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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2/12/27》═════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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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美國幼教界的聖經與霸權
the green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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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幼教界的聖經與霸權 the green book
文／宋嘉行
讀幼兒教育的人都知道，在美國幼教界裡有一本人人都讀、不可不看的聖經，那是美國最大、最主流的幼教組織──全國幼教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NAEYC）出版的一本指導手冊：《適合幼兒發展的幼教課程與實踐》（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作者是布瑞德坎普和寇坡（Sue Bredekamp
& Carol Copple），初版時間是1987年，改版是在1997年。由於它的外皮是綠色的，所以幼教老師們都叫它「那本綠色的書」（the green
book）。這本幼教聖典不僅影響力遍及全美國，連澳洲、紐西蘭和英屬哥倫比亞也受其影響甚深。
蘇聯史波尼克號
敲醒美國的無知
1980年代，美國逐漸認識到自己雖然是世界超級強權，卻不是知識和教育上的超級權威。其實1959年蘇聯史波尼克號的發射升空（編按：Sputnik-1，地球人類第一枚成功發射的人造衛星），就是第一記警鐘，讓全美國驚訝自己的教育系統其實是如何落後對手，而對所謂進步主義式的教育產生空前的質疑，檢討聲四起的結論是：傳統主義的分科教育是解救美國人無知的良方，學校必須教導學生各種基本知識及技能。
如果說60和70年代是「蘇聯能，美國為何不能」的自省，80和90年代可能就是「日本能，美國為何不能」的捫心自問了。美國的公立教育開始一片「回歸基本」（back
to basic）的聲浪，不僅小學課程與教學開始走向類似日本等東亞國家傳統的上課方式，就連幼稚園等學前教育也開始走向「為上小學作準備」之路。愈來愈多紙上教學與測驗，取代了體能活動與藝術遊戲，ABC和123必須提早學習，室外活動逐漸減少，室內課程逐漸增加，自由活動的遊戲時間，也被正式上課的時間侵蝕瓜分。
NAEYC察覺到這股歪風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她們認為這種傳統的直接式教學方式，是違反幼兒發展天性的，基於一種領導者的使命感（我想這是美國老大哥的民族性格使然），這群老大姐們便跳出來大聲疾呼「我們為兒童上什麼課程，必須根據我們究竟對她們知道些什麼」，因此出版了這本「綠色的書」，主張兒童有在受尊敬、被支持的教育環境裡學習的權利，以及幼兒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兒童做好準備，能參與自由民主的社會（Bredekamp
& Copple，1997，p.v.）。
幼教界長久以來，受到兒童心理學以及發展心理學的影響及支配，NAEYC的觀點也是這種主流支配下的產物，這從這本綠色聖典的書名就看得出來了：「適合幼兒發展的」（其實我個人的意見是，"appropriate"這個字翻成「配合幼兒發展的」在意思上會更貼切）。我們的課程必須配合幼兒的發展、必須根據我們對幼兒的理解來設計。
這個「理解」講白話一點就是：幼兒們在幾歲的時候會發展出哪些概念和能力。比如說，一歲的時候在心理上要發展出安全感和信任感、兩歲的時候要發展自立感和羞恥心等等，而且發展的順序是不能違背的。比如建構主義大師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說，兒童智力的發展是從實際到抽象，要經過感官運動期（sensorimotor）、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和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等四階段；比如嬰兒的體能發展從翻身到會坐到會爬到會走到會跑，所有這些發展都是一套固定的程序，而且放諸四海皆準。
因此，「所謂『適合幼兒發展的課程』（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ogram，DAP）指涉的是：一種以兒童為中心的教學取向，認識到兒童這個族群獨特的特徵，因而把兒童本身視為決定課程的主要資源。老師們觀察兒童逐漸萌發的各種能力，提供適當的教具和活動，協助她們的成長。」（Charlesworth，1998，P.275）
這個「逐漸萌發的各種能力」，正是DAP的核心概念，它把焦點放在ability（能力），capability（潛力、可能性）上，並且強烈暗示了一種凸顯不同能力的一種階段性巨集的存在。兒童心理學在皮亞傑、艾力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以及其他後皮亞傑、後艾力克森和各種學派學者的影響之下，整個兒童心理學就是在研究0到8歲的兒童在幾歲的時候應該會些什麼、不會些什麼；而整個幼教界的工作就是在應用這些知識，決定我們該教幾歲的兒童什麼、不該教幾歲的兒童什麼；如果我們在她們幾歲的時候教她們幾歲的兒童該會的東西，我們就是「適合幼兒發展的」，如果我們在她們幾歲的時候教她們幾歲的兒童不該會的東西，我們就是「不適合幼兒發展的」；而所有的這些目的，就是為了培養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認知上、情緒上、道德上、社會上、體能上這五方面都健全發展，培養每個孩子變成所謂的「全兒童」（whole
child），將來才有能力「參與（像美國這樣的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妳能說這樣的一個幼教理念錯了嗎？不能說它錯，但是它實在太狹隘。
是孩子沒準備
還是老師還沒準備？
第一個問題是，由於皮亞傑對孩童能力的嚴重低估，導致幼教教師們在應用這些兒童心理學研究成果時，極易流於消極詮釋：「我們還不能教小約翰╳╳╳，因為○○○還沒被發展出來」。
這後來就變成在美國教育界一直為人所詬病的「準備觀」（readiness）：「我們還不能教小約翰某項技能，因為小約翰還沒做好準備」（仔細看皮亞傑的東西，妳會發現他對7歲以前的兒童傾向用「不會……」，而對7歲後的兒童傾向用「會……」來描述），再加上美國傳統以來受到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經驗哲學的影響，兒童必須用實際而具體的教學方式，才能學到各種知識及經驗，因此所謂「適合幼兒發展的課程」（DAP）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老師什麼都不教，孩子們從早玩到晚，在幼稚園裡混了幾年的結果是，到了小學就啥都不會，然後是一連串的心理挫敗，造成嚴重的教育危機及犯罪問題（最可怕的結果是：勁敵蘇聯都送人造衛星上太空了，我們還在讓我們的小孩子從家裡玩到學校）。
被NAEYC嗤之以鼻為「不適發展」（developmentally inappropriate program，DIP）的傳統主義教育人士，就是反過來抨擊DAP這一最嚴重的缺陷：到底是我們的學生沒做好準備學，還是根本是我們的老師沒做好準備教？這也是為何許多亞洲國家出來的學生和家長，常常訝異於同年齡的外國小孩天真無知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更嚴峻的挑戰，是來自從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等角度與觀點出發的重建主義者（reconceptualists）的批判。她們說：應用DAP最大的危機，在於它們缺乏多元文化的心胸、缺乏所謂脈絡的觀點──DAP以為自己無所不包、全體適用，事實上那一套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在很多國家、很多文化、很多階級的人身上都不適用。）
怎會不適用？難道非洲小孩先學會說話才會咿咿呀呀？中國傳統不都說「七坐八爬九長牙」？查爾斯渥斯（Charlesworth）跳出來為DAP說話。
她提出各種科學實驗結果，證明DAP適用在每個人身上，不管性別、種族、文化，因此，說DAP沒有文化觀是不對的，DAP的多元文化觀，正表現在所有種族、性別、文化、階級、社經地位、特殊需求的兒童，都能受惠於這種「以兒童為中心的」幼教觀點。具體思考及推論方式是：參加「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的非洲裔、亞裔、拉丁美洲裔、美洲原住民及特教兒童，都比參加傳統課程的對照組在學業成績、成就取向、性向……，各種測驗上都有較好的表現，老師們也都認為前者的小孩進步較多。文末並再次提及為何DAP堅持以心理學研究成果作為知識基礎，因為「發展心理學能提醒我們，童年是人生中一段獨特的時光」（P.280）。
由於綠色聖經第一版時被人批評缺乏文化觀點，在第二版中，作者布瑞德坎普和寇坡便提醒老師們，不但要具備發展心理學的知識，也要考量不同兒童的文化背景，比如美洲原住民較注重口說知識的保存而不擅使用書寫；非洲裔文化注重社會性取向及體能上的活動等，因此在應用DAP時要做適度的修正。
表面上來看，綠色聖經第二版比第一版進步多了：妳說我們只獨愛皮亞傑？好，那我們就放入他的最大宿敵──維高斯基（Lev Vygotsky，1896～1934）；妳批評我們沒有多元文化觀？那我們就放入更多比較文化的研究；妳批評我們的觀點都是來自象牙塔裡自大傲慢的高級知識份子，整本書缺乏來自老師的聲音？那我們就加入更多老師們的心得感想作為佐證；於是第二版聖經看起來更有包容性、更有親和力、更有反省能力，以及看起來更無懈可擊。
布瑞德坎普和寇坡在書中前言的部分把話挑明了講：我們要「超越either／or的兩極辯論……用更多both／and的思維，更能反映幼教工作在決策時的複雜性」（p.vi）。這就好像一個抱持「顧客至上」觀點的商家，為了滿足（還是說服？）挑剔的顧客，而不斷更改商品內容，務求符合顧客心中想要的商品，而且用顧客愛用的辭彙和術語。
然而整件事說穿了還是種包裝、究其底畢竟還是種推銷。推銷什麼呢？推銷NAEYC固有的價值觀，或者說現代理論的價值觀，推銷「好老師就是協助兒童發展的人（facilitator）」。
但是，這種「協助」是站在遠遠的距離觀察，不是教學。
指導手冊什麼都包
不完全適用
盧貝克（Sally Lubeck）在她的文章裡便直言，NAEYC這種新思維，使得綠色聖經第二版處處充滿了矛盾（1998）：當我們說both p and
q時，這種多元並陳好像沒啥問題，可是both p and -p時呢？NAEYC完全排除掉所謂完全相反的可能性的存在──怎能不顧及兩種觀點可能會有根本立場的差異呢？怎能都先假設所有的觀點都能輕易地異中求同、同大於異呢？這是本指導手冊呀！妳怎能用這麼無所不包的超級市場式的想法呢？怎能不把立場說清楚呢？
李文（Levine）在他的文章「兒童發展的文化環境」（1989）中早已很清楚地指出，心理學界本身已經開始反省，只以西方兒童作為對象的實驗研究，在推論其研究結論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時候必須要格外謹慎，因為愈來愈多在其他文化中所做的相同研究出現太多異例（anomalies）。
如巴西兒童不懂皮亞傑的各種質量守衡測驗，卻十足懂得求生存的「街頭商用數學」；又如約翰鮑比及其弟子安思沃斯，以英美兒童與母親做為實驗對象。發展出紅極一時的依附理論，在德國和日本卻都得到不同的研究結果，大大削弱其理論的正確性。
這些異例，使得發展心理學裡的各種理論和方法論，以及三個基本假設（最適假設、內生假設、方法論的嚴謹假設）受到質疑與挑戰。文化環境不僅只是處於變數之一的地位，更是決定兒童發展的必要關鍵。
李文同時說明，所謂人類普遍共有的發展現象（如前述語言發展程序、肢體能力發展程序），只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如果以電腦來做比喻，這些只是造物主事先設計安裝好的硬體，是作為一個電腦必定要有的基本配備。
他認為如果真要run這部電腦，我們需要的是更重要的各種各樣的軟體和程式，也就是所謂的文化社會歷史環境。有了這些不同內容的軟體，才造就了電腦虛擬世界（人類）的五彩繽紛與熱鬧有趣。
如果我們只是用更多經驗性研究，去證明只佔人類發展中一小部分的前者（發展現象），而忽略佔更大部分而且更重要地位的後者（文化社會歷史環境），我們將失去理解人類多元面貌的契機。
由傅柯的後結構主義觀之，縱使發展心理學的價值在於「提醒了我們童年是人生中一段獨特的時光」（Charlesworth，1998，P.280），它並不能告訴我們太多有關童年的奧秘與美麗、複雜與多變、宰制與反抗。它隱含了童年與成年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忽略了這兩個時期不管再怎麼不同，畢竟是同一個人的事實，這就很明顯地避開了個人差異的獨特性與個別性問題。比如有些人儘管生理年齡老化了，其實內心裡是童心未泯的小孩；而很多在特殊環境下長大的小孩比成人更成熟圓滑。高唱「我們只有一個童年」，表面上是歌詠兒童期的特殊性，其實是將童年的概念「凍結」（freeze）在遙遠的過去、讓兒童變成我們「凝視」（gaze）的對象、夾帶了區分「我們／他者」（us／others）的二元對立結構意識形態、暗地理很技巧地把每個人的個別差異都模糊掉，卻統一化、抽象化所有有關「他者」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讓每個人的童年在所有人心裡和在科學家眼中都簡化為極其相似的面貌。
這種單一化思考對象的結果，與規範性（normality）vs.病態性（pathology）二分法思考相輔相成，用意都在方便了統治階級馴服其公民及未來的準公民（即兒童）。
假裝某事情不存在
就是欺騙他們
因此發展心理學霸權導致的嚴重問題是，它只是告訴我們老師要規規矩矩教書以協助兒童學習各種知識和能力，卻並不允許我們問太多禁忌話題，如老師除了教兒童數字、文字、形狀、顏色、動物名稱……各種客觀科學知識外，她可不可以教導、或如何教導性別歧視？她可不可以教導或如何教導種族歧視或性虐待？或單親家庭與同性戀家庭？或童工與剝削？或戰爭與恐怖主義（或誰才是恐怖主義）？或媒體與商業主義的結合？或資本主義？
在台灣可不可以這麼早教她們省籍問題與族群問題？如果不能，為什麼？提省籍就是在製造分裂嗎？不教這些，就是在維護兒童純潔不受污染的心靈嗎？政治意識的啟蒙一定得是很晚的事嗎？兒童究竟多早可以理解這些敏感議題？用何種方式理解？政治真的必須完全與教育脫鉤嗎？這麼做究竟是在保護兒童還是在保護統治階級？
請別說孩子不懂這些，也不需要懂這些，其實她們的智慧成熟度與控制力遠超過我們的想像，而且假裝這些事情不存在是欺騙她們。別以為她們不知道我們大人在裝傻或裝純潔，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多少人早就體驗過「大人都在唬弄我們、忙著為我們製造美麗新世界的假象」那種感覺。
美澳覺醒
走出自己的幼教模式
認定這些議題對她們來說不具重要性，是在剝奪她們「發展」批判性道德觀的機會。別說這些很難做到，美國與澳洲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人士開始覺醒，並且嘗試付諸行動，她們在幼稚園採取的「反偏見」課程（Anti－bias curriculum）與「冒險式」教學（Risky teaching）已經得到很多掌聲與成功。
幼教老師和兒童都不是自外於真實生活世界的，然而DAP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完全抽離真實世界的、一個猶如生活在真空消毒、無菌環境的教學內容與課程設計，我們所看到的DAP兒童是乾淨、有禮、守規矩、聰明、獨立、合作、有創造力、培養各種技能的（白人中產階級）孩子，看不到它告訴我們怎樣教孩子從小認識公平與正義，怎樣及早培養她們質疑權威、挑戰主流價值的自信與能力。
如果我們要以真正具有解放精神的課程教育孩子，我們所必須做的，就是完全丟掉這本其實是限制兒童發展的幼教課程與實踐手冊，並且開始設計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教學課程與內容──反正丟掉一本書並不違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