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處在歷史變化的交會點上。2008年五月「二度政黨輪替」之後，馬政府展開新的大陸政策。海峽兩岸的政策互動以「國共平台」為媒介，迴避對 等國家模式的協商，引發諸多疑慮。加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維安過當侵犯人權的爭議，使得兩岸的「國家和解」之途，一開始即蒙上陰影。「中國因 素」正在沁染台灣日常政治的運作，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前景的互動方式與節奏，格外需要謹慎對應。中國因素由外而內，貼近到台灣 的現實生活。如果這個社會不願意認真看待這正在發生的情勢，不但會錯失形塑良性中國政策的契機，社會內部藍綠分歧可能加劇惡化；甚至，台灣作為一個具有自 主性的民主國家地位，也將遭到動搖。
本文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首先將從理論與歷史的角度，討論「主權受挑戰之民主國家」的處境與難題；接著分析中國因素，如何以國共平台的機制影響台灣政治；最後，關於如何思考、實作兩岸政治社會互動，作者拋出幾個初步提議。
研 究政治體制與民主轉型的學者林茲與史特班曾經指出，民主化過程中，存在一個所謂「國家條件」(“stateness”) 的難題。（註1） 他們認為，主權國家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前提。民主是現代國家的一種治理形式。國家這個強制性的組織，涵蓋了在它統治底下的所有公民。假如在一個國家，實施民 主政治的領域範圍，與其領土統轄範圍沒有重合，則這個國家難以建立民主體制，即使建立也難以存續。因此，這兩位作者下了一個結論：「 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 」 （註2）
歷史上，有幾個案例支持這個論斷。英國殖民下的印度，倫敦政府保留對印度的統治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難以成為一個民主政體，因為香港民主化的程度，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限定；而威權的中國中央政府也不會允許它統治下的一個地方單位成立民主體制。香港問題是現在進行式。香港在英國統治下，尤其是殖民末期， 享有高度的市民自由（特別是個體的自由權 [individual civil rights]），但無民主體制、或僅有低程度的議會政治。香港統治權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對於市民自由權的負面影響時有所聞。近年來，在特首直選議題 上，北京毫不放手，似乎證實了上述缺乏國家條件難題的論斷。我們可以將林茲與史特班的命題，稱為：「主權不完整國家民主化」的難題。 （註3）
林茲與史特班命題並不能直接套用於台灣，但對於我們思考 台灣的國家定位、民主發展、以及兩岸交往正常化，能帶來一些啟發。台灣歷經二十年的民主轉型與二度政權輪替，民主政治已經初步鞏固。然而，社會內部對於國 家認同的分歧、兩岸之間的主權爭執，北京對台的統合攻勢，是否使台灣陷入民主體制難以鞏固或維繫的困境？首先，讓我們觀察台灣／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社 群的國家地位的議題。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要人權！要歷史！要園區！要求國家人權園區法制化」連署 |
呼籲文建會「勿以文化之名，抹煞人權歷史」!
連署說明書
由文建會管理的原「台灣人權景美園區」，委託「彭明敏基金會」經營管理的一年租約已在2008年底到期。但這個在台灣歷史佔有關鍵地位的場址，文建會卻在未經社會參與討論的情況下，將其更名為「景美文化園區」，現正開放由文化藝術團體申請進駐，將此地原來的歷史、人權意涵抹煞殆盡。這讓所有關心台灣民主化、人權歷史者深感痛心，我們鄭重呼籲文建會應懸崖勒馬，廣納各界意見後再行規劃。
「台灣人權景美園區」即原警總軍法處和看守所。是1968 - 1987年間，所有政治案件的拘押、審判、轉運執行的中心。70年代起台灣政府監禁大量政治犯的訊息，即是由此傳出，引起國際人權團體關切，展開長期救援，世人從而認知台灣威權統治的面貌。國家機器迫害人權的黑暗，與國際人士冒險救援的人性光亮，在此匯聚。使得景美園區無論是在台灣或世界的民主人權史上，都佔有特殊地位。2007年底開園後，此地除了是關心台灣民主化的外賓、學者、人權工作者參訪必到之地外，更為國內各級學校、社會團體提供了最佳的民主教育素材。
令人遺憾的是，如此珍貴的民主資產恐怕即將成為泡影。在文建會的規劃中，把園區分為二大區：「藝術展演區：包含兵舍A、B、 D、E、汪希苓特區、最高軍事法院…等空間，係屬於表演藝術練習場、視覺及數位藝術展覽空間、影像實驗基地等用途之場地。教育活動區：包含仁愛樓一層洗衣房、燙衣廠…押房等空間，係屬於人權資料展示館、數位設計藝術區、創意設計工坊等用途之場地」。在舉世均努力將人權紀念地原址保存，希冀作為歷史教材，警惕後世不可重蹈覆轍的潮流中，獨獨台灣反其道而行，在園區的規劃方向上，直接抹去其歷史脈絡與意涵。甚至可能為因應進駐團體所需，而對園區造成不可逆的硬體破壞，那將是全民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因此，我們鄭重地提出民間的呼籲與訴求：
一、請文建會立即停止接受藝文團體申請。要廣泛地收集政治受難者與家屬團體、人權、民主歷史與文化資產等各界意見，在社會與政府充分對話的情況下，再重新規劃屬於民主資產的「景美人權園區」之營運方向。
二、馬英九總統一路走來，致力於推動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案件的平反與和解。而承載白色恐怖時期歷史記憶之眾多場址，景美園區是極其少數原貌未受太大破壞也尚未改建者。請馬總統與執政當局慎重考量，此地若能繼續朝「人權園區」發展，對後世的歷史、人權與民主教育推動，將具有莫大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
連署發起團體：
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外省台灣人協會
團體連署請填具
團體名稱/聯絡人姓名/備註
個人連署請附上
姓名/單位（受難者請填刑期）/備註
以email回傳至contact@taiwantrc.org
（詳情請見） | |
根據韋伯（特別強調國家的「領域性」）和逖利（Charles Tilly） （強調統轄領域內擁有自主權）等人對現代國家的定義，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作為一個國家，殆無疑意。從幾個指標來看，台灣的政府，都與現代國家的條件吻合：民 選中央政府、司法體制、財政與稅收、軍隊組織、在其統治領域內壟斷合法武力等等。
再看國家統轄領域與實施民主之政治社群的重疊程度。中華民國實際統轄台澎金馬領土，而這些領土都實施同一套選舉民主制度。從以上兩個角度觀察，台灣確實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主權獨立民主國家。
但 是，有幾個因素，讓台灣的主權性質產生模糊，並影響其國家界線的明確性。第一，在當前國際政治體系中，台灣不被強權承認為主權國家。國際強權承認、默示、 不挑戰、或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主權的宣稱。第二，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國大陸為其法定領土的一部份。李登輝曾經在1998年宣稱台灣 與中國乃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是在巧妙地「劃清」台灣的國家實際統轄領土範圍。馬英九在2008年說，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地區與地區關係」， 則再度模糊了台灣的「國家界限」。第三，在「國族認同」議題上，台灣有部份人民，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或不反對與其在政治上統合。就這部份人民而言，台灣 的國家界限乃應統攝到中國的領土範圍。由於上述因素，台灣的國家定位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懸疑、未決狀態。
延伸前述林茲與史特班的理 論觀點，台灣的國家定位的模糊性，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外部的、領土疆域的範圍，因為北京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而產生爭議。另一個是內部的、國族身分與民族主 義的競爭。前一個問題是兩個國家 (state) 之間的領土宣稱與主權爭議。後一個問題則表現為國家內部 (intra-state) 族群政治與國族認同的爭議。因此，當我們說，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註4） 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 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這兩個問題，對台灣而言，本來可以分別處理。假如不存在外部的主權受挑戰，內部的認同爭議，隨著 社會民主化、族群和解、以及新生世代的成長，將逐步導向「生活在台灣」的現實共感。因此，國族認同分歧並不必然會導致論者引以為憂的「民主內戰」狀態。但 是，由於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地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兩者糾結不清。2000年以來，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危機，即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要克服這個難題，必須先準確評估中國因素的演變。
三、中國：灼熱的存在
1949年以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演變，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 一階段，冷戰時代兩岸全然阻隔。中國這個意象，被專制統治的國民黨以「中華道統」的論述壟斷。在此階段，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地區，是抽象而遙遠的存在。國民 黨政權在美國的保護下生存，並宣稱代表整個中國。國民黨的教化機器灌輸人民這樣的大陸情狀：飽受貧困、鬥爭、封閉所蹂躪的「神州」。同時透過反共意識形態 塑造對岸為「共匪」形象，藉此增強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合理化」白色恐怖政治。對於老一輩抗拒國民黨統治的左翼人士而言，國民黨乃是右派法西斯政 權；對於信仰本土價值的人士而言，國民黨則是具現了中國政權的專制統治。然而，吊詭的是，如今國共已經再度合作，冷戰時代國民黨的右翼政治與反共教條，卻 在台灣社會留下相當普遍的、保守的階級心態。這樣的「恐共心態」延續至今。
第二階段，後冷戰初期 (1970年代初期 -1990年代中期)，以中美和解為初始點，緩和了東亞地區的戰爭威脅。國民黨與中共之間激烈的「中國代表權」之爭塵埃落定，北京被國際強權承認為中國的 合法代表。面臨國際地位危機的國民黨，陣營內部出現了「革新保台論」。兩岸之間的主權爭執，隨著美國對台外交承認的撤除而浮現於台灣政治舞台。1980年 代，在蔣經國統治的末期，台灣與中國大陸恢復交往。1987年，蔣經國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其實，少數台商在開放探親之前就已透過第三地到大陸投資。八十 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灣資本紛紛西進中國，牽引大規模的工作移民。這個階段，也是台灣民主化的啟動階段，抽象的中華道統，淡出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光譜， 現實感逐漸回歸日常政治場域。（註5） 這個階段，脫離毛主義統治的中國，展現出「全民皆商」的景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通過西進資本的操作，「大陸熱」在1990年代早期經常登上台灣報紙 頭版。中國因素具體浮懸於海峽上空。
第三階段，中國崛起 (1996-)：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隨著經濟實力展現出來。1997-98年，中國渡過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在反恐戰略上 需要中國配合。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使其擁有國際金融操作的槓桿。其潛在的國內消費能力，吸引世界資本的目光。2002年，中共十六大順利完成接班，顯示 這個後極權主義體制的韌性。這個階段，幾十萬台商與台灣外派人員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台資群聚地區，形成社會經濟網絡。
總的來 說，中國崛起，應該放在後冷戰國際政治體系強權結構變化的趨勢中分析。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中國飛彈軍演威脅，是個轉捩點。這是北京政府在後冷戰階 段，第一次挑戰美國在東亞的獨霸地位。對台灣而言，1996年的總統選舉是否能夠平安順利舉辦，攸關民主政治以及更重要的「主權在民」原則的確立。由於美 國強勢軍力的介入，解除了海峽戰爭危機，然而，正因為這次危機，台灣社會第一次切身地感知到中國具威脅性的、巨大的存在。此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容貌 開始具體化、實體化，進而感染到台灣內部的政治論述與政治競爭。也是在這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之後，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雙重難題交疊呈現：北京對台灣的領土 主權宣稱，以及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與一個日益「炙熱」的中國因素，交熔在一起。從短期效果來看，1996年的總統選舉，使台灣確立了主權在民的實質 獨立國家地位。正因為如此，北京才會擺出不惜一戰的威脅姿態，試圖阻擾台灣的民主進程。就長期效應而言，從這一年海峽危機開始，中國因素具體影響了台灣的 政治生活。
「國家認同」的困擾，從此變成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國家認同不僅是「內生」的問題，同時也是「外鑠」的難題。困擾我們多年的 「藍綠爭議」，其實是「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一個副作用， 這個集體焦慮所導致的社會能量虛耗，固然有族群權力競爭、國族認同分歧、政客煽風點火的因素，但其本質是地緣政治的 (geopolitical)、結構制度的動能。汪宏倫從制度論的觀點，曾經精確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意符 (signifier)，其意指 (signified) 已經被對岸所先佔 (preempted)，而『台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指稱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種種阻撓，使得台灣的政府與人民，僅僅是為了 『如何指稱自己』這件事，就得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 （註6）
「中國」，由遙遠、抽象、朦朧的，高掛在海峽遠方的存在，日益貼近台灣生活的現實，炙熱地貼靠我們身旁。
註解：
* ?本文是由一份圓桌會談引言稿發展而成的。「民主社會如何可能？解嚴20年來臺灣經驗的反省」圓桌會談，2008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所，2008年12月13日。作者感謝廖美、陶儀芬、吳乃德、郭宏治、汪宏倫、錢永祥、張貴閔、彭昉、曾嬿芬等人的修改建議。
?1.?Stateness 不容易找到一對一的中文用語。在此處翻譯為「國家條件」，但在本文其他語境中有時則翻譯為「國家地位」。Linz an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Chapter 2?.?
2.Linz and Stepan (1996: 19).
3.這個命題用英文表達是：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vereignty-incomplete country”。
4.這個概念用英文表達是：“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
5.蕭阿勤將1970年代的台灣菁英，稱為「回歸現實」的世代。參見《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年。
6.汪宏倫，〈國族問題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脈絡與怨恨心態〉，收錄於王宏仁等人編輯，《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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