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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3/03/10》═════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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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教育論壇
複雜環境裡的簡化思考 教改失敗的必然性（上）
◎ 費邊社Fabi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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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論壇 複雜環境裡的簡化思考 教改失敗的必然性（上）
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身與民主原則，是相違背的。～～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亞特‧霍爾
文▓宋嘉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教育改革（或任何一種改革）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是困難的。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其1977年的「學校教育、國家與社會」（Schooling, State and Society）一文裡就說明，其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身與民主原則是相違背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說法，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是一個高度階級化的社會，資本家剝奪勞動階級的剩餘價值，集中社會財富與資源於少數人手中，在階級之間形成權力的不平等關係；而民主社會的原理原則卻告訴我們，所有的人不管出身背景都生而平等，都有權利做自己的主人。
這兩種本質上相反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意識型態，怪異而錯亂地並存在許多工業化文明國家與其人民的思維邏輯之中，使我們恰恰生活在一個充滿矛盾與衝突的現代世界，卻誤以為這一切都服從在理性的秩序與邏輯管轄之下，因而相信許多社會問題都能找到滿意的答案，許多改善現狀的意圖與行動，都能按照原先的想像與規劃，得到合理的結果；卻很少能想到，問題的背後其實是被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脈絡支配著。
二戰後工黨政府
英國教改為何失敗
我們其實是深陷在一個巨大而複雜的網絡裡，而構成這網絡的經緯縱橫，在某種狀況下相互支援，互為後盾；在別種狀況下又是互相牽制，彼此掣肘的。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芬、葛蘭特與強生（Finn, Grant and Johnson）在同一年的一篇文章「社會民主、教育與危機」（Social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裡，就曾經用這樣的觀點談到英國工黨政府二次大戰後的教育改革失敗的原因。
顧名思義，工黨的性質及其立黨精神本身，是站在勞工階級的立場，追求其最大利益的。恰巧這時（二次戰後）的英國教育界本身充滿了社會民主的意識形態，形成一股濃厚的支持改革氣氛，在大環境其實是有利的條件下，在1945到1951年間，走體制內改革路線的工黨政府發動了一連串重要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的目標，都在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對弱勢團體的歧視與剝削，保障窮人的受教權與工人階級的就業權，以及打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
比如說，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措施是完全中學（comprehensive schools）的設立。當時英國中等教育系統採取能力分級制度（分成3級），所有學生必須參加一個名為「the eleven
plus exam」的一種類似智力測驗的入學考試（有點接近聯考制度），以使不同資質的學生接受不同程度、不同等級、不同品質的中等教育。這個看似公平的考試制度，實際上卻往往無法反映學生的真正程度，只反映了學生的家庭環境和階級背景。
工黨為使這種分離主義教育現象獲得改善，1944年通過的教育法裡，就授權各地方政府設立完全中學，亦即學生「不分能力」，全都在一間學校裡受教（此項政策最早出現在1922年時該黨的一份重要教育文件「全民的中學〔Secondary
Schools For All〕」，其中便主張所有人都應該接受最基本的中學教育）。於是這類型的中學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之間大量設立。
對待勞工階級
一邊出賣一邊討好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的成效，在前述經濟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糾葛矛盾裡，其實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因為該黨的許多政策雖然一方面要顧及基本教義派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當時工黨裡的中間路線──費邊社──聲勢龐大，該黨也不能放棄得到中間選民的支持。因此其在取得政權後所組成的政府，不再能只照顧勞工階級，也必須同時著眼於全英國的利益。（這種要成為全國利益的代言人的企圖，或說野心，其實從1922年那份文件的名稱就可看出端倪。雖說是要為弱勢階級在龐大資本主義怪獸宰制下，爭取一點喘息的空間與生存的尊嚴，可是用「for
"all"」這種字眼，其實也多少隱含了向中間勢力的看齊與靠攏，使得這種爭取的努力必要打點折扣。）
這也形成了工黨政府的一套兩手策略，在非選戰時期對弱勢團體並不如何用心，一到選季來臨，就不斷向基本票源拋媚眼，以確保執政。在民主制度裡向選票和現狀低頭的不得已，往往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要用犧牲弱勢團體的權益做交換，用溫和改革的手段取代激進的革命結果，必定是讓改革活動的本身成為一種冗長、繁瑣、衝突、妥協、矛盾，和本質上是不斷製造新問題的過程。在這一點上，工黨的教育改革本來是要向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不均開刀的，卻無意間反被其收編，變成改良式資本主義的主要支持者。
最明顯的例子是，到了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之間，由於經濟依舊不景氣，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誇談人人平等（egalitarianism）的教育改革，變成一種奢侈與夢想，與其談大餅如何分配得比較平均，不如談如何讓餅變得更大，要來的迫切與實際。加上當時許多與教育政策形成的有關學者與官員都是費邊社的信徒，他們除了信仰改革的本身不可避免的是一種漸進主義（gradualism）和細步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之外，更強調效率的價值和菁英主義（meritocratic）的必要性。於是工黨的教育政策在此進入了修正主義階段（revisionism），競選口號不再談人人平等，而改唱效率與成長，大談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教育理念也從「equality（只談抽象的一切均等）」窄化成「equality
of opportunity（機會均等──在此引進了競爭與資源有限的觀念）」。
霍爾提醒我們，工黨內部本身的矛盾，與黨、政、經之間的外部矛盾，使一個原本立意良善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如預期。多方折衝下的產物，所謂的「equality of opportunity」既不能激進到贏得勞工階級的支持，又無法成功到贏得擴張主義者與中產階級雇主的芳心，教改人士的主張，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再具有政治有效性與票房魅力。
教改20年失敗了
階級藩籬依然存在
在教育界，這種有效度的落差很快就被保留主義陣營（retensionist wing）填補。這一波源自二次戰後長達20多年的教改，在70年代終於宣告失敗。之後上台的保守主義柴契爾政府，也未能徹底解決教育問題。前朝政府為了照顧弱勢階級的公平受教權而設立的完全中學，在這種大環境下，並沒有完全或真正改善他們依舊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現實。儘管大家不分階級的進入了同一所學校，菁英主義的鬼魅陰影，並沒有因此被阻隔在校園圍牆之外。
凱瑟琳‧霍爾（Kathleen Hall）在其人類學研究報告「活在翻譯的世界裡：作為英國公民的錫克教年輕人（Lives in Translation:
Sikh Youth as British Citizens, 2002）」一書裡便詳細紀錄，學生之間，到了21世紀的今天，依舊存在難以打破的階級藩籬；80年代的課程改革（多元文化課程與語言課程內容）雖然比以前有所進步，但其實也只是將文化隔閡的型式汰舊換新，將不同族群間的刻板印象帶入更高級而已。（待續）
◎費邊社Fabian Society
1884年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其組成份子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其取源的知識傳統則是英國的激進功利主義，不喜好馬克思學說，在早期也反對組成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費邊社訴諸於漸進式社會改革，與歐陸的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相異其趣。英國工黨是在1918年才成立，算是第1個英國的社會主義政黨。自從一開始，它就採取溫和的改革路線，並且宣稱與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劃清界線。
（輯自Donald Sassoon著，何明修翻譯、整理之「《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