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3.10.09

這些年來，教師的示威、抗爭已成常態，教師這一行業顯然出現了危機。教師們本身普遍的痛苦與不滿，難免會轉嫁到教學態度之上，若是教師的職業危機不能解除，對學生而言，所謂「快樂學習」，根本就沒有希望。為了更根本地看待問題、面對問題，我們實不宜將一切的抗爭，都化約地指向對教育政策的不滿，或是對教改方案的失望，雖然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大多是這類訴求的歸納。

在西方，教師情緒普遍低落的趨向，已成為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分析的重要對象。研究指出，人類痛苦與憤懣的來源，多是來自於個人理想與外在現實出現巨大的落差；而這種落差，很可能又源自於當事者對於時代、社會變遷的不適應。譬如，在現代家庭中，壓制性的家長權威已慢慢消褪，家長更重視的是孩子表達和自主發展的能力。因此，小孩可能變得更大膽，更敢於探觸新事務，可是卻也變得不是那麼用功、那麼願意接受學校制訂的作息成規。他們在家裡看電視、打電話、玩電腦，用於課業的時間相對減少；在課堂上，他們腦袋裡裝了太多複雜的玩意兒，也很難集中精神聆聽授課；也因此，我們常聽到老師抱怨學生素質滑落，甚至處處碰見不可雕的朽木。

其次，教師的社會形象已是今非昔比。過去，擁有高等教育學歷者，在社會上比例不高，因此，教師做為知識菁英，在社會上有相當凸顯的地位，這種地位構成他們身分認同的依據，從而找到了傳道、授業、解惑的尊嚴與樂趣。如今，社會整體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知識更新之快又是一日千里，教師工作卻是週而復始──守成有餘，開創不足，在社會形象上，教師不再是新知的傳遞者，反而是群復古守舊、對改革抱持敵意的頑抗者。

最後，則是近年來在台灣私校和各類補習班大量成立，教育部門為縮短公、私差距，公立學校的收費也不斷調漲，使得教育的「商品化」問題越形嚴重。就國際商貿體制來看，WTO也不斷推動公共服務、文化部門的鬆綁，教育的商品化成為無可遏止的趨勢。教育一旦成為「商品」，學生就是「顧客」，老師則是勞務提供者，是服務業的「店員」，董事會和管理階層則成為掌握決策權的「資方」，國家退位、教師失位，這還有什麼尊嚴、快樂可言？

教師若要重新找回職業尊嚴，要建構新的身分認同，首先要停止對往昔那「美好時光」的鄉愁和眷戀，勇於面對全面翻新的時空條件，勇於對「現代性」的特質做出分析和探掘，凝聚想像，提出自主的、負責任的教育改革方案。如此，教師才能在傳道、授業的路途上，首先解除自己的困惑。

台北市長馬英九到富邦集團的招待所吃魚翅大餐，問題其實不在是否利益輸送，就算是北銀與富邦的「聯姻」過程清清白白，在高盛（Goldman Sachs）的見證下毫無「先上車、後補票」等苟且情事，究其交易的本質而言，充其量只能算是另樁國營企業私有化業已進行完畢的個案。

儘管論者美稱台北市政府還因此賺了一百多億新台幣，甚至誇張到搬出「圖利市民」的大纛為馬市長緩頰，平心而論，泛藍、泛綠儘管在螢光幕前吵得再兇，在推動金融壟斷集團成形、鞏固島內本土既有金融財閥勢力的「努力」則是殊無二致，都是壟斷資本最「麻吉」的堅實盟友。

潛伏在政治民主化宣示主權在民的外殼下，孕育著與新國家結構同步增長的企業網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業精英控制著國家而非相反。儘管號稱「北銀招親，五霸相爭嫁娶透明」，來自公眾的論辯著實有限，參與更是付之闕如，一個高度政治性的選擇被簡化為技術、利潤與效率，公民的政治生活成為大企業逐利欲望下的衍生商品，而墮落成另個「技術問題」，以及政論節目中廉價的談話素材。這是專制統治的苗頭，卻不經意地在馬英九市長的施政中露出了可疑的馬腳。

在「馬英九魚翅事件」一案中，台北市府團隊一直認為整體過程潔白無瑕、甚至可獲嘉勉的項目大致有三：第一、招商過程公開透明；第二、為市民賺進百餘億元；第三、北銀員工工作權獲得富邦資方首肯。前兩點媒體互有褒貶，唯獨第三點在當前失業率高居不下的現實中，取得了合併過程中照顧員工權益的道德正當性。

其實在公營轉民營的銀行中，北銀是首家勞資雙方簽過保障勞動條件條款的銀行，而現在也只有北銀與高銀這兩家銀行，其工會與資方（原先的官方）訂有團體協約。一旦將場景轉到私營金融機構，就不要說團體協約了，工會不是不存在，就是俗稱的「閹雞工會」，在「金融併金控」已是現在進行式的今天，金控旗下的子公司群普遍缺乏工會這個做為工人集體利益表達的團體，遇到合併、組織瘦身或是職務調動時，員工只能暗自垂淚，或是籌組打完最後一仗就走人的「自救會」，成為企業規模大幅擴張下被拋棄的一枚小螺絲釘。

從這樣的現實出發，當前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除了積極開展個人會員加入各地區的職業工會外，我們認為，必須將籌組金控公司子公司的工會列為主要工作項目。北銀的例子告訴我們，只有堅實的會員基礎，才能激發出令資方不得小覷的動員能量，員工權益才能真獲確保。

（政治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