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3.09.17

　　一份坊間某人力銀行業者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學生每週的工讀時間平均高達20小時，因此，若比照一般大學128學分畢業的話，現在大學生每週工讀時間已超過上課時間3小時之多。同時，超過5成的受訪學生也表示，的確因為打工而使學業受到影響。對比於上週六、日為了當前教育問題而浩浩蕩蕩舉辦的「全國教育發展會議」，不禁令人質疑，若是未重視當前學生的實際學習狀況，那麼，再大的會議、再多的建言，對於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品質，恐怕都不會有太大的實質作用。

　　雖然這是一份坊間業者所做出的調查報告，而在當前網路人力仲介行業大肆拚搏下，常有業者為了創造知名度而推出聳動性高、但未必嚴謹的調查報告；但是，就此一調查所顯示的結果而言，基本上與大多數老師和學生的經驗感受相去不遠。因此，即使這份報告並未如一般的學術調查報告指出其母體樣本來源、抽樣方式、調查方式以及統計方式與信賴區間等重要訊息，但是未嘗不可將其視之為對於日常經驗的一種確認。

　　若是我們不輕易地以「不務正業」這樣一個帶有道德意涵的觀念，來譴責這些打工時間超過上課時間的學生，那麼，便可以舉出許多結構性的因素來詮釋這一現象。首先，在學費與日常生活支出增加的情況下，一般受薪家庭很難負擔起平均一學期動輒超過十數萬元的求學必須開支（學費、房租與生活費），因此，學生打工有著分擔家庭支出的作用。再者，當台灣進入消費社會後，成人們已經很難用2、30年前的生活需求來要求當今的學生，特別是通訊與娛樂支出，已經成為維繫人際互動必要開支的情況下，這一類需求，業已成為現今學生的主要支出之一。更有甚者，在預期畢業後謀職日益困難的認知下，某些對於未來生涯稍有規劃的學生，將會意識到求學期間所累積的工作經驗，將有助於未來的謀職過程，因此而「理性」的做出打工至上的選擇。

　　這種種的結構性因素，其實也正顯現出台灣整體與教育環境的重大變化。一方面，在消費社會之中，個人在必要需求上的感受改變，使得同時身為消費者的學生，不得不為自己的消費能力盤算；另一方面，教育「投資」的個人化，國家對於個別求學者的資源挹注減少，使得求學變成個人的「投資理財」規劃而由個人所承擔（即使用者付費）；另外，則是企業已成為社會價值的主導機構，因此學生在求學時便須以企業的眼光來看待自身，將自己量身打造成為企業所需求的「人力資源」。

　　這一求學變為副業的現象，其實正在暗暗地侵蝕台灣的教育品質，而這卻也是各種教改大方案所明顯忽略的重要現象。若是未能對此做出因應，那麼，無論提出如何動人的教育願景，其成效也將被抵銷而淪為幻影。

　　根據人力銀行近日調查，有9成大學生都要打工，且平均每週打工19.91小時，超過每週上16堂課的時數。換句話說，9成大學生實際上是專業打工，兼業唸書，即「學齡勞工」。但人力銀行這種機構絕對不會提及的是，這些大學生的勞動條件極其惡劣，薪水多半低於最低工資，沒有勞保，不算正式工，沒有任何職業保障，說穿了就是新世紀的賤價勞工。

　　這種「學齡勞工」的出現直接反映了一般受雇者的貧困化，因為一般家長收入不再能支持子女就學，逼使學生必須大量打工。其次，「學齡勞工」的大量供應使企業可以一邊用招募、培訓種子員工之名剝削這些「學齡勞工」，一邊則順利大量裁員減薪，進一步拉低了整體的勞動條件。再就「學齡勞工」本身而言，超低的薪資、惡劣的勞動環境、毫無保障的勞動條件，更使他們無法專心學業、受了傷沒有給付，甚至因過度操勞而提早衰老，構成下一代勞動力的提早衰竭。

　　工資所得不再能維持勞動者的休養、教育、繁衍等再生產費用，此種現象即經濟學所說「工作非正式化」或「絕對貧困化」。大學生9成打工不過是此一貧困化惡浪的冰山一角。

　　猶記得中學時代課本中有一篇陳之藩先生的文章，談到美國學生大半都有打工習慣，並認為這是一種讓大學生貼近社會，在社會中經歷挫敗、考驗，終而鍛練出所謂「哲學家皇帝」的進步做法。和美國這種平民化的、結合學院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做法相比，歐陸的許多大學則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至今維持其精英風格，學生入學不需學費不用打工，養成躲在象牙塔裡搞浪漫的、抽象的學術研究的習慣，空談高遠的理想，終究不過空中樓閣。

　　時代演變到今天，據調查台灣有9成大學生都在打工，這樣的轉變對照「哲學家皇帝」的理想而言，實在是時代的進步。因為多打工，台灣的大學生鮮少有精英氣息，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自知自己不過是百萬勞動大軍中的無名小卒；因為多打工，台灣的大學生跟一般俗民無異，其生活習慣、思想情感都跟一般民眾貼近，這是台灣社會進一步民主化的表徵；因為多打工，台灣的大學生對職場紀律更加熟悉、服從，更能夠擔當台灣企業未來的生力軍。

　　是以，大學生多打工是破除精英心態、推進民主、厚植產業競爭力的正面發展，我們喜見台灣大學生都來當「哲學家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