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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3/07/14》═════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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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ABC 辜懷群：學外語基本功勤練溝通最重要
◎ 台灣人學英語的故事（二）危機意識、刻板思考與語言位階的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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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辜懷群：學外語基本功勤練溝通最重要
圖文■中央社
「學英文的第一堂課，我只能從一數到三」；談起自己學英文的經驗，新舞台館長、本身也曾是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的辜懷群笑著說，其實自己學習英文並沒有什麼「撇步」，主要就是掌握基本功，多背、勤練習，並多和人以英文應用溝通。
個性爽朗的辜懷群，獲有英國文學博士學位，曾是大學教授，目前是「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新舞臺的館長。
談起學英文的經驗，辜懷群以過來人的經驗分析，告訴中央社記者，不論是什麼年齡學英文都可以，最要緊的是，面對國際化的同時，英文確實是重要的溝通工具之一。
從小在台灣土生土長，辜懷群記得自己剛上英文課只會唸到三，開始時在英文的表現並不突出，但她勤讀的結果，最後考上台灣大學外文系。
認識辜懷群的朋友都知道，辜懷群家教甚嚴，雖然她有著顯赫家世背景，但卻絲毫沒有架子，反而是充滿了熱情、活潑，且用功、上進。
不過，她透露當初會選外文，也是按志願表順序進入外文系，「糊里糊塗」地進去後才發現主要是學習英國文學，後來，愈唸愈有趣味，最後一路唸到碩士、博士。
辜懷群認為，學習英文年齡並不重要，小時學英文可當成母語學，將孩子放在英文環境中，自然而然學會以英文溝通；但大人則必須學abc和音標，有系統的學習法，幫助學習者早日能掌握方法，運用英文。
以自己為例，辜懷群開始學英文時對英文單字、音標、文法背誦特別重視，她指出，沒有這些基本動作就好像不會走就要跑，英文不可能學得好。
除了背誦、勤練，環境更是重要，辜懷群表示，唸大學時，外文系裡面沒有中國老師，只好都說英文；到了研究所、博士班，不只是老師，連同學都是外國人，當然更是只能講英文，自然而然英文就愈來愈流利。
辜懷群強調，其實不只是我們學英文，法、德、義大利人也都會學英文，他們在英文的腔調和發音也不見得準確，但當大家聚在一起，英文就成為彼此交流時，可以互通的第二外國語，所以，大家不必太在乎腔調、發音，最重要的是能溝通。
自喻「愛戲成癡」的辜懷舉例說，接管新舞台後，原本覺得自己喜愛的英國文學可能只是自己「私房」的生活趣味，平時只能和別人用生活英文溝通，但事實不然。當她帶著京劇團到國外表演，她的文學背景加上流利的外語，讓她能以文化人的思維，並用貼切的英語表達出中國傳統京劇之美，無形中，自己還成了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
她對自己居然還有這個「意外」功效，以「始料未及」來形容。
「語文是人與人間溝通的工具之一」，因此，辜懷群鼓勵大家，學英文不要怕，放大膽說，勇於嚐試，而學好英文或任何一種外語，可能對生活會產生很多預料不到特殊的經驗，更豐富生命的內涵！
◎台灣人學英語的故事（二）危機意識、刻板思考與語言位階的共存共榮
■宋嘉行
1895～1949 懂英語者仍屬極少數
台灣這塊土地，雖然早從近4百年前就一直有殖民地歷史，但殖民政府從來不是英美等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因此學英語並非像學日語一樣，是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亦即從來沒有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政府在那裡（像1997年以前的香港、獨立以前的印度和若干非洲國家），硬性強迫台灣人民學習這種統治者的語言文字，有的只是民間裡零星的、分散的、來自教會的耕耘。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民固然也有機會能在中學裡學到英語，但畢竟在皇民化思想下，能進入中學就讀的台灣人民還屬極少數，能接觸到英文的更只限於少數菁英階級。
根據哈佛大學出版的《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教育》（"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Tsurumi,
1977），日語及日本文化在日治50年期間是當時主要的符號資本，接受日式教育、習醫或從事教職，是當時被殖民的台灣人能夠向上流動的少數管道，以日本的科學、政治、軍事知識為基礎的「現代知識（modern
knowledge）」（相對於傳統農業工作）是身分地位的象徵，西方文明在此時對台灣的影響，不若大和文明來得深遠。
不過，一批以非農業為主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下，也逐漸被醞釀、培養出來。他們接受日本外來思想知識的洗禮之餘，也接受西方文明，遠離鄉村，移動到都市裡生活，與傳統的價值觀漸行漸遠，家庭或社群的集體力量逐漸不再能約束這批新人類，使他們形成比較開闊的思想觀念。這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例子中（如史坦巴哈在坦尚尼亞的人類學研究）形成共通的模式，亦即首都或貿易商業為主的大都市，最快形成與傳統割裂的生活方式與思維價值準則，在台灣當然就屬台北了。
1949～1980年代中期 語言位階的形成與鞏固
台灣這50多年的現代化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快速而徹底的美國化的歷史，而英文在這半世紀以來快速風行，與國家需要有著密切關係（當然這與逐漸全球化、美國日趨變成世界強權也有關係）。英國威爾斯大學語言學教授大衛‧克里思托（David
Crystal）在《英語帝國》（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一書中說，一個語言之所以能為其他國家選成主要學習對象，與該輸入國政府的大力支援及該語言輸出國有能力、有財力提供援助有很大關係；換言之，該輸出國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是一個強權。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無疑正具有這樣一種國際地位。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由於仰賴美國提供美援軍事保護及人才訓練，本島學習英語及赴美留學人數開始日漸增多，當時由美援機構與我國美援會合辦的英語訓練中心（現在的「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從1951年起，一年訓練1百名人員赴美受訓，此後即逐年擴大。學術機構間的合作交流也在政府居中斡旋下，形成英語人才培訓的管道，例如從1962～1964年，經合會協助台灣師大與美國德州大學合作辦理在職英語教學訓練，台灣師大也在亞洲協會的協助下，於1955年推動口語教學法等（中國時報2003,
1, 7）。
政府機構在推動英語學習上，從1百多年前的消極被動化為積極主動。然而，即使時空環境已經轉移，「學英文是為了要富國強兵」的那種勾踐復國、少康中興等生聚教訓式思想仍殘留在那裡，即使不在一般百姓心中，至少也在當時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裡。英語比之船堅砲利，功用更為強大。
另外一個政府積極提倡英語學習的法寶，當然還是透過正規教育系統，有制度、有系統、大規模地從小培養。從文化馬克斯主義來說，學校體系作為政府的控制工具，在語言學習這件事上，對於台灣人民來說，始終有著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的政治意義。這其實不只對台灣來說是如此，對其他國家來說也是一個事實（例如美國80年代以後的雙語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充滿了種族歧視的文化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但在一個充滿高壓政治控制和各種明確禁忌、以致條條框框特別多、特別明顯的社會裡，學校裡的語言課程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功能更加明顯。
在當時，國語當然是主流語言，英語雖然沒有被刻意提倡，但在政府積極培養英語人才以為國服務的前提下，畢竟是一種值得鼓勵學習的語言，這兩種語言形成一種正統的規範，亦即上流的人民才說國語及英語（或者其他外語），其他本土語言（如閩南語、客家話和原住民語）被邊緣化到這個正統的外圍。
這便形成了兩個界限明顯的類別，在正統規範裡面的人是高級的人，是好國民，是值得獎勵的對象（如取得較高學歷、薪水較佳之工作。有研究顯示，外省族群的學歷較高、將來找的工作也較好）；在其外的人是次一級的人，如果在隱蔽的私人場合（例如家中）使用這種語言還無所謂，但如果在公開場合或學校使用這種語言就要受罰，這種說台語要罰錢、要受辱的故事我們聽太多了。學校在這裡明明白白是傅柯口中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人人自我規訓，將好與壞的二分法強加給自己，以自動配合統治機器的運作。
在這裡我們也清楚看到，當時的語言政策不僅明示語言具有位階性，連空間也有位階性，母語要被關閉在家中使用，不能拿到公開場合來流動溝通，學生的家庭地位就被矮化在學校機構之下，學生從來不是學校的主體，學生家庭或社區也與學校割裂開來（當然這之中也有階級背景的差異），文化認同極有可能被壓縮到極度單一。
語言位階在1950～1986年這3、40年期間牢不可破，與族群位階（外省族群vs.非外省族群）、經濟地位位階（中上階級vs.中下階級）、意識形態位階（統一vs.獨立；國際化vs.本土化）、空間機構位階（政府／學校／家庭）、城鄉位階（台北等都會區vs.中南部或鄉鎮）形成某種連鎖關係。
國語作為官方語言，在學校必須學習固然無話可說，第二種語言的選擇灌輸就難免有爭議。學英語和打壓本土語言形成某種對比，換句話說，國際化潮流與本土化形成、並且被暗示成不可逾越的兩個範疇、兩極化發展──本土化將不利於國際化的發展；而如果要學台語，家裡學就可以，英語是家中很難學到的（當然某些家庭背景不在此限），所以必須在學校裡學，兩種語言也各有領域，互不相干。
另外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台語很溜的人英文發音會比較菜（就好像大家心照不宣的，土生土長的日本人與韓國人的英文發音，就是很難好聽得起來），那種像李登輝的日式英語、台灣國語等跨範疇、混血混不好的情況很可笑（當然中式英文也會被人家笑成是洋涇濱，但僅只戲謔程度，不至被鄙夷）。
總之，在敵我分明、一切界限都很僵硬的思惟模式裡，任何範疇都容易被說成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跨越界限的行動不僅危險，還往往惹來訕笑與非議。因此，在沒有中間模糊地帶的狀況下（通常是處於高度危機意識的社會裡），政府替人民做的選擇是毫不保留的國際化；或者說，毫不猶豫地向所有位階裡的上者、二極狀況下的前者看齊。但這說穿了其實也不是什麼多元包容的國際化，而是單純追隨強權的美國化而已。
無論如何，在這段時間裡，英語這種外語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而開始在這塊土地上逐漸興盛。英語這項文化資本終於不再只是少數人獨享的利器，而愈加平民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