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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3/08/08》═════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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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台灣人學英語的故事（三）媒體廣告裡的自卑與焦慮
◎ 投身反地雷運動，黛安娜王妃生前親赴安哥拉
◎ 關於國際反地雷運動這個組織
◎ 德國佬，正在努力清除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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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學英語的故事（三）媒體廣告裡的自卑與焦慮
■宋嘉行
在繼續往下述說八零年代以後的故事之前，我想先暫時跳出縱的歷史長河，橫剖面觀察一下現代社會裡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機制──媒體，特別是英語教學的電視廣告。
多年前何嘉仁美語補習班的廣告名言是「讓孩子自然而然學習兩種語言」，意指該補習班創造一種類似國外的自然發音環境與教學情境，讓孩子在補習班裡可以毫無壓力地學到正統英文。即便如此，中文作為母語還是學生主要的學習對象之一，所以廣告詞裡仍強調「兩種」語言。可是到後來，某補習班在招生廣告裡開始出現「No Chinese」的訴求，亦即在補習班時全程使用英文上課，標榜不用一點中文，為現在遭致批評的全美語幼稚園開啟濫觴。
除了「Whole English」和「No Chinese」之外，補習班的招生廣告中最常出現的也是最糟糕的一個畫面就是「孩子為外國觀光客指路」。無巧不巧，筆者在此地（美國）公共電視台前一陣子某個英語教學節目裡也看到類似的內容：兩個美國觀光客到某個捏造的國度裡觀光，一日想要找某博物館卻迷路，只好拿出觀光指南用破破的當地話一連問了兩個路人，但都因聽不懂當地話無功而返，納悶之餘便互問：「為什麼她們都不會說英文呢？」失望之餘問第三個路人，沒想到第三個路人一開口就用流利標準的美式英語指出方向所在，解決了她們的問題。
指路，作為一種隱喻，在台灣的英語教學廣告中也安排相似的戲碼。在廣告裡，有移動能力而能進行國際旅行的，通常是白種男性。這個白種男性要找路，碰到一群小孩，便向這些小孩問路，然而這些小孩因為英語能力欠佳，不是沒人敢回答就是講得不好，畏縮慚愧像犯了什麼罪，也讓問路的老外一頭霧水又很挫折，然後有個勇敢又聰明（當然是在該補習班裡補過習）的小孩（通常是小男孩）有自信地站出來、大聲正確地用標準英語指出外國人想去的目的地後，才圓滿解決了其他國人所面對的這個會讓人丟臉的、事關國家尊嚴的危機。
這樣看起來再平凡不過的廣告會有什麼問題？首先，廣告裡，能解決問題的「英雄」通常是「一群小孩裡的一個」。我們看不到小孩之間的互信、互助、合作、討論、共同解決大家一同面對的「難關」（或者這根本也算不上什麼大問題），看到的只是中上階級所偏好的鶴立雞群、優勝劣敗、菁英主義的達爾文式適者生存的競爭思惟。在廣告裡我們也看不到性別平等的進步思想，女性的能力與潛力被嚴重忽視。
更糟的一點牽涉到種族主義。廣告透露出的訊息是：我們要學好英文，才不會丟臉。不丟臉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能解決老外的問題，讓老外瞧得起。（這讓你想起來百多年前衰落帝國的悲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嗎？）藉由反轉施救者／強者vs.被救者／弱者的角色扮演，我們成功地撫平了集體潛意識裡敗戰的自卑與焦慮，阿Q式的相信：因為學好了英語，我們就得到了遲來的勝利，而且也只有學好英語，我們才能得到未來的勝利。怪不得在廣告裡，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那個小（男）孩，不管是指點了外國人迷津的，還是得了演講比賽冠軍的，都必須流露出一種光宗耀祖的得意神情，彷彿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
這也難怪！「一個台灣小孩子能用外國話幫助一個外國成年人」，這樣戲劇性的對比，對所有消費者而言是一個多麼強而有力的廣告形象！這樣的廣告變成我們過去百多年前受到外人侮辱、最近幾十年來統治者又有意無意暗示或加強的這種焦慮不安、集體受創的心靈絕佳之安慰劑，所有看到這樣廣告的人，都會因為無意間想要滿足馬斯羅的最低等的生存、安全需求而自動奉上大把銀子，把自己的孩子往這些補習班裡送，讓孩子毫無選擇地背負「孩子，我要你將來比我強」的光榮革命與沈重責任。
這樣一種表面上推銷成功法則、實際上以販賣焦慮來剝削消費者的廣告，無形中簡化了現實狀況，也簡化了消費者的思考能力。在看這些廣告的同時，從來沒有人會去問，為什麼這些外國人要向經驗、知識都比較少的小童問路，而不向大人問路？為什麼我們不會用英文回答，就需要感覺這麼自卑（像不知道答案的小學生在老師面前無地自容）？很多老外到台灣來不正是來學中文（或台語）的嗎？她們為何不學以致用？就像我們到美國去留學或觀光，我們決不會傻到用自己的語言去問路，對嗎？就算老外來台灣是為了商務或其他與學習語言無關的理由，憑什麼要假定人家一定要會說她的語言呢？這種廣告不是在無形中自我矮化、而把老外捧上天嗎？
為何我們這麼輕易地就接受了廣告裡種種深究起來其實不太合理的邏輯，而從來不感到需要懷疑？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我們早就已經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俗民生活裡內化了一種我們自己並不感覺存在的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藉由假設並接受了一種制度化的優越性，亦即「外國／現代／白種
／英語」優於「本國／傳統／黃種／母語」（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of foreign country/modernism/white/English
over own country/traditionalism/yellow/native language），我們才能解釋，為何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用英文回答問題時，我們要感到很自卑。
也許讀者會質疑，廣告就是廣告，何必認真？可是當你看到中國時報（2003, 4, 22）刊出台北市長馬英九談他高中時的英語學習經驗裡提到，當一個老外問他游泳池的更衣室在哪，而他因為聽不懂而感到很不好意思的時候，你就知道，廣告作為一種廣告，絕對不只是廣告，它是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真實經驗。
在上述筆者所看到的那則美國公共電視台的節目裡，那兩名美國觀光客雖然很強權式地納悶「為什麼她們都不會說英文？」然而，在多元文化主義日漸抬頭之際，後來他們也不得不在短劇裡加上一句稍有自省能力的台詞：「如果我們出國前多學幾句當地話就好了！」我們自己的廣告裡，何時才能看到像這樣比較平衡一點的內容？何時這些廣告才能做出更多創意，而不是老掉牙地讓這些孩子只以當路標為榮？何時我們才能用不傷害自己民族情感、不夾帶競爭思維的方式來學好英文呢？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國際專版）
中文部分：投身反地雷運動，黛安娜王妃生前親赴安哥拉
文賴明芝
說到反地雷運動，那就不能不提前英國王妃黛安娜的事蹟了。1997年9月，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遽逝的噩耗傳出，震驚全球，讓人對她投身慈善事業等關懷世人的舉動，深深惋惜。
其中，全球反地雷運動更因為黛妃數度前往安哥拉，而獲得全世界的注意。在黛妃的探視下，安哥拉及波士尼亞等戰亂地區人民因誤觸地雷而導致傷殘的新聞，從此躍上國際新聞媒體。
初抵安哥拉之際，黛妃說，作為反地雷運動的起點，安哥拉是在恰當也不過的選擇。因為，在這個國家，遭到截肢的人數是全世界最高的。約三百人中，就可以找到一個身體遭受截肢的人。以往黛妃出訪，都有大批隨扈跟從，不過，到安哥拉探視那些被地雷炸傷的民眾，黛妃只有帶著兩名保鑣一同前往。
「國際反地雷運動」（ICBL）創立之初，只有依靠傳真機和電子郵件運作，就獲得六十幾個國家、一千多個NGO組織和團體的加入。等到黛妃發聲支持禁雷法案，呼籲世人援助安哥拉和波斯尼亞的地雷受害者之後，「國際反地雷運動」的能見度才得以大大提升。禁雷的議題後來能夠打響知名度，多虧了黛妃的投入。也因此，不消6年的時間，「國際反地雷運動」完成了數項重要的禁雷法案的推動簽署。「國際反地雷運動」的策士裘蒂˙威廉斯更因為這樣的成就，獲得了199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目前，全世界已經有超過135以上的國家簽署了禁雷條約，正式批准通過實施的國家則有89個。
黛妃死後，國際反地雷運動仍然持續運作，但不可否認的是，所吸引到的鎂光燈已和昔日不可相比。不過，這種情形也許在不久的將來，能有所轉變。因為，英國哈利王子於去年9月15日度過18歲生日時表示，邁入成年的他，要完成母親未完成的慈善工作。哈利王子說他欽佩已故母親黛安娜王妃的平易近人，和樂於伸出手幫助弱勢族群。
哈利王子以清除地雷和愛滋病防治為例，表示這是其他人所不願接觸的，「她參與那些之前都沒有人做的事。」
哈利王子說，他一直很想循著母親的腳步，完成她未完成的慈善工作，「尤其是在我母親過世後」，他說，「我比任何人都有勇氣做這項工作。」
劍及履及，哈利王子在發表上述感言後，特地把7張為生日拍攝的生活寫真照，賣給全球各媒體。估計哈利王子可獲得上百萬英鎊的收入，而他要這筆收入全數捐給「梅林」慈善團體。「梅林」創立於1993年，在30多個國家有分支機構，主要工作為改善第三世界國家的醫療品質。
黛妃的遺志，後繼有人了！
◎（國際專版）關於國際反地雷運動這個組織
文賴明芝
戰爭結束，傷亡卻從未停歇！戰爭遺留下來的武器，隨時都有可能對那些努力在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上生存的人民，帶來不可挽回的傷害。其中，地雷的存在，更是令人感到可怖。1990年代初期，為了集合世界各地的力量，從而清除地雷對人類帶來的威脅，「國際反地雷運動」在「地雷倖存者網路」這個組織的推促之下誕生。
國際反地雷運動的存在及其宗旨，可以清楚的從裘蒂˙威廉斯（Jody Williams）獲得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講摘要中一覽無遺：
威廉斯以「人們經常詢問為何ICBL要將議題放置在地雷這種武器的禁絕上面？」作為演講的起頭。威廉斯進一步解釋，地雷之所以和它種武器相異在於地雷本身一旦埋設後，無法分辨它所要對付的對象是敵人、士兵或是平民，而遭受攻擊的平民可能是婦女、孩童，甚至是單純為了煮晚餐而外出撿拾柴火的老奶奶。戰爭進行之際，使用地雷可能具有軍事上的理由，但是，等到戰爭結束後，地雷本身卻不知道和平已屆，永遠地等著要傷害走過的人們。而往往被殺害的，是那些最無辜、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平民百姓。這才是問題所在。
現在，全世界有七十幾個國家遭到上億個的地雷污染，更糟糕的是，這些土地不平靖的，泰半都是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這些國家都沒有資源和能力清除自己國內的地雷，或是照顧那些地雷受害者。
讓世人更了解地雷的問題和禁雷之必要，威廉斯不斷發表寫作和演說。聯合國、歐盟議會以及非洲統一聯盟等大型國際組織，都是她主要的遊說對象。為了能夠讓ICBL的禁雷理念能夠更具說服力、更能引起世人的共鳴，威廉斯還花了兩年的時間，對4個遭受地雷影響的國家進行詳細的田野調查，並和蕭安˙羅勃玆（Shawn
Roberts）合著了《在槍聲沉寂之後》（After the Guns Fall Silent: The Enduring Legacy of Landmines）。《在槍聲沉寂之後》論述了地雷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除了控訴地雷受害者負擔過高的醫療費用之外，同時分析地雷對於一個社群的長期影響。地雷不但使當地工作機會減少，也因為這些遭受地雷污染的土地無法拿來從事農業或是放牧，當地居民能使用的土地範圍更少了。
◎（國際專版）
德國佬，正在努力清除炸彈。
文賴明芝
距離二次世界大戰都已經一甲子的時光了！可是，波蘭的邊境又傳來轟隆隆的炸彈聲響。不過，這回波蘭人可一點也不慌張，因為他們的鄰居德國在有動作前，已經先行告知了。德國佬，正在努力清除炸彈。
二次世界大戰後，留給炸彈清除人員的，是花上幾個世紀也做不完的工作。德國的未爆彈處理專家洛夫表示，他估計還要再花上兩百至兩百五十年的時間才能把邊境上的未爆彈清除乾淨。
洛夫，只是目前在布蘭登堡努力清除廢彈的50位專家之一。而這已經是陣容最強的未爆彈處理隊伍了。
德國首都柏林東部，是當年二次大戰遭受轟炸最嚴重的地區。當年英美聯軍為了擊敗納粹軍力，投在德國境內的炸彈少說也有150萬枚。單柏林附近，就有44萬枚炸彈，糟糕的是，約有5﹪的炸彈沒有被引爆，成了未爆彈。2萬2千枚未爆彈，這可不是小數目呢！
為了清除邊境上和國內的未爆彈，德國政府每年都要編列5170萬美元的預算在這上頭。而這還只是針對德軍自己搞的部分，如果還要把聯軍的份算進來，這筆帳單非倍增不可。這個數字光用想的，就讓人覺得頭皮發麻！
清除未爆彈之所以非常花錢，當然和技術專家的培養有關。從事未爆彈處理，是個要冒著極大風險的行業！洛夫本身從事這一行已有10年的歷史，先前，他還到波士尼亞出過任務。把必須承受的壓力和需要耗損的體力算進來，還不包括培養所需的時間喔，一個未爆彈處理專家能夠工作的時間時在有限。怪不得洛夫說，給個兩世紀才能看到成效。
戰爭時，炸彈拚命丟，了不起不過數年的時間。但是，清除未爆但卻得花上幾個世紀。戰爭，果然不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