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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3/05/06》═════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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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他山之石
哈佛大學教授布萊恩帕莫
◎ 來去紫禁城
SARS在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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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 哈佛大學教授布萊恩帕莫
編譯▓盧永山
在哈佛大學校園驚人的反戰示威人潮前，布萊恩．帕莫（Brian Palmer）教授抓著麥克風，爬上一張搖搖晃晃的木椅，然後環視人群，他虛弱的聲音在冷風中微微顫抖。帕莫強迫自己把虛弱的聲音轉換成激烈的怒吼，好讓現場1千2百人聽到：「有人要我談論這場戰爭，但我們真的發現一場戰爭了嗎？也許不是在伊拉克。
「我現在引述馬克．莫福（Mark Morford，譯按：舊金山紀事報專欄作家）所觀察到的：『這場戰爭宛似大卡車對上小汽車，F-16戰鬥機對上紙飛機，戰斧飛彈對上小鋼砲，根本沒有對抗性可言。』」
帕莫停止發言，好讓如雷的掌聲停歇。作為哈佛大學最受歡迎課程之一「全球化與人的價值：想像全球社會」（Globalization and Human Values: Envisioning World Community）的任課教授，帕莫可以說是全校知名人物。他的可接近性也幾乎是無與倫比（他住家的電話，就附在寄給522名學生的電子郵件下方），他有力的演說和邀請重量級人物授課，也總是吸引許多學生。
但最近幾週以來，帕莫的這堂課受到監視，原因不只是他的反戰立場。帕莫的課邀請了20位重量級講師，包括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作家牙買加‧金凱德（Jamaica Kincaid，著有《安妮．強的烈燄青春》）、倫理學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在90年代初成立西藏自由音樂會（Tibetan Freedom Concerts）的嘻哈音樂團體比斯提男孩（Beastie Boy）之成員亞當．姚奇（Adam
Yauch），他的課一直遭到痛批，指其過度鼓吹自由主義的觀點。來自「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社論的批評、羅須．林鮑夫（Rush
Limbaugh，廣電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的抨擊，以及數十封憤怒的電子郵件，已迫使去年獲得最佳新進教師教學李文森獎（the Levenson Award）的帕莫，不僅為自己的課程，也為自己辯護。
帕莫以招牌的低語聲說：「我的課程的其中一項目標是，讓學生意識到最急迫的社會討論，以及知道如何參與這些討論。我希望能創造一個慎思熟慮的空間，如果不會太自大的話，那是一個民主的空間。」
然而，批評者指控帕莫只有在課堂講師的選擇上很民主，他在課堂外公開宣示個人的觀點，促使大家深思：是否教授應在教室裡宣揚多元的思考。
──個人觀點或政治宣傳？
當紐約時報稱帕莫的課程為「理想主義101」（Idealism 101），帕莫視其為一種恭維。他說：「『理想主義』這個字有一組混合的內涵。我把它看成是樂觀的，透過共同的努力，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具人道的世界。」
但帕莫堅稱，理想主義並不否定懷疑主義。他希望發生的一件事是，讓講師被學生質疑。事實上，這堂課隨著學生的提問而進行，提問的學生與講師言詞衝突。
例如，講師都未按演說大綱照本宣科，因此，整個演講更像是一場訪問，學生提出10個預先選好的問題（只有一項例外：帕莫不會讓同一性別連續發問）。
即便在帕莫的忘年之交、比提斯男孩的成員亞當．姚奇現身於課堂上時，學生不僅沒有被明星光彩所懾，反而不斷詢問他對於西藏的了解。有一名學生就質問姚奇，為何對中國會為西藏帶來受歡迎的改變不抱持任何希望（下課後，這名學生介紹自己是哈佛大學「解放西藏」社團的成員，她謝謝姚奇到課堂上來）。
帕莫說：「有些學生問艱澀問題的功夫高人一等。而學生的觀點，填補了政治光譜的不足。」
形容自己是共和黨溫和派的大四生勞拉．西頓說：「我修這堂課的目的，主要是因為它是宣傳。我想要搞清楚反對意見的精華。然而，我認為每個教授都有權利教他擅長的東西。哈佛大學不同立場的教授，同樣也在課堂上宣揚他們個人的觀點。」
帕莫說，他歡迎保守派的觀點；而當類似西頓的學生說，請來的講師其政治光譜應更平衡時，帕莫堅稱，他已兼顧講師的多元性。帕莫反擊說：「與課堂上只有一個老師講課相較，我的課更具多元性；我請了20個講師，加上我。」
帕莫說，他不會基於某人的政治立場而排斥他。拒絕帕莫邀請的人包括，哈佛大學校長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利德曼（Thomas Friedman）、麻塞諸塞州州長米特．羅尼（Mitt Romney）和參議員艾德華．甘迺迪和約翰．凱利（John
Kerry）。
最近十分後悔對波士頓鳳凰報記者說「遲早，哈佛大學會像吐口香糖一樣，把我吐掉」一番話的帕莫表示，他沒有理由為自己所說的話感到抱歉，過去幾年事情都進行得滿順利的。
帕莫希望可以刺激學生批判地思考，他們如何運用自己被賦予的特權。帕莫說：「這堂課的某些理念是，挑戰哈佛大學的教育模式，這十分重要。我希望這堂課幫助學生思考，他們將自己的能力，有時候甚至是財富，用於何種目的或組織。沒有多少人會說，全世界現在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資銀行家，或更多的律師。」
哈佛活力報（The Harvard Salient）副編輯崔維斯．卡佛拉（Travis Kavulla）稱帕莫的課為「意識形態壓過質問的勝利」。卡佛拉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可憐且負擔沉重的學生，餵食講師與他們中間偏左立場有關的問題，在下課之後，每個學生都很快樂，因為他們獲得很好的成績，且長據他們心中的自由世界觀點也未受干擾。」
帕莫的許多學生不同意這堂課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看法。大四的鄧肯．法蘭西說：「這堂課有許多觀點，這是哈佛其他課程所沒有的。使這堂課獨樹一幟的是，它所呈現不同觀點的內容，而非數量。帕莫所邀請的講師，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為何，來自於於社會各個領域，這也使學生聽到了各個領域的看法。」
──理論就是真實
許多學生表示，這堂課的討論內容來的正是時候。大三的納塔莉．米勒說：「我們所做的閱讀、我們聽講師所做的演說、我們所做的分析，現在看來就是社會的真實情況。當你閱讀紐約時報的頭版，然後看到一名剛成為孤兒的伊拉克小女孩，躺在陸戰隊醫師的懷中；當你看到她毛線衣上的血和她臉上的劫後餘跡，我們所討論的一些理論就變得非常、非常的真實。在我們看到伊拉克戰爭以及戰爭的後果以後，這堂課就是要挑戰自我，並檢視自己在一些問題上所站的立場為何。」
帕莫繼續收到憤怒的電子郵件和信件，但他堅稱他開課的目的是超越政治的。帕莫說：「哈佛大學的教育目標，經常是如何教導學生爬上巔峰。這堂課的特殊之處在於，講師對社會問題的急迫感，以及讓學生涉身其中。因此，我們必須將個人野心放在一邊，認真處理無法等待的問題。」
（取材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來去紫禁城
SARS在兩岸
文▓魏宏晉
在北京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風起雲湧、人心惶惶之際，原本以為回故鄉台灣「避風頭」應該是最安全、明智的抉擇，但是在目睹了荒腔走板的國內防疫現況，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
防疫漏洞
政治也有份
SARS的出現考驗著世界各國，它到底是「怎樣的病毒」、「傳染途徑為何」都還不清楚，要對抗這樣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微型殺手，大家比的無非就是科技與紀律：以科技終結病毒，用紀律來阻絕傳染。唯有善用這兩大法寶，才有機會在這場戰役中獲勝。
以科技而言，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對台灣的醫療技術有信心，雖然因為中國的蠻橫阻撓，使我們不能夠以直接和公開的管道與世界醫療體系取得聯繫，但是透過努力，我們的醫療還是具國際水準、遠高於中國，這點大家應該都還能夠認同。
但是說到紀律，我們可是糟糕透頂，甚至比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落後的中國還要令人搖頭。以SARS疫情同時襲擊台灣和中國，兩國的反應和表現而言，中國當然是不及格的，但很遺憾的，和不及格的中國相較，台灣可能還要比之低10分，真是令人汗顏。
台灣是個泛政治化的國家，SARS疫情之所以越演越烈，對社會人心造成嚴重的震撼，其實是脫不了因泛政治化而脫序，讓疫情越演越烈的惡性循環。
台北市政府在和平醫院疫情爆發之前，確實有「先見之明」，預測SARS疫情不容忽視。然而，這樣的「先見之明」卻不循公務溝通管道下情上達，偏偏要以利用媒體大喇叭來「炮打中央」，把單純的衛生議題染色成為政治議題，既失去倫理，也模糊了焦點，讓後續的嚴重疫情合作機制完全被破壞，防疫上的第一個大漏洞就這樣被政治捅了出來。
「砲打中央」這樣的事，在中國當然完全不可能發生的，它是個極權國家，亂發砲是會要命的。我們姑且不論極權與民主，中國在上個月以「防疫不力」的理由把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趕下台，明快的措施確實令人心頭一凜，醫療儘管落後，但是政治紀律嚴明，多少也彌補了不少防疫漏洞。
政治紀律不行，直接影響到行政的能力。我們看到和平醫院封院事件中，相關單位一句「封院」後，完全沒有實際的執行計畫和措施，讓醫院陷於無政府狀態，該被隔離在裡面的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往外流竄；該留在外面的媒體，卻拚命地煽動社會和被隔離者的情緒，還不怕死地往裡頭鑽。裡頭和外頭亂成一團，沒人知道SARS病毒透過這樣的「水乳交融」，是不是已經傳播到北京去了。
為了SARS，北京到上個月底為止，已經隔離了5、6家醫院了。北京市的醫院宣佈隔離甚至比台北還要「無預警」，他們是說封就封，事前根本不放風聲的。而且被隔離者待在醫院裡，還得自付飯錢，政府是不管飯的。儘管可以想像北京被隔離者也會充滿無奈和不滿，但我們卻看不到激情的「抗議畫面」，因為當地政府嚴明的紀律，根本不容被隔離者作離譜的演出，當然也不會讓媒體在旁鼓譟煽動，製造更多難以收拾的麻煩。
政客真面目
叫人心寒
在這SARS疫情蔓延的當頭，除了暴露出我們政府能力低落的尷尬外，也意外地揭發出許多政客的無知與無恥的面目，讓我們這些「無知的選民」收穫頗豐。
當然我們原來就當很明白，台灣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會噴口水外，其實能力都很糟糕，但是當我看到有里長、鄉長，甚至市長帶頭去阻絕SARS門診的開設，去圍處裡SARS醫療廢棄物的工廠，以及堵送SARS病患的救護車時，我還是驚訝到說不出話來。我在看這些政客面對SARS的反應時，充分理解了他們的無知，竟然以為採取慣用的政治表演秀法，抗爭、圍堵就能阻絕疫情，這未免笨到令人難以想像；而他們表演的理由有「中央分配的建設經費太少」，所以地方要「拒收」病人，以及抗爭後協調要「回饋金」等，這些死要錢，趁機發國難財的做法，也暴露人性最黑暗無恥的那一面，真是比病毒更叫人膽寒。
當然，我也聽到了在中國有地方為阻絕SARS疫情而挖斷高速公路，企圖阻擋病毒輸出的新聞，我很慶幸台灣還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挖馬路工程太浩大，台灣人沒有「笨」到這樣的地步，但是最少這樣的情況還沒出現。
台灣和中國這對難兄難弟在SARS病毒流竄之際相互比爛，可說是互有千秋。先前中國隱瞞事實，被疫情相對較單純的台灣冷嘲熱諷了一番，顯得吃了一些憋。但後來中國使出霹靂手段，趕人又關人，又逢台灣因演戲的政府演技太爛，看戲的媒體又愛鬧場，爆出疫情亂象，相對而言秩序表現較井然的中國，又扳回一城，最後到底誰勝誰負，卻也還在未定之天。
不過台與中誰贏得這場抗疫大戰，也不是我的關心焦點，我只擔心台灣，這終局要是又來個人民都是輸家，只有政客和媒體沒事，那才叫人吐血呢！
（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