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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韋伯（特別強調國家的「領域性」）和逖利（Charles Tilly） （強調統轄領域內擁有自主權）等人對現代國家的定義，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作為一個國家，殆無疑意。從幾個指標來看，台灣的政府，都與現代國家的條件吻合：民 選中央政府、司法體制、財政與稅收、軍隊組織、在其統治領域內壟斷合法武力等等。
再看國家統轄領域與實施民主之政治社群的重疊程度。中華民國實際統轄台澎金馬領土，而這些領土都實施同一套選舉民主制度。從以上兩個角度觀察，台灣確實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主權獨立民主國家。
但 是，有幾個因素，讓台灣的主權性質產生模糊，並影響其國家界線的明確性。第一，在當前國際政治體系中，台灣不被強權承認為主權國家。國際強權承認、默示、 不挑戰、或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主權的宣稱。第二，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國大陸為其法定領土的一部份。李登輝曾經在1998年宣稱台灣 與中國乃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是在巧妙地「劃清」台灣的國家實際統轄領土範圍。馬英九在2008年說，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地區與地區關係」， 則再度模糊了台灣的「國家界限」。第三，在「國族認同」議題上，台灣有部份人民，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或不反對與其在政治上統合。就這部份人民而言，台灣 的國家界限乃應統攝到中國的領土範圍。由於上述因素，台灣的國家定位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懸疑、未決狀態。
延伸前述林茲與史特班的理 論觀點，台灣的國家定位的模糊性，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外部的、領土疆域的範圍，因為北京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而產生爭議。另一個是內部的、國族身分與民族主 義的競爭。前一個問題是兩個國家 (state) 之間的領土宣稱與主權爭議。後一個問題則表現為國家內部 (intra-state) 族群政治與國族認同的爭議。因此，當我們說，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註4） 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 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這兩個問題，對台灣而言，本來可以分別處理。假如不存在外部的主權受挑戰，內部的認同爭議，隨著 社會民主化、族群和解、以及新生世代的成長，將逐步導向「生活在台灣」的現實共感。因此，國族認同分歧並不必然會導致論者引以為憂的「民主內戰」狀態。但 是，由於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地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兩者糾結不清。2000年以來，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危機，即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要克服這個難題，必須先準確評估中國因素的演變。
三、中國：灼熱的存在
1949年以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演變，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 一階段，冷戰時代兩岸全然阻隔。中國這個意象，被專制統治的國民黨以「中華道統」的論述壟斷。在此階段，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地區，是抽象而遙遠的存在。國民 黨政權在美國的保護下生存，並宣稱代表整個中國。國民黨的教化機器灌輸人民這樣的大陸情狀：飽受貧困、鬥爭、封閉所蹂躪的「神州」。同時透過反共意識形態 塑造對岸為「共匪」形象，藉此增強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合理化」白色恐怖政治。對於老一輩抗拒國民黨統治的左翼人士而言，國民黨乃是右派法西斯政 權；對於信仰本土價值的人士而言，國民黨則是具現了中國政權的專制統治。然而，吊詭的是，如今國共已經再度合作，冷戰時代國民黨的右翼政治與反共教條，卻 在台灣社會留下相當普遍的、保守的階級心態。這樣的「恐共心態」延續至今。
第二階段，後冷戰初期 (1970年代初期 -1990年代中期)，以中美和解為初始點，緩和了東亞地區的戰爭威脅。國民黨與中共之間激烈的「中國代表權」之爭塵埃落定，北京被國際強權承認為中國的 合法代表。面臨國際地位危機的國民黨，陣營內部出現了「革新保台論」。兩岸之間的主權爭執，隨著美國對台外交承認的撤除而浮現於台灣政治舞台。1980年 代，在蔣經國統治的末期，台灣與中國大陸恢復交往。1987年，蔣經國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其實，少數台商在開放探親之前就已透過第三地到大陸投資。八十 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灣資本紛紛西進中國，牽引大規模的工作移民。這個階段，也是台灣民主化的啟動階段，抽象的中華道統，淡出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光譜， 現實感逐漸回歸日常政治場域。（註5） 這個階段，脫離毛主義統治的中國，展現出「全民皆商」的景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通過西進資本的操作，「大陸熱」在1990年代早期經常登上台灣報紙 頭版。中國因素具體浮懸於海峽上空。
第三階段，中國崛起 (1996-)：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隨著經濟實力展現出來。1997-98年，中國渡過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在反恐戰略上 需要中國配合。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使其擁有國際金融操作的槓桿。其潛在的國內消費能力，吸引世界資本的目光。2002年，中共十六大順利完成接班，顯示 這個後極權主義體制的韌性。這個階段，幾十萬台商與台灣外派人員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台資群聚地區，形成社會經濟網絡。
總的來 說，中國崛起，應該放在後冷戰國際政治體系強權結構變化的趨勢中分析。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中國飛彈軍演威脅，是個轉捩點。這是北京政府在後冷戰階 段，第一次挑戰美國在東亞的獨霸地位。對台灣而言，1996年的總統選舉是否能夠平安順利舉辦，攸關民主政治以及更重要的「主權在民」原則的確立。由於美 國強勢軍力的介入，解除了海峽戰爭危機，然而，正因為這次危機，台灣社會第一次切身地感知到中國具威脅性的、巨大的存在。此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容貌 開始具體化、實體化，進而感染到台灣內部的政治論述與政治競爭。也是在這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之後，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雙重難題交疊呈現：北京對台灣的領土 主權宣稱，以及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與一個日益「炙熱」的中國因素，交熔在一起。從短期效果來看，1996年的總統選舉，使台灣確立了主權在民的實質 獨立國家地位。正因為如此，北京才會擺出不惜一戰的威脅姿態，試圖阻擾台灣的民主進程。就長期效應而言，從這一年海峽危機開始，中國因素具體影響了台灣的 政治生活。
「國家認同」的困擾，從此變成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國家認同不僅是「內生」的問題，同時也是「外鑠」的難題。困擾我們多年的 「藍綠爭議」，其實是「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一個副作用， 這個集體焦慮所導致的社會能量虛耗，固然有族群權力競爭、國族認同分歧、政客煽風點火的因素，但其本質是地緣政治的 (geopolitical)、結構制度的動能。汪宏倫從制度論的觀點，曾經精確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意符 (signifier)，其意指 (signified) 已經被對岸所先佔 (preempted)，而『台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指稱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種種阻撓，使得台灣的政府與人民，僅僅是為了 『如何指稱自己』這件事，就得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 （註6）
「中國」，由遙遠、抽象、朦朧的，高掛在海峽遠方的存在，日益貼近台灣生活的現實，炙熱地貼靠我們身旁。
註解：
* ?本文是由一份圓桌會談引言稿發展而成的。「民主社會如何可能？解嚴20年來臺灣經驗的反省」圓桌會談，2008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所，2008年12月13日。作者感謝廖美、陶儀芬、吳乃德、郭宏治、汪宏倫、錢永祥、張貴閔、彭昉、曾嬿芬等人的修改建議。
?1.?Stateness 不容易找到一對一的中文用語。在此處翻譯為「國家條件」，但在本文其他語境中有時則翻譯為「國家地位」。Linz an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Chapter 2?.?
2.Linz and Stepan (1996: 19).
3.這個命題用英文表達是：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vereignty-incomplete country”。
4.這個概念用英文表達是：“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
5.蕭阿勤將1970年代的台灣菁英，稱為「回歸現實」的世代。參見《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年。
6.汪宏倫，〈國族問題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脈絡與怨恨心態〉，收錄於王宏仁等人編輯，《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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