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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2/05/30》═════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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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他山之石
◎ 交工06『縣道一八四與忠孝東路的交錯～台北人的原鄉記憶與在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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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
編譯／盧永山、實習記者潘庭芳
今年3月，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大二學生急切地等待校方公布期戒（class ring）圖案：戒指的校徽當中，是否包括女性？當校方公布答結果：戒指中的圖案是兩名代表心靈和力量的男性，一位學生大吼：「父權統治了這所學校！」
在麻省理工學院，父權所統治的項目不只是期戒。
麻省理工學院日前發布5份報告，詳細揭露該校對女性教職員的各種歧視。報告指出，女性教授──佔所有教職員的18％──在薪水、升遷、或參與強勢的委員會時，總會遇到不平等的待遇。
這些報告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有人說，麻省理工學院就像是「男子理工學院」（M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大學和研究所都唸麻省理工學院材料所的愛咪史密斯指出：「通常只有終身職的（tenured）女性教授才敢抱怨。許多女性教授認為，如果一直想著這類事情，就無法專心做研究；而如果對別人談起這類事情，就會變得孤立無援。」
不過，麻省理工學院許多女性學生──包括大學部及研究所──指不公平的待遇並未影響她們。該校女性研究生佔所有研究生的27％，女大學生佔所有大學部學生的40％。
麻省理工學院核工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凱倫諾伊斯說：「作為學生，就我所知，沒有人會在乎妳的性別是什麼，而是在乎妳本身的能力如何。」
目前讀大一的凱西普瑞生，在大一的課程中就修了2位女性教授的課，她對麻省理工學院女性人數眾多感到驚訝，甚至她所選修的電子工程課中，也有很多女性同學。凱西普瑞生說：「我想麻省理工學院在校外有著很不好的名聲。」
那些私底下抱怨性別不平等的女研究生──由於擔心未來的生涯受影響，多數拒絕透露她們的姓名──都說，她們並未感受到明顯的歧視，只是一些微妙的訊息會露出端倪。有女研究生說，在某個系所，女性取得學位的時間比別人長，因為她們的指導教授通常不將她們的能力和男性等同看待。
女性人數偏低的一些學門，目前正在思考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最近，來自65個國家的350位代表，就在巴黎舉行第一屆物理學界的女性國際會議。然而，改變並非一蹴可幾，即便是在麻省理工學院，該校做過的一項承諾，就曾招致性別不平等的抨擊。擔任魏勒斯里學院物學系訪問助理教授、本人是麻省理工學院校友的葉薩斯塔維克，也參加了巴黎的國際會議，她說：「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我們必須改變性別歧視的文化。」
許多女研究生說，允許資淺的女性教職員平衡她們的家庭與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她們絕少看到，為了取得終身職而整日待在研究室的女性教授，有成家立業的打算。
核工所三年級學生吉妮葛倫指出，她常質疑自己是否想要一個握有重權的學術生涯，她說：「我不確定是否想在一個像麻省理工學院的地方工作，因這樣的學校對妳有著極多的要求。我個人倒希望能在一個組織較為鬆散的研究機構工作。」
主修航空及太空人工程的大四學生珍娜威克碼說：「女性教職員或女研究生人數不多，會使女學生不敢在這類系所選課。我們至少要幾個同性作伴，上起課來才比較自在。」
但有些女學生說，女性人數少並不會影響到她們的上課心情。（取材自波士頓環球報）
◎ 交工06
『縣道一八四與忠孝東路的交錯～台北人的原鄉記憶與在地精神』
文／張家寧
當飛機緩緩滑下雲層，在機長廣播即將到達目的地的同時，從窗外看去是一片燈火燦爛的城市景像，高樓公寓參差矗立，霓虹招牌光彩奪目，淡水河與基隆河在暗黑天色裏如兩條黑龍交錯穿過城市棋盤，幾百年來孕育著這個城市的繁榮發展。當飛機接近圓山，凌空飛過圓山飯店的上空，也就即將降落在松山機場，抵達了目的地─台北；我的原鄉。
1994年，因為服役的緣故，軍旅生涯的兩年從新竹到台東，整整一年半的時間大多在台灣東部度過，而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長時間離開台北，到了一個相同國度卻非常陌生的地方長時間的生活。在部隊裡，來自台灣各個地方的人聚集，我與其他幾位來自於台北的人，自然被稱為「台北人」，然後就會伴隨著一些印象與認知，包括了：台北人自私、物化、聰明、冷漠以及忘本。
尤其是冷漠以及忘本，彷彿是一種標記，貼在我們幾個台北人的身上，劃分了不同地方人的特質與態度，也因此，除了必須花更多的心力才能融入這個匯集台灣各地方的團體之外，感覺最深刻的便是，第一次發現了自己身上有著來自於原鄉的標記。也緣由於這個標記，使我開始認知自己身為台北人的這個事實，以及深切體認到台北與台灣其他地方的不同。因此，在第一次部隊放假從台東飛回台北的時候，除了放假的喜悅與返家的期盼之外，當飛機飛在台北的上空時，更多的是一份熟悉與陌生交錯的複雜情緒，究竟，「台北人」相對於其他地方的人代表的是怎樣的意義？而在發展的過程中，「台北」這個地方在台灣又處於怎樣的位置？
90年代初，美濃青年鍾永豐、鍾秀梅回鄉；93年，美濃開始了反水庫的運動；94年，另一位美濃的青年林生祥開始參與反水庫的運動。他們在反水庫的運動中，找尋著自己的原鄉傳統進入運動，組織起「美濃愛鄉協進會」，期盼在水庫運動之中更進一步集結起地方組織的力量，從事社區工作與運動，發展出社區整體的意識與文化，因此我們又繼續看到了「美濃黃蝶祭」、「外籍新娘識字班」的行動出現。
然後，以林生祥為主，結合了鍾永豐、陳冠宇、鍾成達、郭進財等人，在思考音樂作為一種運動與反抗連結的可能之下，除了開辦「客家八音研習班」，並深入了解恆春陳達所代表的民謠傳統，企圖將客家八音的音樂特性與社會文化的意涵作一聯結，藉以帶入運動音樂實現的可能性，於是在99年，鍾家菸樓改名為「第七小組菸樓錄音室」，成立「交工樂隊」，並且錄製首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將自93年開始的反水庫運動乃至於整個美濃客家地區在這場運動中的各種思想、社會、心理與行動場景完整地呈現出來。於此，我們看到了一份強調在地文化精神強而有力的凝聚，其間表現出的是對於原鄉的深耕，一種原自於土地並發於土地的認同，並且根植於傳統的文化出發，以開發出屬於其時代青年對原鄉記憶的反思與再建構。
如果說，原鄉的記憶來自於對原鄉土地的認同，那麼在我的原鄉認同中，則必須來自於當我離開原鄉之後，在異鄉的我有著差異的感受之後，於是才會被迫地開始對原鄉記憶的完整恢復，並進而在一連串的覺察之後，很艱難的建立起屬於我─一個台北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而這部份確是艱難的。艱難的地方來自於台北無根的原罪，從發展的過程中來看，作為一個聚集台灣生產力發展的地方，台北成為一個台灣發展的中心，則必然產生是一個外地人聚集的情況；於是，台北的記憶與文化彷彿就是來自各地方的人士以其各地方的原鄉為聚集並且揉合。
在台灣50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中，我的上一代從彰化北上發展，在這一波的經濟發展，更多台北人的上一代從各個地方前來台北；然而對他們來說，原鄉並不是台北，之所以離開原鄉，則是發展過程中的無可奈何，但這些人卻大部分都在台北落地生根，於是過年過節，南下車流的擁擠是這個發展最真實情況的呈現。一直得到我們這一代乃至於之後的一代一代，在台北出生長大，可以說是真正土生土長的「台北人」了，然而，我們對原鄉的記憶與認同卻非常模糊；得一直到離開台北，透過別人眼睛中的我們，於時，方才恍然大悟「喔！原來我是台北人。」「喔！原來台北人是這個樣子。」然後，才開始了自我覺察與醒悟。
與美濃青年不同，我們這一代的台北人，也或者是之後的一代一代，我們的問題則在於，原鄉傳統的記憶並不存在於台北之中，在一個快速發展與改變的地方，存留不住任何時間的產物，若每每以現在的時間出發，時時更替的流行文化，也依然留不住片刻的記憶，於是，認同難，保存記憶更難，彷彿就是做為一個台北人的宿命。
經過兩年，交工的視野進入了美濃地區客家人的發展，以主人翁阿成為故事中心，將一位處於台灣南方鄉下客家人的發展，做為一個敘事主軸，表現出城鄉差距、異國文化的衝擊、世界體系的分工差異以及全球化之下的社經變化。一個時代中小人物的蹉跎，希望之中帶著無力的無奈，從「縣道184」開始到「日久他鄉是故鄉」為暫止，交工的第二張專輯「菊花夜行軍」，鋪陳出一個農家在5、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乃至現在全球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改變與其中所產生的問題，特別是在於所謂世界體系全球化之下，城鄉差距與世界經濟地位的差距造成了雙重的壓迫；看似進步化的開發，實則是過度的剝削。
縣道184的拓寬，帶給農民耕種上的方便，然而事實是，農物的賤價與人力的外流使得經濟收益更加困難。在全球化跨國企業資本侵略之下，國家的界線被迫棄守，於是農民也被迫進入全球體制，所競爭的往往是看不見的對象，更進而衍生出婚姻的、勞力的國際化剝削。在這張專輯裡，我們透過阿成也彷彿是看著自己，在這個時代所會遭遇問題的本質，其實是一樣的，也就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屬於個人的、原鄉的，都在某一個程度之中喪失了主體性，最後成為一個邁向同化的世界。
如同縣道184之於美濃的發展意義，那麼從80年代之後，忠孝東路之於台北，就像是台北的縣道184，在發展的過程中，整個忠孝東路的繁華對照出台灣在整個世界的經濟地位，那包裝出來的榮景，讓每一個人似乎都擁有著希望，事實卻如同美濃的農民們，生活的日益艱難，並沒有因為現代化的開發而有所助益，反而是被捲入了全球化的漩渦，為了亟亟於世界體系之中佔得一席位置，於是以台北做為台灣的中心，又開始了另一種為了生存發展的移動熱潮。
不同於以往僅由鄉村至都市的移動，這一次則是與世界緊密接軌，發散到各個可以發展的地方。人，是往外出去；吸納的，則是異國的文化與流行產物。於是乎，台北不一刻都在流動著；於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之後的台北人，所謂的在地精神與文化，揮別了上一代的原鄉情懷，所替代的，並不是找尋出的屬於台北融合在地的文化，反而是在全球體系之下快速地吸收著歐美文化、日本文化乃至於大韓文化，滿街上所充斥的是融合這些異國的流行文化，卻絲毫沒有對於在地的接著與醒思。自然而然，從台北的眼光看出去，僅有狹隘的認知，自以為的世界觀，自以為的流行指標，卻看不到對台北以外台灣這塊土地其他地方任何異同的看法。於是，我們這一代的台北人，喪失了對土地認同的原鄉記憶，也失去了在全球化之下所堅持的在地精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台北在台灣的發展位置，始終跳不出發展之下所帶出的台北人失根的現象，而這也是我輩台北人最大的認同隱憂。
在交工的音樂中，我們看到了一群年輕人對其原鄉的認同，並且因此選擇親近土地，結合在地的力量，企圖找尋在發展過程中的一條活路；或許，也只是一份自我的追尋，然而不論努力的結果為何，至少在開發在地精神的同時，對原鄉身份的主體性必然在其中隱然成形，而唯有主體性的建立，也才能凝聚出眾人的力量，達到社會工作與運動改革的目的。做為一個台北人的我，乃至於每一個台北人，在交工的音樂中所受的最大衝擊與感動，也就是在提醒著我們對自己所生存土地的認同，並且追尋在地精神的建立以及原鄉記憶的留存。（系列完）
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演唱會今晚將於世新大學大禮堂舉行，18：30入場，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