩護即將放棄反飛彈計劃的退卻。

美、歐西方本位戰略觀之外，其次才考慮對全球的副帶作用，可能緩和三個方面的「核武緊張」局面。第一當然是北韓在歐巴馬上任之前就開始的新強硬姿態，在美國目前有求於北京的銀彈，而不好再央求對北韓核彈問題助力之下，只好打俄羅斯牌了。第二是最近歐巴馬一方面不斷放空氣要與伊朗談判；二方面又對俄表示願合作解除伊朗核武發展，現在乾脆祭出START大旗，使以色列也打消對哈瑪斯後台伊朗毀核化之念。第三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新緊張情勢，以及巴基斯坦政局不穩之中，降低這兩個次級核武國家的核危機。俄外長還特別調：希望「所有核武國家」能加入美俄減核行動，是對美國的配合姿態。

至於在實際裁核談判的種種細節上，俄外長又特別引述其總統麥維德夫的看法：應該具有前瞻性，而包括核武所有各型投擲載具在內都要裁減。這個說法，藏了一著歐巴馬的暗棋：目前因經濟問題使蒲亭在俄聲望大跌，並引發其「傀儡」麥維德夫漸不服而開始有些對立之際，把美俄核武戰略談判押注在麥氏身上──將來正式簽約俄方是總統而非總理，對蒲亭聲望又是一個相對挫勢。

當前嚴重的經濟衰退顯然將會有一段時日，而且它不會自動消失，而完全要看我們如何去因應來解決台灣社會的根本危機。

在當前資本主義的體制下，若依市場經濟的條件與格局來運作，台灣實際上能夠應變的選項不僅不多，而且都是治標不治本，恐怕難以真正扭轉局勢。

例如，政府在早已節節高漲的赤字預算基礎上，不惜血本地當散財童子提供8百億的消費券來刺激消費，但若以總金額來評估，這不過是台灣全年生產總額的0.7％而已。這場全民消費嘉年華的結果，當然是不可能在實質上提升總體經濟的。

另一方面，政府在投資上，雖然邁出了相對正確的一步，宣稱要在4年內擴大公共投資5千億，但由於這是在資本主義架構內針對提高私人資本投資意願而運作的政策，則它的下場也是可想而知。

簡單的說，今日台灣或全球之所以會投資不振，根本原因在於總體的平均利潤率正朝向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全球金融市場的崩盤更是戳破了過去長久以來以金融炒作支撐資本運作的泡沫。在這客觀大趨勢沒有實質轉化前，擴大公共投資也不太可能帶動私人資本的全面投入，或帶動經濟復甦。

那麼，難道台灣社會就只能束手無策嗎？活在鉅大失業恐懼的陰影下的大多數民眾，沒有可行的自救手段嗎？

面對這恐怕是自資本主義發展以來之最大的全球經濟危機，事實上，在全球第三世界以及先進國的特殊區域裡，許多弱勢民眾早已悄悄地在現實經驗範圍內，逐漸摸索出另類的經濟生活。

簡單的說，這就是局部性地擺脫市場商品交易、私人資本獲利模式，而改以針對民眾自身的迫切需求，而以社區運作的形式，相互援助或以彼此之間的勞務交換來滿足生活所需的經濟活動。

例如，在一個有一定熟悉度的社區裡，有的民眾聯合起來團購民生物資，以有效降低生活花費。有的民眾則以集體合作方式來照顧、輔導彼此的小孩（類似都市的安親班），或彼此輪流代為購買生活必需品等等。

其次，民眾之間開始相互提供各自特殊的勞動服務，來換取現實生活中的需要。例如，你幫我照顧家中的長者，我幫你家中的小孩輔導功課等等。

這些直接交換服務的經濟活動，雖然還只是剛剛萌芽出現的非正式經濟活動，數量還極微少，它也不可能成為未來整體社會的基本社經體制之典範，然而，它卻昭示了一個極寶貴的真理：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不是積累資本、不是私人獲利，在最關鍵的時刻裡，經濟，就是要滿足人類基本而必要的物質需求。哪一種體制能以最公平而有效地方法來達成這根本目標，這體制才是最合理的經濟制度。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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