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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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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他山之石 死亡線上的哥倫比工教師
◎ 教授爸爸週記 遺失自然的休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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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死亡線上的哥倫比工教師
編譯■盧永山
即便有人打電話威脅哥倫比亞教師瑪麗貝兒.恩瑞奎茲(Maribel Enriquez),如果她繼續教高中生,並且組織當地居民的話,要殺死她,她依舊沒有離開故鄉、哥倫比亞第四大城市巴蘭奎拉(Barranquilla)。去年10月,當一顆子彈落在她和先生及6名子女所居住的家中客廳時,她仍沒有打算離開這個瀕海城市的念頭。直到去年11月,一名住在瑪麗貝兒.恩瑞奎茲家不遠處的老師遭到殺害,她才逃往首都波哥大,導致巴蘭奎拉高中社會科3千5百名學生無人可教。
在哥倫比亞長達39年的內戰中,瑪麗貝兒.恩瑞奎茲不是唯一受戰爭之苦的老師。在這場內戰中,右翼民兵和左翼游擊隊共同對抗無法掌控哥倫比亞多數領土的中央政府。教師和其他被視為社區領導人者,如法官、工會領袖和記者,過去10多年來,已成為被恐嚇、死亡威脅、綁架和暗殺的目標。當叛軍增產對哥倫比亞最具價值的農作物古柯鹼和海洛英時,情勢似乎日益惡化。
哥倫比亞教師聯盟(FECODE)的統計,自1998年起,有3百名教師被殺,2千9百名遭免職;光是去年,就有83名教師被殺,使得哥倫比亞成為全世界從事教職者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哥倫比亞每年因內戰死亡3千5百位平民,教師被殺害者僅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對哥倫比亞教育的衝擊十分巨大:教師因為過於恐懼而不願教書,導致學校關閉,大學畢業生也害怕擔任教職。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衝突解決中心研究人員,目前亦擔任哥倫比亞安尼歐奎亞大學(University of Antioquia)客座講師的亞爾多.西維柯(Aldo Civico)指出:「教師、工會份子、宗教領袖是復興飽經暴力肆虐的市民社會之重要角色,恐懼和恐怖將使他們的良心沉默。」
亞爾多.西維柯的研究發現,去年,約29萬名兒童──約哥倫比亞公立小學學生的3.6%──因2千名教師被迫遭免職,及超過1百所學校遭破壞,而暫時或永久的失學。
哥倫比亞的教師逃避成為好戰份子的攻擊目標,這些好戰份子包括:左翼革命武裝部隊,如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FARC)和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ELN),或哥倫比亞聯邦自衛力量(AUC)旗下的右翼民兵。好戰份子為何鎖定教師,原因並不單純。有些右翼民兵反對強調階級差異的歷史課程。而左右兩邊都視學校為勒索的肥羊。
多數被好戰份子鎖定的教師,主要是因為他們在課堂之外還擔任工會運動份子。右派民兵通常視參與工會為同情左派的一種舉措。哥倫比亞最大的工會──哥倫比亞教師聯盟──估計,哥倫比亞教師被殺,95%與右派民兵有關。
事實上,許多教師表示,他們對左派游擊隊十分同情。瑪麗貝兒.恩瑞奎茲說:「我不能容忍不義。」但瑪麗貝兒.恩瑞奎茲說,當她開始收到死亡威脅之際,絕對未直接涉入左派運動。哥倫比亞游擊隊也攻擊教師。在教師拒絕讓他們在學校招募軍人後,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最近把教師列為合法的軍事目標。偏遠地區的教師處境最為危險,因為中央政府管不到這裡,甚至連軍人也不敢到此赴任。左右兩邊都認為,要贏得教師的忠誠,以將地方整合進他們的軍事行動,是件重要的事。
任職於華盛頓國際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專門研究哥倫比亞的亞當.以薩克森(Adam Isacson)指出:「在這些偏遠地區,文盲比率很高,教師是受教育最高者,通常被視為社區領袖。」
即便教師不被視作攻擊的目標,內戰仍以其他方式波及學校。武裝的好戰份子化身學生潛入學校,要求老師給錢或以黑函攻擊他們,游擊隊有時或綁架學生,而向家長勒索錢財。
在大學裡,教授和學生必須謹言慎行,以防招致職業學生的注意。大學生愈來愈不認為教書是個好工作。國際教師工會旗下的團體,國際教育組織哥斯大黎加分會(Costa Rica fo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代表甘伯帝.羅德里蓋茲(Combertty Rodriquez)說:「薪水低、不穩定、經常遭受到威脅,一想到這些,就覺得當老師實在不值得。」哥倫比亞教師的薪水一開始是每月155美元,30年後,升至517美元。
戰爭對教育的衝擊,以哥倫比亞北方的重要省份安提歐奎亞(Antioquia)最為嚴重,而該省是民兵的發源地。從去年開始,迄今已有16名教師被殺,包括今年4月遭綁架的安娜.杜奎(Ana Cecilia
Duque),她的遺體被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丟在靠近寇克瑪(Cocorna)的一條路上。
安娜.杜奎不是因為擔任教師而遭殺害,相反的,她是因為父親不願執行民兵領袖的命令而死。寇克瑪市市長朱雷莫.培拉亞茲(Guillermo Pelaez)說,自安娜.杜奎被殺後,很多老師因為恐懼而不想教書。
安提歐奎亞省的教師不願教書,已迫使許多學生轉至其他地方上學。安提歐奎亞省教師工會成員約翰.傑若.阿蘭哥(John Jairo Gaviria Arango)指出,該省20%的學生因為暴力事件頻傳而沒有上學。共有200至250名學生上學的洛斯曼哥斯(Los
Mangos)區和康波阿勒格(Campo Alegre)區,12所學校已經關閉。
位於華盛頓的國際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會長吉爾.克麗斯汀娜森(Jill Christianson)說,許多到校上課的社會和歷史課教師,安靜地坐在教室裡,不敢說話。
寇克瑪市市長朱雷莫.培拉亞茲說:「中央和地方政府缺乏保護教師的能力。教師必須自行承擔危險,我們沒有武力可以即時保護這個區域。」因此,許多教師覺得,他們有的唯一選擇便是離開故鄉,並逃至中央政府控制的城市。
這就是高中哲學和人文學科教師路易士.佛南多(Luis Fernando)的處境,他原本是在哥倫比亞西南的小村布里契諾(Briceno)教書。在長達3年遭人指控他同情游擊隊及面對各種死亡威脅後,8個月前,他終於逃至首都波哥大。
有人打電話警告路易士.佛南多,要他不要再協助農民和環保人士組織示威行動;這些農民和環保人士要求中央政府撥發經費,給人民更好的健康醫療、教育和居住的機會。路易士.佛南多說,2002年8月,當民兵抵達他居住的村落,並騎著他的摩托車追趕他時,他逃之夭夭。
逃至波哥大後,路易士.佛南多現在和60名今年被免職的教師,待在哥倫比亞教師聯盟總部過日子,每個人都等待能被分發至安全區域的學校裡教書。根據哥倫比亞法律,遭免職的教師可以住避難所和領到部分的薪水。
極端的情況是,教師在國際教育組織的協助下,尋求外國大使館的政治庇護。過去幾年,有數百名哥倫比亞教師逃至哥斯大黎加,直到故鄉的情勢穩定下來。當哥斯大黎加緊縮簽證的發放時,加拿大和西班牙則開放了名額。
但教師工會幹部指出,他們不願中央政府以再分發做為永久解決問題的方式,因為這將使哥倫比亞的教師人力耗損。相反的,他們說,中央政府應用各種方法保護教師。國際人權團體說,美國在阻止毒品交易和巡邏油管時,應將保護哥倫比亞公民列為最高優先。
任職於華盛頓國際政策中心的亞當.以薩克森指出:「哥倫比亞的部隊很少被用來保護哥倫比亞民眾免於武裝團體的攻擊以及減少衝突的影響。」
其他的哥倫比亞專業人士也身處危險之中。例如,半數的縣市長辭職,或者將辦公室移往省會,以避免叛軍的的報復。
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美國政府會竭盡所能,援助哥倫比亞政府重建市民社會。但這樣的保證,瑪麗貝爾.恩瑞奎茲一點都不滿意,她現在等待重新分發,但最近她的薪水又開始發放了。
瑪麗貝爾.恩瑞奎茲想回去從前任職的高中,因為它目前沒有教師可以教授歷史、地理和哲學。她哭著說:「我們沒有獲得任何協助。哥倫比亞想要毀掉所有的社會領袖,而教師卻是社會的引導者和形成者。」
(取材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教授爸爸週記
遺失自然的休閒農業
■賴鼎銘
每一次回南部,我總是帶著愛恨交織的心情。
直到高中為止,我一直都在南方長大。鄉下的一草一木,都混雜著所有兒時的記憶。我對南方的愛,在於自己對它淳樸及自然的體會。小時的南部,大自然充滿生機,農田裡有著多樣的生物,諸如田螺、泥鰍、鱔魚、土虱、青蛙,還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水蛇。有時下課後,最喜歡拿著長長自製的小竹竿工具,到田裡撿田螺。看到田螺,遞出竹竿,把小田螺撈到小漏斗,往上一拋,接在便當盒裡。便當盒一裝滿,就心滿意足地回家,等著老媽子以九層塔炒出一盤香噴噴的田螺大餐。
釣青蛙更是必須學會的本事。長長的釣竿,綁上一截尼龍繩,到了田裡,就近在田邊找一隻小青蛙當餌,綁在繩子的尾端,就可以開始釣青蛙了。看到田裡比較茂密的稻叢,就將餌慢慢放下,然後有節奏地上下奏動,大青蛙一看到,通常都會撲通撲通地跑過來一口咬住,一旦手上有著沉重的感覺,就將竹竿往上拋,讓青蛙飛上天,我們就將背後圓圓的網子拉到前面,讓青蛙對準網口,直接掉進網子裡。如果沒有準確地接住,青蛙一下就又龍歸大海,想抓它就難上加難了。
更高竿的抓法,則是將竹片切成約一尺半的桿子,綁上尼龍繩及魚鉤,傍晚一到,就將一隻隻蚯蚓鉤在魚鉤上,以約一公尺插一隻桿子的距離,幾百隻桿子沿著田梗將農田團團包圍。晚上吃飽飯,就帶著手電筒及竹籠,一根根桿子巡視成果,幸運的時候,竹籠常常都是滿載而歸。而最令人興奮的莫如抓到過冬的老青蛙,沉澱澱地,回家的時候,常常會被當成英雄看待,而這更是抓青蛙老手的象徵。
南部另一令人無法抹去的回憶,則是滿路及滿村的大樹。這一些大樹,有的是暑熱之際乘涼的華蓋,長凳子一擺,就可以大睡一場。大樹更是小孩玩耍的好地方,爬上樹一窺鳥窩的秘密,更是兒時最大的樂趣。
但我們最喜歡的莫如老芒果樹,夏天一到,就在樹下等著,一陣風一過,總有幾顆熟透的芒果會掉下來,讓我們擠成一團,撿到的小孩,最喜歡將芒果敲得軟軟的,吸裡面的果汁。這是鄉下小孩,資源貧困下自製的果汁機,沒有經歷過是無法深刻體會的。沒有風的日子,小孩子如果等急了,乾脆拿起小石頭,對著轉紅的芒果丟擲,厲害的小孩,有時總會一擲中的。我就有一次對著公共的芒果樹玩這種把戲,被村民一狀告到老爹那裡,結果回家後吃了一頓排杖,至今記憶猶新。
曾幾何時,這樣的兒時記趣,已經都找不到了。20幾年前,為了提升生產力,農村大力使用農藥及除草劑。當然農民因此省了不少勞力的工作,農作的收成也增加不少。然而,連帶地,原來農田中多樣的生物也被殺戮殆盡。青蛙早已消失無蹤,泥鰍更別說了,田裡及水溝剩下的只有來自域外的金寶螺。少了這些生物,燕子及白鷺鷥也不見了蹤影。在我的心目中,台灣農田的有機生命力早已被耗盡,只剩下赤裸裸的生產力,在農田裡霍霍地揮舞著大刀。但思之悲哀的則是,耕種的勞動力已垂垂老矣,接棒的年青人則似未現蹤,台灣農業的生命在那裡,真是令人不得不擔心。
南方令我更為痛心的,則是休閒農業的商品化邏輯,也在折殺農村的自然生命。為了觀光,一顆顆大樹倒下,換來一條條碩大的馬路。小時國小師生齊力種稙的整排芒果樹,有的已變成觀光事業的祭魂,想來真是令人可恨!等到思及如何吸引外地觀光客時,才開始想到要保留碩果僅存的老芒果樹,建構所謂的「綠色隧道」,等著搾取觀光客口袋中的現鈔,思之令人悲嘆。
更令人哀怨的則是,山邊一片翠綠的山林,曾幾何時,竟然變成聞名全台的遊樂世界,從遠遠的高速公路上,一舉目就可以看到耀眼的大摩天輪。我每次都會開玩笑地回答垂詢我故鄉的朋友,我最想做的就是炸掉那一座遊樂園,讓山林回歸寂靜,讓我可以從老爹河邊開墾的農地,如此坐著,看著大尖山安靜地躺在那裡,沒有任何現代建築的破壞。
對於故鄉的鄉民來說,錢還是最重要的。休閒農業已經延伸到大尖山登山口的華山地區,為了休閒觀光,原來寧靜的山上,已經擠滿了各色各樣的咖啡廳、餐廳及小吃店。一到週末,連停車都是一位難求。聽說,一到晚上更是不夜城,咖啡處處飄香。
對我這樣活在兒時記憶的老鄉而言,只能無語以待。我一向都是避開喧囂,一早開車出門,到達登山口,一根竹杖伴我攀越鄉民感覺不可踰越的群山。等我下山的時候,才看到三三兩兩的遊客正在上山。如果不是週末的日子,我下山的時候,更屢屢看到餐廳面對群山寂寂的景象。看來,這些餐廳一週的精華還是在週末,其它的日子,只能天天目迎,日漸凋零的台灣農村生活世界。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