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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2/05/28》═════
【本 期 內 容】 **********************************************
教育專題 ◎ 教育立委春秋誌
◎ 交工系列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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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立委春秋誌
林岱樺專訪
特約記者瑛琪報導
教育文化委員會中有兩位6年級(指60~69年次)的女立委,同樣來自高雄縣選區,各自代表國內兩大政黨,其中一位就是此次春秋誌的主角林岱樺(61年次)。
見過林岱樺的人很難不被她的笑容「融化」,彎彎的眼神、嘴角上揚的大弧度充分顯現其親和坦然的形象,笑容可說是她吸取選票的主要工具。頂著選區第一高票的桂冠,票數甚至多過立法院長王金平,在風光得意的背後,林岱樺背負著沈重的壓力,她不願別人說她當選是因為擔任鳳山市長的父親強力的後援,她表示:「選舉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理想,為更多民眾爭取福利!」
早在投入政界之前,林岱樺即致力婦女運動,她認為婦女不是家庭的犧牲者,傳統婦女扮演的角色不是妻子就是媽媽,但處於新時代,婦女該發展潛能,只要有平等的機會,女性的表現甚至優於男性;在林岱樺擔任鳳山市水噹噹婦女成長協會理事長時,就極力喚醒婦女意識,她認為要解除傳統的束縛,首先要減少哺育照顧小孩的時間,因此她提出「開辦國小一、二年級課後輔導」的主張,以減輕就業婦女教養負擔。
依照之前黃榮村部長的宣示,94學年度起國民教育將向下延伸一年,全面實施「K教育」(仿美式的K階段,kindergarten)。因應此政策必須增編120億元經費,以及在3年內增加近千所幼托機構。這個政策可以解決5歲至6歲孩童的教育及托育問題,卻沒有解決國小一、二年級學童在上半天課之後的托育問題,也就是說K教育階段可以接受全天的教育及托育,但一二年級反而沒有。根據「90年勞工生活狀況調查實施計畫」,勞工中的已婚者有71%之配偶也在就業中(亦即孩童雙親皆有工作者佔71%)。另外勞工的子女,未上小學轉送幼稚園與托兒所者佔32%、本外國保母照顧佔10.9%、父母及配偶照顧為53.2%。解讀這個調查,送幼稚園與托兒所的那1/3的家長勢必在其孩童上一、二年級時面臨課外的托育問題;同樣的,給保母照顧的家長也有經濟壓力的問題。
林岱樺表示,目前收容一、二年級學童的安親班收費約在每月4000~6000元之間(若涵蓋才藝學習的形式,費用更高),對一般家庭而言,勢必是一個經濟負擔。此外,安親班素質良莠不齊,教育與托育的資格標準也未必符合,讓有一、二年級孩童的家長去承擔這樣的費用、風險,並不是一個負責的方法。因此林岱樺建議,應朝向課後托育的設計,並且要有合格人員(或教師輪值)參與。「課後輔導」之內容,則應考量一、二年級孩童之特性,朝向活動或藝術時間研擬,以避免變相成為延長上課。
即將全面實施的雙語教育,首先要面臨的就是英語師資不足的問題,林岱樺日前發出問卷以了解實際情況。以北市為例,缺額比例達34%,5成受訪學校也最擔心此一問題。本土師資來源不足,有些學校因此想聘用外籍教師解除困境,部份地方公立中小學採用以短期工作承攬契約聘僱外籍教師協助英語教學(透過補習班或語言教學機構),但教育部宣告此舉違法使得許多學校頓時慌了手腳。4月一場公聽會,部份國小校長認為,在不排擠本國教師工作權的前提下,以短期補習班的契約方式,由縣市政府統一代聘外籍教師,仍是比較可行的方式。目前各縣市認可師資標準不一,以台中縣為例,由教育局成立「英語教學規劃小組」,採條件放寬以及多校共聘策略聯盟的方式,其師資來源順位為:
1.現任教師且為英語系畢業。
2.教育部英語檢定合格老師。
3.現有教師經過縣市政府培訓或托福5百分以上。
4.現有教師通過中高級英語能力檢測合格。
5.現有教師在國外進修英語課程1年以上。
6.英語系畢業的代課老師。
台中縣的案例凸顯了一個情況,就是教育部將此一師資認可的權力下放給各縣市,其實衍生出各縣市標準不一的問題。有的縣市違法透過補習班或語言機構聘僱外籍語言教師,有的縣市為了補足師資缺額而定出各式各樣的標準,而有的縣市則直接面臨師資短缺的問題。林岱樺認為,倘若透過補習班或是語言機構來聘僱外籍教師是相當不妥的,因為這意味著英語師資的「認定權」(認可一個外籍人士具有教導學童英語的資格)是交由補習班或是民間語言機構。因此她建議恢復由教育部來統籌辦理英語師資的檢定。中央如下放給縣市自主,不僅會出現標準不一且不公平的狀況,同時也將衍生日後縣市合流與縣外介聘的問題。
有關特殊教育,林岱樺亦有所關心。目前台灣的特殊教育學校,基本上以三種形式存在:國立(之前省立均改制為國立)、市立(兩直轄市)與私立,唯有高雄縣存在縣立的特殊教育學校(名為高雄縣縣立特殊教育學校)。這樣的特點造成高雄縣立特殊教育學校資源與其他特殊學校的差距。
目前高雄縣的智能障礙和多重障礙的學生,國小部份計有394人,而國中部份計有229人。由此可見,高雄縣有相當數量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就教育部的特教學校分佈來看,高雄縣僅有林口啟智學校高職部旗山國中分班,再加上縣府財政困窘,根本無法因應縣內相當數量需受特殊教育學生之所需。若要至隔鄰高雄市(有3間特殊教育學校)接受特殊教育,不僅未能符合「以教就學」的教育精神;在事實上,高雄市議會不讓那些學校校車超越市界之外,也讓有意赴高雄市就學的身心障礙學生面臨通勤就學的困擾。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皆能享有公費待遇,無須負擔伙食費、書籍費、服裝費等等,但高雄縣身心障礙學生卻無法享受同等待遇。林岱樺說這種受教權的差異,不應該出現於國家之中教育部應儘早解決此等學習差距。此外我們必須思考,他們接受學校教育後的就業問題,讓他們擺脫「畢業即失業」的陰影,讓特殊學校的高職部能成為就業中繼站。
除了教育事務之外,林岱樺亦關心生活議題。高雄地區水患嚴重為時已久,至今仍無有效解決方案,眼看著梅雨與颱風季節將至,大崗山地區的土庫排水問題、橋頭地區的典寶溪以及鳳山地區的鳳山溪整治問題,都有待於中央給予經費補助。經濟部水利署甫於上個月揭牌成立,林岱樺期待此機構能夠真正統一水權事務以解決高雄地區水患嚴重的問題,她更要求游院長盡快列入施政重點,以避免每年每雨必災的情況發生。
身為新手立委,得票數甚至高於同選區的前輩,林岱樺表示壓力大得喘不過氣來,目前為止正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這段期間還望父老兄弟給予支持鼓勵,她有信心高雄縣的未來會更好!
◎ 交工系列04
台灣、經濟發展與世界體系
文/黃國祥
個人的任何抉擇與行動,必定與當下的社會環境因素息息相關。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所作所為,甚至是所謂的「人生際遇」,往往受到我們自己與他人關係的影響,更受到整個社會體系的影響。於是當我們回頭再細看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專輯中的主人翁:「阿成」他的故事時,看到的就不僅只是阿成來回與農村與都市間的無奈與失望。阿成「討生活」的故事必須放置在台灣經濟發展的脈絡下,以及台灣與全球經濟發展的交互關係中,我們才能真確地理解個人的行動與社會脈絡的辨證關係。
成仔,耕田是耕不出油水
你又沒讀到什麼書
不如出去學點技術
人說,百種工作百種雜
就算乞食也不清閒
成仔,要努力認真做
別人家如果開輛BMW
我們就鐵牛車勉強拖
湊合湊合一定會有高進的日子
──《風神一二五》
《風神一二五》這首歌中開頭的口白,是阿成的媽媽送阿成離家到城市「打拚」時告誡他的話。她說在農村種田種一輩子也不會有多大的出息,還不如跟別人一樣到城市找個工作,學點技術與工夫,即使生活再怎麼苦,相信也會比待在農村的日子來得好。這是發生在70年代的故事,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那段時間。
1950年代到1960年代,面對二次戰後殘敗的國家與蕭條的經濟,國民黨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後,立刻實施貨幣改革政策與土地改革政策。土地改革政策同時改變台灣的經濟結構與地方政治的權力關係,壓抑地主階級,強化政府對於農民的直接控制。這個時期使得台灣經濟復甦的兩大因素是「美援」與「以農養工」政策,透過美國直接與間接的金錢援助,以及日據時期開始逐漸發達的米糖農業,是台灣得以在戰後發展經濟的關鍵。
1951年美國開始以每年約1億美金的金額援助台灣,並持續到1965年。美國的金錢援助填補台灣自1951年到1962年的財政赤字,同時也透過「國際開發總署」組織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術。美國對台灣的援助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基礎,計畫透過各種方式支持台灣形成一個民主繁榮的「自由中國」,以對照於共產黨主政下的「共產中國」。因此儘管美援確實影響台灣經濟發展,但也同時在外交、政治層面著影響台灣。
1960年代台灣從「進口替代」政策轉變為「出口替代」政策,開始發展各種輕工業,並在各地設立加工出口區。當然,台灣想讓經濟更發達,必須投入更多的「條件」,例如廉價的工資、穩定低價的民生物資、開放國內經濟市場等政策,才能大幅擴大經濟方面的成長。這個時期美國對於台灣經濟發展依舊發揮著關鍵性的影響力。美國1975年前後國內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及國際收支經常帳上首度出現的赤字,使得美國急欲向外擴張,也促使美蘇和解,以共同經濟發展取代軍事競爭。台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美國要求實行開放經濟政策,最後國民黨政府制定了「19點財經措施」。後來台灣能安然度過60年代的石油危機,靠的就是國際間階層化的經濟關係。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賴發展」型模式的範本,台灣的「經濟奇蹟」即使讓許多國家稱羨,未必就是台灣政府經濟發展的功勞。台灣在二次戰後特殊的國際地位與分工,核心國家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國家與世界體系分工之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勞動者,更是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子。即便在台灣加入WTO之後,這些為數廣大的勞動者依舊是撐起台灣經濟結構的根基。
月光華華,憂愁千千結
WTO,種煙養豬全潦倒
借錢二十萬分,種花五分半
半夜思量起,我直起雞母皮
──《菊花夜行軍》
從二次戰後走來,台灣的經濟確實「發達」了。但令人不解的是,這樣的發達卻不是所有人民幸福的保證。像阿成這樣的普羅大眾,返鄉後必須繼續面對農村破敗的事實,即便響應政府農業轉型的經濟政策開始種起菊花,卻也時時膽戰心驚,害怕一個不小心便落得血本無歸。
聆聽完交工樂隊的《菊花夜行軍》,我們必須理智且現實地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台灣的經濟發展究竟是為誰發展?誰從中得到好處?經濟的增長與發達,不同的社群付出的代價又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