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教改？委員們從頭到尾以之為基礎的一則假設──「引起興趣並非工具性類科（亦即英文科）最重要的問題」，也被「教育大家談」裡的一則記錄結結實實潑了一桶冷水：「小學如實施英語教學，應重視學習興趣，從遊戲中學習。」

　　在教改會任務快要接近尾聲的最後一期教改通訊裡（第21期），便出現了「國小應否開設英語課程座談會」的議程表（1996年 5月與6月），英語教學是否應向下延伸的問題，在此時開始進入public agenda，英語教學提前至高年級實施便成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的一項結論，更在日後形成九年一貫的政策基礎。

　　然而，從北市第一所雙語國小（新生國小）從1995年就已開始籌設的事實看來，台北市對提前教英文一事早已有政策面的構想，並且很快地推進到1998年開始國小三年級英語教學、2004年前推進到幼稚園階段（事實上，還沒等到2004年，台北市就已經有超過半數家長在2002年自動將英語學習推進到幼稚園。其實，英語教學向下札根情況在更早時就已悄悄出現，小筆者8歲的妹妹就是和筆者差不多時間一起接受英語啟蒙教育的）。可見教改會沒開始注意的問題，地方政府已經在做；地方跑在中央之前，民間跑在政府之前，以民領政、政府落後民間的被動現象，在英語教學這一課題上非常明顯。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修訂綱要中亦明白表示，英語教學向下延伸正是「對社會期待的回應」。

　　從這也可看出解嚴以後某些觀念的改變與不變。本土化與國際化不再是對立的反面，這兩種價值其實多少是可以包容並存的。然而不變的是，做為國際化指標之一的英文教學活動，卻仍有相對強勢的競爭力。不管是執政黨、反對黨，統派、獨派，中下階級或中上階級，英語教育在所有語言教育相關政策上，在本世紀結束以前，都沒有太大問題。英語論述與省籍論述交會時，出現的往往是拼音與翻譯方式的爭議，也就是中文名稱翻譯成英語時，究竟要用漢語拼音還是通用拼音的問題；至於要學（好）英語這回事，人人都沒有意見，管你是要回歸祖國還是追求獨立，子女需要學英文這件事沒啥好挑剔，因為多會一種語言就多一分競爭力，不管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從以前到現在都還是很強調競爭的。

　　正是在這種競爭力的迷思上，我們才會有那些一方面喊著要鬆綁的「四化」、另一方面仍然做分級分段的理性設計出現在諮議報告等文件檔案裡。

　　回到上篇討論的主題，這種「原則與建議自我矛盾」的錯亂症與「寫到結論忘記前言」的健忘症，反映了幾件事：第一、它反映口號本身具有模糊性、寬鬆性與主觀性，使相同的演奏曲目下常常是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口號因此往往難以落實；第二、給予口號精確的定義固然是不可能，主觀的認知差異卻可以透過反覆討論與析辯來盡量達到最大公約數的共識。

　　這裡很顯然的是，當年這些參與者並沒有對符號的內容進行認真而嚴肅的討論（這在講求效率的速食文化裡，或許也是難以做到的一件事），本身對教改的精髓與精神可能更是沒有真正完全掌握，對研究對象也缺乏深刻的理解與討論（更甭說辯論）。

　　還原當時的開會現場，大家似乎都已經假設每個人都懂什麼叫「自由化」等目標，然後就把這個目標丟到一旁，專心一致討論怎樣設計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英文教學制度，而對這套制度與鬆綁、四化之間有何關聯都不去談，因此形成目標與手段之間無甚關連甚且可能互相矛盾的現象。

　　或許我們該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何當年這些人對英文教育的看法是這樣？為何英文教學或說國際化一直不是值得需要懷疑的問題？看看這些學者專家的出身背景或許答案能浮現一二。這些坐在教改會裡勤勤懇懇、討論「我們要如何進行英語教學」的人，都不是學英文的。事實是，這些專家包括不少學數學的。讓數學系教授來討論英文教育，這不是有點奇怪的事嗎？為何這些細部討論課程改革的人，即使討論的內容包含英文與國文，我們卻看不到國文教授或英文教授參與？

　　這裡本人並非主張「必須要是廚子才有資格評論菜色」之類的專家政治，也並非說數學教授就不可能對英文教學有好的意見（事實上，當年教改行動就是出自數學學者的高瞻遠矚），只是隔行有時畢竟如隔山，對於一個還在集思廣益階段、本質又屬諮議詢問的團體而言，其成員背景的過分單一和相近總是一種缺憾──獨門獨派總是易生思考上與對話上的盲點，俠客刀光劍影間儘管武功高強、招式出神入化、撩人眼花，追溯起來都是師出同門，高手過招時總覺似曾相識，惺惺相惜之餘就少擦出創意與巧思。

　　沒有語言文化學者或非學者參與，檯面上的領導人與檯面下課程教材改革的委員們多出身理工學科或準理工學科（如經濟學、心理學），許多人又都放過洋留過學，英文對他們來說確實是習得國外知識、增廣見聞、開啟世界之窗的「重要工具」，這麼明顯的意象如果都能矇著眼否認，當然是太矯情了。只是，我們需要的英文教育真正就只有這一種嗎？知道「宮保雞丁」的英文怎麼說，固然已經比以前只知道死背那些過去、未來完成式之類的東東要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多，對於不想出國或正在中學階段的學子來說，知道「宮保雞丁」的英文卻沒有太大用處，「宮保雞丁」為何成為一般外國百姓對中國菜的刻板印象及少數「知名品牌」，可能是更饒富人文價值的教學內容。然而事實上，即便連這樣的教學內容，都可能還有過於菁英思考之嫌；提供學子多樣化的選擇、能夠各取所需，可能是更重要的議題。

　　在第一波教改裡，其實很難看到不同意見的討論與辯護（其實，在開會紀錄裡可看出有學者曾試圖質疑過前述分類原則的實用性，但可惜的是並未引起後續討論與探究）。我們「只知道英文很重要」（看看多少文章、廣告、報導、談話、公告、學術研究……等文本一開頭就是「在這國際化的時代……」之類，足以取代以前「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新八股），然後在這大前提下怎樣把不夠優秀的學生變優秀、把優秀的學生變得更優秀，鞭策每個人在能力分級的教育框框裡一格一格往上爬。（也許這也是「把每個學生帶上來」的一種觀念延伸？）

　　至於英文為何很重要？它對每個人（這些具有不同生活目標、不同價值觀的每個獨特個體）是否會有不同的重要性？如果有，其關連性又在哪裡？或許也該問的是，重要不重要該由誰認定？成功者不容易對自己過往成功的經驗產生懷疑，這些議題因為不存在於菁英們個人略嫌一元化的學習記憶裡，顯然便不容易落在菁英們的思考範疇內。

　　台灣的英語教育（及其他範疇的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受到現代主義理性思惟的支配，在教改的部分（與批判教改的一方）也毫不例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差異便在於，所謂的專家學者對自身的反省與對他人的尊重之是否落實；亦即，除了倡議某種主張之外，更須將自身與主張之間以各種方式聯繫起來。如果，理應以動腦為業、有潛力引領時代風騷的學者、菁英們，都懶於稍稍將觸角往內伸向認識論式的自省、往外碰及與知識論有關的更廣闊的根本命題，站在第一線的教師和為溫飽而奔忙的家長，又何需做更多思考？英語焦慮如何能不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蕞爾小島上野火燎原？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根據教師訓練機構最近公布的數據，愈來愈多上了年紀的人申請教師訓練。1998到2002年間，50歲到55歲的申請人數增加了94％，而55歲以上的申請人數在同一期間增加了8倍（去年共429人申請，相較之下1998年只有183人）。30多歲與40多歲的人，申請教師訓練的人數也大幅增加（30歲增加5成多，40歲增加7成多）。

　　教師訓練機構招募組長瑪麗．杜荷提（Mary Doherty）說：「社會愈來愈意識到招募教師的需要。教師的待遇與就業機會都已經改善。另外，教師有更多的機會進行長時間的進修，而人們到達一個年齡後就想要尋求自我突破了。最近有關退休金和失業問題的討論，使人們看到擔任教師的好處。」

　　但教師領袖警告，他們歡迎任何招募老師的行動，然而，聘用上了年紀的人，可能會為未來帶來隱憂。

　　中學校長協會副秘書長馬丁．渥德（Martin Ward）表示：「這可能是一個好現象。有許多鼓勵人們擔任教師的計畫正在進行，而這些計畫似乎漸漸展現成效。我們目前有教師短缺的問題，如果上了年紀的人願意執教，我們非常歡迎。但目前絕大多數的教師都正值生涯的巔峰──年過45歲。未來幾年，在他們年過50後，會產生更多的教師缺額。因此，一開始便聘用上了年紀的人擔任教師，未來可能帶來更多的隱憂。」

　　瑪麗．杜荷提說：「目前，英國有一堆50到60歲的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聘用30到40歲的人，有助於解決教師平均年齡過大的問題。而目前 2／3的新招募教師，年齡不及30歲，我們必須維持如此的比例。這樣的平衡會維持下去，因此我們並沒有教師老化的危險。」（衛報）

　　敢講多用，敢講是舞蹈家羅曼菲學習英文的不二法門！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她，也是從國中一年級才開始學習英文，對她來說，英文的學習就是要多用、敢說，才能流利；尤其英文聽說環境很重要，大學畢業後，她特別找了個老外室友，突破了心理障礙，那時覺得自己英文才突飛猛進。

　　舞蹈家羅曼菲在舞台上總是最耀眼的明星，頭上頂著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光環，但之後卻走上了舞蹈專業之路，成為專業舞蹈家，目前除了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舞蹈課程，也是雲門舞集二團藝術總監、越界舞蹈團團長；另外，她也常在國際交流的場合擔任翻譯，流利的語文讓她在進行文化交流時，幫助很大。

　　對羅曼菲來說，語文的學習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或捷徑，她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說，「就是要多背」。

　　她說，在她那個年代，英文仍是從國中一年級開始學起，她並沒有學習什麼特別的方法，說起來或許「老套」，但她真的就是奉行多背、多看、多聽、多說，認真學習原則，而這也讓她順利考上了第一志願──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她自認，在大學時聽和寫較好，但少有機會說，因此大學畢業後，特別找了位外國室友同住，自然多了說的機會，而過程中，她也是努力的突破心理障礙，不怕犯錯，英文說的能力終於有了長足的進步。

　　之後，出國留學，面對全面英文的環境，就比較不會有手足無措感覺；接著，羅曼菲在紐約加入舞團，團中要學習和其他舞者溝通，都是說英文，因此，她認為，能從生活環境中自然而然說英文，是學習語文不錯的方式。

　　羅曼菲回憶，她父親很老才出國唸書，當時父親學習的方式就是每天聽「空中英語教學」；她說，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記憶中，父親很用功，學習的成果很好，唯一的缺憾，可能就是缺乏了說的環境。
　　一年中有大半時間在國外，羅曼菲可以說是「以舞會友」，英文，已經成為羅曼菲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流利的英文，也無形成為她和別人交流時有利的工具，更是做國民外交和文化交流的利器。

　　所以，她期勉時下年輕人，語言只要有心學，「厚臉皮」一些，不怕人笑，敢說、多說，朗朗上口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