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紀浪漫主義中產階級偽善兒童觀

正如將同一幅墨畫看做是垂朽老嫗還是妙齡少女，可以產生180度不同的看圖說故事，將孩童視為撒旦還是天使，也會對世俗生活產生不同的影響，改變日常生活的風貌。

筆者在前文《從魔鬼到天使──西方兒童觀的演變》中曾經提到，西方人的兒童觀隨著啟蒙以後日趨「人性化」，18世紀後的西方，當孩子愈來愈被視為是上帝的禮物之時，籐條、皮鞭就日益被玩具書籍加以取代，斥喝責罵也被摟抱撫愛逐漸替換。（生活優渥的）成年人漸漸認識到嚴刑峻罰的不良作用，而愈來愈不吝對小兒展現慈愛與關懷。過去孩子們提早結束的童年如今被繼續延長，早熟的小大人形象至此已經轉變為令人愉快想要抱抱的小可愛（amusing little creature to be cuddled），為了取悅這些新寵，專為他們設計的衣物、玩具、讀本也愈來愈多，從生活必需品到非必需品，五花八門、琳琅滿目。

不可否認的，19世紀後的中產階級父母，用物質與精神建構了一個跟自身很不一樣的兒童世界，也建構了一個跟中下階級很不一樣的童年觀──每個人的童年都很寶貴（想想看！從浪漫主義的觀點來看，如果在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會往下墮落的人生中，有幾年時間是唯一一段純潔、不受污染的時光，這段時光會何其珍貴！）。因此，缺乏足夠長度的、健全的、愉快的童年經驗的人，將會在日後為整個社會製造許多麻煩與問題，也因此每個人的童年都必須被保護，免於受到侵害。

儘管總體來說，19世紀孩童的地位比起以前大幅提升了不少，有一件事倒是亙古不變、歷久常新的，那就是：有錢有閒的中上階級家庭，基於競爭上的優勢以及確實有競爭的本錢，往往過度重視子女的未來成就，「揠苗助長」他們的子弟（當然，並非每個case都產生反效果）。這不是東方人才有的心態，西方社會亦是如此（這方面有名的例子是倡導功利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家John Stuart Mill，他在嚴父James Mill的指導下，3歲就開始學習深奧的希臘文，過著極度重視智育而忽略其他方面教育的生活，這比起洛克〔編按〕的建議顯然提前「偷跑」不少，而且窄化不少。）。

在當時中上階級的世界裡大體可粗分為兩派，一派是像老Mill那樣過度延伸洛克的主張，而讓子女小小年紀就開始學習讀書寫字的競爭務實派；另一派就是信奉浪漫主義的人士，相信過早邁入符號抽象世界對孩子只是有弊無利。浪漫派的人往往有種自命清高的心理，他們很不齒屬於同一階級水平的其他父母為大家製造競爭的壓力，「悖逆」他們所編織的「快樂兒童嬉戲圖」；而當他們把眼光往下看不屬他們那個階級的人時，他們更猛然察覺應然與實然相差有多遙遠。

19世紀的英國與美國社會，由於工業革命後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大環境的變革，在當時出現了很多貧苦的中下階級勞工家庭及移民家庭。當時的倫敦街頭出現很多貧兒，他們骯髒、襤褸、污穢、行乞、偷拐搶騙，成為社會上的麻煩製造機，青少年犯罪更是1850年代倫敦人很頭痛的社會問題。中上階級中有一部份不用為生活溫飽而奔忙的心地善良之人，有錢有閒將眼光投注到社會上的黑暗面，發現這些街童（street children）與他們心目中快樂兒童的理想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便努力尋找一種語言、一些辭彙，期望能將這現實的慘況描述、傳達給其他漠不關心的同僚們知道。這些福音教派的社會改革者用了像是：「自給自足的頑童」（independent urchins）、「小瘋子」（young maniacs）、「狂野而目無法紀的一族」（wild and lawless race）、「彭巴大草原上的小野馬」（the wild colts of the Pampas）、「都會區裡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of the metropolis）等名詞來形容這些在街上橫行無阻、破壞秩序的稚齡的一群（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些用語裡看出殖民帝國主義的一些種族歧視的心態）。

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口中的「野蠻人」，在19世紀的倫敦街頭得到最佳印證──只是這些思想簡單、缺乏理性的野蠻人，由於生活在嘈雜混亂的都市裡而不再高貴。對這些仁慈高尚、住在郊區或有度假別墅的、左批上階層製造競爭、右評下階層製造混亂的慈善家、改革者來說，這些在成人世界裡討生活而顯得世故老練的街童，跟關在書房裡苦念希臘文的富童一樣，都有一個脫離了大自然陶冶而被迫過度早熟的不良童年，都是必須矯正的現象。助人救人的宗教情操加上浪漫主義的美好理想，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理念是「最好的」理念，從而必須在社會上向「所有人」推廣（但現實是當然只能向中下階級著手），而且這些理念必須化為實際行動，以拉近現實與理想的鴻溝。

這些拉近距離的行動，本質上是一種「移除→監禁→改造」的模式。19世紀的盧梭信仰者即使認為兒童應該有個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童年，這種快樂生活卻不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特別是當這份自由實際上侵犯到她們的安全時。成熟期前的童稚就像童稚期後的成熟，兩者都應該有個分寸，各守本份，「劃地自限」。這樣說起來，受到現代性影響而主張各自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浪漫派，其實仍是保守陣營中的一員，只是在羅曼蒂克的外衣偽裝之下，其逐漸保守反動的本質很難被察覺出來。弔詭的是（或者人世間的事本是如此），這些拉近（現實與理想）距離的行動，其同時也是疏遠（主流與非主流）距離的行動。

在依然受到洛克「早期教育具有重要性」觀念的影響下，對他們來說，讓這些人格上有瑕疵的貧童在嬰兒期（實際上是2、3歲）就開始接受品格教育與道德教育，也許是最徹底的實現理想兼治本之道。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把這些污穢「移除」、讓世人眼不見為淨（但當然是美其名曰「教育」）的行動，就是在19世紀初英國盛行的「嬰兒學校運動」（infant school movement）──也就是把這些街童集中起來，趕到一個稱之為「學校」的地方，用教育的方式改造這些野蠻人，使其向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看齊，變成由中產階級所定義的、野蠻但是高貴的快樂兒童，以及有禮貌、守秩序、愛乾淨的「文明人」。（看看浪漫主義中產階級何其矛盾與偽善！她們一方面崇尚自然、貶抑文明，可當有人衝撞這文明時，她們又大為緊張起來）。

19世紀20年代，這些專為貧童開辦的兼具社會福利、慈善、托顧、教育的學校機構（後來成為1960年代美國Head Start運動的參考典範）就被引進美國，在波士頓、紐約、費城等大都市裡如雨後春筍般興盛起來。本來只重視生活管理教育而並未強調學術能力取向的校方，拗不過家長們的強烈要求（對窮怕了的家庭而言，對一輩子飽受文盲之苦的家長而言，給其子女和富童一樣的競爭能力，可能比給他們餅乾、牛奶更重要、更實際），只得將學校轉型為教授讀書、識字的智育開發機構。

然而，如此舉措卻讓中產階級反過來開始害怕他們的孩子會失去競爭力，因此也爭相投入幼兒（智力）教育之風。據估計，在1840年代的麻州，就有40％的3歲以下兒童接受幼稚教育。這樣一來，本來只在中上階級一部份家庭中流行的競爭觀，就流到下階層的家庭，進而使夾在中間的另一部份中上階級變成落單的一群，逼得他們不得不向主流思潮看齊，幼兒教育盛行之風便在19世紀前期的美國愈吹愈烈（幼教之父福祿貝爾在美國的第一所幼稚園，大約也就是在這時創辦起來的）。

就像後來的歷史所展現的，每回只要洛克式的思想衝過了頭，就會有盧梭式的觀念浮上來，拉一把，平衡世風（當然，反之亦然。思想流派本來也只是個概念上的便利劃分而已，現實生活裡是變動不拘，而且常是混雜不清）。「讓孩子回歸家庭」（當然就是把女性跟孩子一起關在家裡）、「讓婦女承擔育子責任」（當然也就是讓婦女不要工作）、「不要那麼多讀書、寫字的壓力」……種種中上階級才有餘裕享受的奢侈（與約束）便暗潮洶湧，最後終於又再度佔得了上風，1861年南北戰爭開打前夕，盛極一時的「嬰兒學校運動」便忽然倉促落幕，當時在麻州所有的4歲以下兒童再無一人接受體制內教育，而全都回歸到家庭與母親「慈愛的懷抱」。當然，中下階級家庭是否能像金字塔上層的人一樣，有辦法給予孩子比學校還好的教育環境，是很值得懷疑的。

浪漫主義的這些「移除」想法並不僅止於此，除了把兒童從完全的公共領域──街頭──移到半公開、半封閉的公共領域──學校，再從半公共領域的學校移回私領域的家庭之外，後來的英國乾脆將兒童移往更遙遠的國外（例如純樸的澳洲和加拿大）。根據Cunningham《窮人家的孩子：17世紀以來童年的再現》（1991）一書，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就有8萬名英國兒童移民（或實際上，是被「運送」）到加拿大，過「理想中接近自然」的生活。

這個「理想中接近自然」的生活，除了指人世間的世外桃源之外，在文學名著裡甚至變成伸向永恆的國度──讓上帝慈愛溫暖的雙手將之永遠移除到離世人最遠的彼端，而且永遠沒有回來的可能。童話故事裡賣火柴的小女孩所窺視的那個除夕夜吃烤鵝、充滿親情與笑聲的歡樂童年生活，對她而言雖然只有一牆之隔，卻像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沒有賣完火柴怕回到家裡討父親打的小女孩，最後死在冷冷除夕夜裡劃盡所有火柴後，著溫暖火光一起熄滅的美好希望（與假象）裡，到另一個國度去過理想中「最接近自然的生活」，留下的只有隔日早上圍觀駐足人群的搖頭嘆息與議論紛紛。

貧兒能夠選擇的最好的人生結局竟然是死亡，竟然好過回家挨打，窮苦出身的童話作家安徒生所刻劃出的窮小孩，是如此消極地逃避人生苦難的弱者形象，刻劃出的富大人形象又是如此殘酷冷漠與無情，這種「一個社會、兩個世界」似的思考雖然過於簡單，卻反映（控訴）了19世紀以來，中下家庭的現實生活（reality），與中上家庭對美好童年的想像（ideal）兩者之間逐漸擴大的鴻溝，也多少反映出了當時丹麥以及歐美中產階級浪漫主義「改革者」的偽善。

編按：洛克為英國哲學家，強調兒童期對後來一生發展的重要性，而進一步主張兒童必須從年紀小時就開始接受教育，尤其是閱讀方面的學習。請見9月29日本版《從魔鬼到天使──西方兒童觀的演變》一文。

以戰養戰累積英文功力電腦犯罪真的是21世紀人類的噩夢，每天光處理案件都處理不完，花在英文的功夫實在有限……，儘管這麼說，但身為警方電腦犯罪防治龍頭──刑事警察局偵九隊隊長的李相臣，仍不時苦K英文文獻，他說，保持英文最佳方法就是「以戰養戰」，把英文跟工作結合，英文不好都難。

擁有山東人豪爽性格的李相臣，自認不是英文天才，由於在中央警官學校（即今中央警察大學）專攻電腦資訊領域，必須時時刻刻接觸最新的國外資訊，他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因為自己工作與英文不分家，所以才能保持英語能力，他建議想學好英文卻又上班無暇的人，不妨「逼」自己，將英文與工作結合。

「我不是那種超級愛唸書的人，小學和中學時的英文，都是跟著學校老師教的一步一步來，那時哪有什麼KK音標、自然發音法，不懂或不會唸的，通通都是靠ㄅㄆㄇ來拼，也不都好端端的？哪像現在的小孩那麼幸福！」李相臣說，印象中對文科都沒什麼特別的興趣，不過倒是常聽台北國際社區電台（ICRT）、英語唱片。

「我覺得我是上了大學才把英文搞好的」，李相臣記得當時在警校學生隊時，區隊長楊源明（現刑事局偵一隊隊長）特別常聽英文，不論是錄音帶還是節目，整天都在聽英文，耳濡目染的情況下，他也跟著聽，加上學的是電腦資訊，看外文書的機會很高，也就是這樣，李相臣不好意思地說，「英文不好都不行！」

「喜歡搞電腦的人，英文大概都不會太差」，曾在4年前破獲製造CIH病毒、癱瘓全球6千多萬台電腦「駭客高手」陳盈豪的李相臣，對於台灣駭客與日劇增的「功力」感到擔心，他開玩笑表示，「其實在國際上，電腦駭客有固定的組織，還會定期舉行年會，並在網路公布資料，英文不好，怎麼能搞懂那些製作病毒的方法？」

李相臣建議，練好英文不妨「以戰養戰」，也就是儘量趁工作職務需要英語之便，把握練英文的機會，例如時常研讀國外期刊、犯罪防治文獻、參加跨國性的會議，甚至沒事出國玩，都是練好英文的機會。

前年，李相臣曾代表中華民國赴美參加網路犯罪防制國際會議，與歐美各國交換電腦犯罪防治的經驗，他說，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對網路駭客、網路犯罪事件也是抓不勝抓，台灣目前上網人口已超過7百萬人次，然而從中央到地方，國內網路警察人數大約只有數百人。

李相臣指出，這其中具有專業資訊背景的網路警察，只有警政署刑事局的偵九隊，偵九隊20多人中，3分之1具有警大資訊或電腦碩士背景，但大部份縣市警察局電腦小組的警員，也只是由一般勤務單位轉調過來，大多沒有電腦資訊的學位背景，只是有興趣的組員會自己摸摸電腦。

因此，他認為，唯有加強英文及資訊能力，才足以應付變化快速的網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