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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2/12/18》═════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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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英倫趴趴走
你的世界很小嗎？
◎ 他山之石
研究員合約惹爭議
◎ 教授爸爸週記
人文學者的憂慮誰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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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倫趴趴走 你的世界很小嗎？
這名服務生長得高大英挺，
算得上是台灣人眼中的英俊猛男，
可是幫我們點餐時，毫無笑容，
挺像蘇格蘭高地氣候──冷颼颼。
文■Hey Sweet
趁碩士班課程未開學之前，我、台灣同學珍妮，以及俄國同學瓦勒利，一起前往英國北部蘇格蘭第一大城愛丁堡旅行。
從伯明罕搭火車前往愛丁堡約5個小時車程，我們為了打發時間，拿了免費報紙Metro閱讀。
也不知是否出於巧合，一翻開報紙，就看一個觸目驚心的標題：蘇格蘭人每4名即有1名歧視外來者（Scotland: One in Four is Racist）
大體而言，英國人很少歧視外國人，對外國人都很客氣友善，就算他私底下歧視老外，頂多只是在態度上顯得冷淡（不過，說真的，這也夠叫人難受了）。他們大多會努力維持君子風度，不想成為沒有禮貌的人。至少，我在英國住上一個半月以來，還沒有發生有人對我們叫囂著「滾出我的國家」之類的話。
看完這篇報導，我發現蘇格蘭當地政府為了刺激蘇格蘭的就業率，於是致力讓蘇格蘭成為一個友善的好地方，好吸引外地客到這裏消費或工作，所以現在蘇格蘭政府特別緊盯著種族歧視份子（racist），不希望他們惹事生非，嚇走外地來的印鈔機。
我們3個老外有沒有受到歧視呢？且讓我娓娓道來。
到愛丁堡後，我們為了「健身」兼「省錢」（對留學生而言，省錢才是主因），以徒步的方式走了1個小時，來到美麗的聖魯德宮（Palace of Holyroodhouse）旁邊的聖魯德公園（Holyrood Park）。
哈！為什麼沒有進去皇宮呢？因為當時是下午3點多，若買票入內參觀的話極不划算，我跟珍妮幫瓦勒利在皇宮門口前照了張相，紀念「到此一遊」，就前往旁邊不用花一毛錢的公園。
這座公園既沒樹也沒花，只有綠草如茵的山丘與岩層互為交錯，遠遠望去如同一個蹲坐在地的獅子，十分雄偉。這片嶙峋突岩還有一個霸氣的稱呼──亞瑟座（Arthur's Seat）。登上頂峰，往東可以看到海邊的港口，往西可以看到錯落於巿中心的各個古城堡，景色怡人，加上山丘上空曠的氣氛，讓人有一種自塵囂中解放的舒暢感覺。
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爬完這個起起伏伏的丘陵，帶著滿足愉快的心情，以及紅噗噗的蘋果色臉蛋走下山，再花一小時漫步回巿中心，找餐廳吃晚飯。
此時當然是饑腸轆轆，特別是瓦勒利，大概是男孩子的關係，更是餓的不得了，加上他是肉食主義者，一定要找一家供應大塊牛排的餐廳。可是又不能花太多錢，在便宜又要大碗的原則下，我們發現一間外表看起來很像只有賣酒的餐廳。
這家餐廳的窗外張貼了很誘人的菜單，價格符合我們的預算，因為其他臨近餐廳的餐點每客都超過新台幣5百元，只有這家餐廳低於新台幣3百元。
走了進去，發現裏面還真的很像酒吧，有點懷疑此地真的有賣吃的，我們帶著疑惑不安的心情，清了清喉嚨，很客氣地詢問服務生是否供應晚餐，確定有賣晚餐後，開始坐下來點菜。
服務生把菜單送上來後，表示稍後他會再過來點菜，大約等了20分鐘，別桌比我們晚到的客人都已經開始用餐，我們只能用眼睛餘角掃瞄別人桌上的美食。瓦勒利臉色開始發白，他起身前去詢問另一個服務生，得到的答案卻是，在這家餐廳，客人需要自己走到吧台點菜！怪了，怎麼跟之前所講的不一樣呢？
再過20分鐘，我們的晚餐終於登場了，此時隔壁桌的客人老早就吃飽離開了。我跟珍妮興奮地享受這遲來的美食，雖然這家餐廳的服務很機車，幸好廚師手藝不賴，特別是我點的焗烤起司義大利麵，讓珍妮垂涎不已，不過珍妮點的烤香腸也美味的很。
我們兩個女生吃得津津有味，只有瓦勒利的臉色還是很蒼白，因為他發現他所點的牛排沒有想像中大塊（還烤得很老），而且，少了半顆烤蕃茄，於是瓦勒利再度要來菜單，確認真的少了烤蕃茄後，他要求服務生替他補上他該擁有的食物。當服務生用一個白色小餐盤把那半顆被廚師忽略掉的烤蕃茄送上來後，瓦勒利十分紳士地將蕃茄一分為三，要大家分享這遲來的正義。
離開餐廳後，瓦勒利發誓下次再也不來這裏，雖然我跟珍妮愛死這家餐廳的烤起司義大利麵，不過套用一句廣告詞：飯可以不吃，顧客尊嚴卻不可以不要！
隔天，我們走累了，找了一家咖啡店休息，吧台服務生一言不發，用牛眼般的大眼睛盯著我們看，卻又面無表情。這名服務生長得高大英挺，算得上是台灣人眼中的英俊猛男，可是幫我們點餐時，毫無笑容，挺像蘇格蘭高地氣候──冷颼颼。我們3個點完餐後，不禁聯想到之前的餐廳事件，開始暗自揣測，是不是蘇格蘭人不屑服務外地來的客人？
當我們走到下一個景點遊玩時，那裏的服務生也是一個長得高大英挺的蘇格蘭男兒，他就跟之前遇到的木頭人服務生大不同。
這個服務生十分有耐心，還跟我們3個老外有說有笑，提及他過去常常在國外旅行，包括曾經到澳洲住過幾年，所以他的口音已經不像典型的蘇格蘭腔。跟這名親切有禮的服務生聊天時，珍妮忽然轉頭跟我說：「你覺不覺得，曾出去別的國家旅行見過世面的英國人，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文化以及外國人？」嗯，我頗有同感。
這趟旅程走了3天，大致上，沿途所遇到的蘇格蘭人都很親切，譬如我們3個需要照團體照時，當地路人都很親切地充當臨時攝影師。最親切的人則是教堂或博物館內的老太太們，總是神情愉快地跟我們聊天，介紹蘇格蘭的風土民情，除了餐廳及咖啡廳的服務生有點機車，這趟愛丁堡之旅算得上圓滿成功。
當我回到學校後，我遇到語言中心的主任慕娜（Muna），我跟她提起蘇格蘭發生的服務生鳥事，還有我在報紙上看到的種族歧視新聞，她不斷表示遺憾，身為英國人的她，覺得這些是很可恥的事情。
我和慕娜兩個女生，一老一少、一西一東，站在廁所前討論了10分鐘的結果是，正如我的同學珍妮所說的，有些人的世界很小，他們便以自己為中心，以為這個世界只有自己，而不願意接納自己以外的世界。
◎他山之石
研究員合約惹爭議
英國上演 研究員合約風波
編譯■盧永山、實習記者周怡仿
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召集人吉布森（Ian Gibson），日昨公布一份大學短期合約研究員待遇問題的報告，他批評大學副校長毫無用處，搞不清處自己學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吉布森說，各大學聘任的4萬名短期合約研究員，對自己的待遇不滿的情況愈發明顯。
副校長做了什麼？
科技委員會將大學和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未能妥善計畫和管理的責任歸咎於副校長，因為許多科技研究員目前與各大學簽的仍是短期合約。
副校長所屬的工會「英國大學校長暨副校長協會（Universities UK）」日昨回應說，科技委員會的指責，對於解決問題毫無幫助；協會亦表示，這份報告未考量到在處理合約研究員問題時，各大學所做的努力。
但吉布森反駁說：「如果大學副校長在學校多待點時間，而不是去教育部拍馬屁，他們或許可以知道更多問題。他們應與研究室和系所辦公室裡的人多聊聊，並聽聽短期合約研究員的憤怒，以及這股怒氣是如何生成的。」
吉布森說，短期合約研究員的處境，不像「英國大學校長暨副校長協會」所說的愈來愈好，反而日益惡化。吉布森批評「英國大學校長暨副校長協會」提供給科技委員會的資料令人震驚。吉布森說：「他們給的資料雜亂無章，副校長完全搞不清楚大學裡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傢伙真是沒用，他們只是袖手旁觀。過去幾年來，他們一事無成，卻沒有人敢指責、挑戰他們。」吉布森說：「如果研究員把一半的時間都花在申請合約上，他們怎可能完成世界水準的研究！」
科技委員會指出：「現在仍有許多研究員是簽短期合約的，有些甚至只獲得1個月的合約，這對他們的生活和對科學基礎的穩定性都會有負面效應。各大學差勁的管理和計畫能力，不僅傷害了他們的研究人力，也傷害了英國的科學基礎。」
科技委員會指出：「負責提供研究經費的各校研究委員會，對於他們所補助的研究員未能善盡責任；政府也不願承認，將研究經費分配給短期研究，將導致研究基礎的不穩定。」
科技委員會批評羅伯茲爵士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審查令人失望，它未能正視合約研究員低落的士氣；它的解決方式也僅強調徵狀，而不找出原因。
大學高呼：好委屈！
「英國大學校長暨副校長協會」認為，下議院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低估了過去5年來針對合約研究員問題各大學所做的努力，而且也不願承認部分高等教育機構仍提供短期合約研究員工作機會。「英國大學校長暨副校長協會」秘書長華威克（Baroness
Warwick）表示：「若說各大學在這幾年毫無作為是不公平的，這5年來，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華威克說：「指責過去的缺失很容易，但重點是要有建設性，也就是各大學現在在做什麼？各大學現在正在處理短期研究員遭遇的問題，特別委員會若能在各大學已完成的基礎上協助他們，這將有助於問題的解決。相反的，這份報告大大忽視了各大學在艱難的財務壓力下，行政主管設法改善合約研究員的工作條件，所做的種種努力。」
華威克指出：「各大學的財務壓力，已限制了他們解決短期合約研究員和無時限合約研究員（open－ended contract）不平衡的可能性。」
然而科技委員會的報告，卻受到英國「大學教師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的熱烈迴響。協會秘書長杭特（Sally Hunt）表示：「現在是各大學對合約研究員負起責任的時刻，各大學必須立刻採取行動，減少他們對短期合約的依賴。這份報告明白指出，某些大學和研究委員會與研究員的僱傭關係噯昧不清，實在不適用於21世紀。在各大學終止這種噯昧不清的合約關係時，我們還需要多少類似的報告？」（取材自英國衛報）
◎教授爸爸週記
人文學者的憂慮誰能解
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吶喊著：
「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
而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
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
文■賴鼎銘
最近，通識教育中心羅主任的心情很鬱卒，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