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歷史學家菲立普‧埃里耶斯（Philippe Aries）1960年時寫了一本書，在1962年被翻譯成英文版，叫《Centuries of Childhood》。這本以兒童為主題來做歷史討論的先驅著作，說明西方現代的教養觀，在啟蒙時代以後，歷經一些因素而逐漸成形，其內容由於前無古人（但當然是後有來者），在美國出版後引起教育學界與心理學界的重視與回響，其書在40多年後仍能被人引用、討論，顯見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與學術地位。

埃里耶斯這本書提出一個「小大人論（little adults）」的觀點，即西方人所熟知的所有對兒童及童年期（childhood）的看法與想像，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中世紀及以前的歐洲，有關童年的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中古歐洲

兒童是縮小版的大人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現在走在十幾世紀的歐洲街道上，我們不會看到穿著童裝、手裡拿著可愛玩具的小朋友，被父母親像寶貝一樣疼愛著，無憂無慮地玩耍嬉戲；我們所看到的，將是穿著大人一樣服裝的小孩，在工作（窮苦家庭出身者）或識字唸書（知識階級家庭出身者）。「兒童」與成年人只在身形上及生理上有所差異，兒童只不過是「縮小版的大人」（miniature adults）。

既然算作是大人，就不能只顧自己玩耍享樂，要能為自己的生存負起一點責任，要能對實際的社會生活有所貢獻。因此，稍大一點的孩子作些簡單的勞力工作或幫忙帶小孩，減輕父母的教養負擔，就變成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與價值觀，而一個人的「童年時光」也就變得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種小孩與大人只有外型上差異的看法，叫做「預先成形論」（preformationism），這種想法其實並不僅存在17世紀以前的歐洲，在開發程度比較緩慢的社會，或一個社會裡比較貧苦的階級中，也有類似的看法存在。環境上並不優渥的生存條件，使所有可用人力都必須發揮最大邊際效用，因此小孩只要長到一個能夠開始付出的年紀（在埃里耶斯的書中提到的年齡是7歲），就應在體力智力能負荷的範圍內，為自己張口吃飯的權利盡一點義務。孩子，是現代父母心中的寶貝，卻是古時候打雜換取溫飽的小小長工。

原罪觀念

兒童需要被拯救

埃里耶斯認為，影響中世紀長達一千年左右教養觀的主要因素是宗教教義。特別是受到16世紀清教徒的原罪觀念影響，使兒童除了被視為是小大人之外，更被視為是邪惡、頑固而需要救贖的。兒童像是需要修剪的樹枝或可以被型塑、鑄模的蠟，只要經過大人的導引就可以改邪歸正，變成良善的基督的子民，因此家長與教會必須聯合起來，引導兒童避開邪惡、走向光明，而在正式教育（formal schooling）逐漸興盛之後，學校機構也加入這個拯救兒童靈魂的行列。

這樣的看法在20世紀70年代，被一些心理歷史學派（psychohistorians）的學者過度延伸為後來被稱為「黑暗童年傳奇」（the black legend of childhood）的論點。DeMause（1974）在其著作《The History of Childhood》中主張，中世紀的父母不但不把自己的孩子當孩子看，各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施虐更是家常便飯。Shorter（1976）則認為，所謂的好媽媽完全是現代社會的發明，在「黑暗世紀」裡，婦女對待兩歲以下孩子的態度完全是冷漠與殘酷的。Stone（1977）則提到16世紀時學校機構對兒童的箝制與體罰──兒童必須穿著硬梆梆毫不舒適的衣服，以維持大人般的姿態，而且只要稍有不順從，換來的便是老師的一頓毒打。

因此，DeMause說：「我們只要把歷史追溯得愈久遠，我們就會發現兒童受照護的程度愈低，被殺害、遺棄、鞭打、恐嚇、性侵害的機會愈高。」整個兒童觀念發展的歷史是一部進步史，對照現代父母對兒童無微不至的呵護，啟蒙時代以前的兒童簡直像活在人間煉獄裡。

生活條件苛刻所產生的巨大壓力，易使父母將孩子視為累贅或出氣筒，是我們可以理解之事，但將親子關係描述成以施虐者和受虐者關係為佔大多數之常態標準，如此一來還能維持一個人類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就無論如何是令人難以信服之事了。後來80年代許多學者找到更多證據，例如Pollock（1983）分析16世紀以來英、美兩國的416本日記，才改寫了中世紀及清教徒父母殘暴不仁的形象。Moran & Vinoskis（1986）認為這些家長儘管對待孩子嚴厲，這些殘酷的管教手段卻不至於成為主流生活方式，許多清教徒父母在管教孩子時，對孩子的愛與情感仍然會讓他們盡量避免使用極端手段。

80年代的學者還發現，兒童是成年人的縮小版的看法，並不如埃里耶斯所想的那麼廣泛與普遍；兒童與成人仍然具有本質上差異的觀點，在中古歐洲其實也還是有不少人信仰──縱使埃里耶斯發現，中世紀的玩具本質上不是用來取悅兒童，而是用來取悅所有人，以及，觀察當時的繪畫藝術作品可以看到，畫中的兒童都穿著大人般的服裝──這並不能代表當時的人就沒有「童年」的觀念。中世紀史學者從中古醫療記錄中知道，當時的人也有醫治兒童專屬疾病的治療觀念及記錄，保護兒童的法令也開始出現，顯見「兒童」與「童年期」的意義，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即使與現代人並不完全一樣，也不至於到完全沒有概念的地步。

因此，對照中世紀與現代西方的兒童觀、父母教養觀，一個比較中肯的結論是，兒童在當時的形象並不如現在那麼「幼稚」，承受的家庭責任與生存壓力也比較多，兒童與成年人間的概念界限比較模糊，但隨著時代演進，「兒童」的概念慢慢脫離了成年人，而有了自己愈來愈具體的內容與意涵，逐步演變成現在的樣子。

理性主義

引導兒童分辨善惡

16世紀，清教徒移民到美洲，便把父母有責任嚴厲管教兒童的觀念帶到這塊新大陸上來。但是這種「tough love」的觀念，已經慢慢脫離純粹宗教上與道德上的意義，在理性主義逐漸抬頭的17世紀，引導兒童分辨是非善惡的力量，不再只是根據教會頒佈的各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教義諭令，而是人類自身的理性（以及父母本人的理性）。因此父母有能力，亦有責任培養子女的理性能力，雖然兒童仍然是需要拯救的對象，拯救的力量卻已經逐漸從教會裡的神父讓渡給孩子的生父，這批清教徒也就變成了最早專為兒童撰寫讀物的一群人。

當然，這些最早的「童書」都是些文以載道的宗教讀物（這部分也是由於當時的嬰兒死亡率與幼兒夭折率很高，使兒童必須趕在不可預知的死亡來臨之前儘早學習閱讀聖經），但無論如何，兒童開始慢慢有了自己專屬的文本，兒童本身也就開始逐漸被納入文本之中，他們的天性、本質、學習方式，就變成思想家感興趣的議題。

宗教的約束力量式微，人們才開始有興趣、有餘力將關愛的眼神投向社會裡被汙名化的弱勢的一群──兒童。兒童真的滿身都是罪孽、岌岌可危到不打不成器的地步（the dangers of sparing the rod）？當時的英國哲學家洛克（1690）反對這種看法，在他看來，兒童不是什麼需要修剪的樹枝，而是一張白紙（tabula rasa），成年人在這紙上寫了些什麼，便決定兒童日後成為什麼樣的人，「學校裡的體罰只會讓兒童體驗到恐懼與憤怒」，因此需要約束的不是兒童，而是父母師長自身的言行以及對待兒童的方式。

洛克還注意到兒童期對後來一生發展的重要性，而進一步主張兒童必須從年紀小時就開始接受教育，尤其是閱讀方面的學習。儘管如此，這卻不是說要強迫他們學習讀書認字。大人必須尊重兒童與成人的不同，在適當的時機施以適當的教育即可，畢竟這位哲人對於前人將孩童視為亂竄樹枝，需要三不五時就動刀動剪的「修理式教育方式」是非常反感的。

不過，這項兒童必須接受閱讀教育的看法，卻不必適用在每個人身上，對於那些無福接受父母供養的兒童，洛克認為必須教導他們實際的求生之道，所以3歲時就必須被送到「working school」，學習謀生的技藝，自食其力。洛克這種提升兒童正面形象的主張超越當時的人很多，雖然不能立即產生匡正的效果，但卻像顆種子般地逐漸在當時人心中發芽。

浪漫主義

孩子是高貴的野蠻人

72年後，法國哲學家盧梭（1762）在18世紀浪漫主義的影響下，便寫下了影響歐美幼稚教育非常有力的一本書：《愛彌兒》（Emile）。在這本書裡，兒童本質究竟為何的鐘擺，大幅由中間擺盪到與「原罪性惡說」極度對立的一端；盧梭比洛克更進一步地加強了我們現今所認知的兒童地位與形象。兒童不但不是撒旦的化身，也非空空如也的一張白紙，只被動地等待成年人的塑造。盧梭說，兒童有與生俱來分辨善惡的道德感，有他們獨特的感情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孩子，是「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他們依照內在設定好的計畫、步調，各自依自己的方式成長，因此大人的教導只是人為干預自然的一種破壞，孩子應當避免成人的影響，自由自在地學習。大人不但不應該「引領」幼童，反而應該以幼童為師。

還只在兩、三百年前，孩子仍被視為要接受救贖的墮落的靈魂，如今已經被視為上帝的使者（messengers from God）。人一生的發展，不是如教會所說趨善避惡向上提升的過程；對嚮往湖濱野趣大自然中的浪漫派人士來說，恰恰相反，任何人類文明的機制，才是一種腐敗墮落的力量，人的成長反而是一個由純潔、天真走向邪惡愚蠢的向下沈淪。

盧梭以及浪漫派的看法，當然是相當「兒童中心」（child-centered），以及絕對符合中上階級的智識樂趣的。他們的主張，大幅度地改變中世紀以來經由宗教所賦予孩子的地位及形象，為今日美國幼教界偏向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主流教育哲學，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基礎。

「其實跟外國人打過交道就知道，對於非西方人，他們是很樂於花時間來了解你所說及所寫的」。經常採訪外國軍事單位的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施孝瑋，累積相當多採訪軍事新聞的經驗，他表示，只要勇於開口，並稍微多花點心力在與自身領域相關的英文書籍上，學好英文並不難。

「記得好像是高二時候，有一位好同學的阿姨嫁給外國人，因為常到同學家，因此兩個小鬼就和洋姨丈用英文聊了起來」，施孝瑋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說，與外國人對話，才發現很多字詞的用法、語境是課本上所學不到的，他鼓勵想學好英文的人，無論是出國玩、上課進修，都應把握機會與外國人接觸。

視穿梭各國軍事基地、航空展為家常便飯的施孝瑋，跟大部分台灣人學英文的過程都一樣，在升國一的暑假才開始接觸ABC，期間也上過班導師的課後家教。

他說，學英文的過程實在是「平淡無奇」，唯一跟一般人較不同的是，他特別對軍事武器的文章刊物、名稱、番號等有濃厚興趣，常不厭其煩的看原文資料。

此外，施孝瑋表示，大學時主修德文，因為英文、德文有相似性，因此他是「大一、大二先學德文，到了大三才反過頭來修英文，學起英文來自然容易得多，到現在反而是英文比德文還溜」。

大學時累積的功夫，加上對軍事、文史的愛好，他在入伍前及退伍後，在出版社短暫從事軍事書籍的翻譯工作，他說，英文要好，除了時常接觸英文外，沒有別的法門。

他說，「我在日本採訪美國海軍基地時，親身體會到日本人嚴重的英語恐懼症，不是日本人英文不好，而是他們在西方人面前就是有一股莫名的自卑，這也是很多東方人的通病」。

年前才整理大量美國第七艦隊採訪資料出書的施孝瑋，也知道日本使用「外籍教師」強化英語教育，但他認為，台灣人「敢講」，反而是日本人比不上的地方。

施孝瑋說，其實「阿凸仔」在跟非西方人溝通時，多半都很願意耐心聽懂對方的溝通，尤其是美國軍官在接待外籍記者時特別如此，因此，就像許多前人所說的，「勤讀、敢講」，英文一定不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