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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昆澈（慈濟醫院實習醫師）
自從今年三月第一位 SARS 病人以來，SARS 的相關新聞是每天上頭條，二十四小時不斷的在新聞台被播放。從陶醉在三個零的成績，到單獨的病例發作，接著和平醫院突然爆發的疫情讓台灣人民有如從天堂直落煉獄。為了減少感染的機會，許多學校都撤回了實習生，所以有的醫學院發布了全面停止見實習醫師的通知；有的只停止見習醫師的見習，而仍然維持實習醫師的實習，包括成大醫院和臺大醫院。
輔大黑水溝聲援東海師生捍衛校園行動聲明
（輔大黑水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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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國家的責任，接受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一個遠見有為的政府更應該明白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但從政府漠視教育責任切割東海大學時，我們看到的是將人民權利、根本大事逐於邊陲。政府一邊開放企業興學、利用教育自由化的口號連年縮減教育經費，並藉此逐步卸下教育責任；另一方面卻對財團的開發案積極補助，強力背書，甚至欲為此大動工程，而犧牲教育權益。犧牲教育正是犧牲人民權益，犧牲國家長期發展，然而這代價竟僅為了少數人的即時利益！台灣的人民不能接受這種心態，台灣人民的權益不是任何人的犧牲品！
（全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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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實習醫師要不要留下，讓我們進退維谷。我們到底要不要離開呢？留與不留間到底差異是什麼呢？在教育部致各大專院校的公文中提及：「預防重於治療，唯有做做壞的打算，才能有最好的打算」，所以許多的醫學院都宣佈暫停現任實習醫師或延緩新任實習醫師上任日期。而目前最大的感染場所，都是醫院院內的感染，所以，在不影響正常醫療行為運作下，把不必要的人力撤出醫院自然被視為降低院內感染機會的手段之一。在大部分的醫學院將實習醫師撤離醫院的同時，有些報導指出這樣的決定，會讓這些實習醫師成為「太平醫師」。這與當時和平醫院被封院時，衝出封鎖線的護士一樣，被媒體指為毫無職業道德類似，只是炮火較小，說法較婉轉而已。所以實習醫師撤出醫院和太平醫師之間到底表述了什麼現象或事實？
實習醫師具有學生和醫師兩者的身分，在大部分人思考要不要撤離醫院時，通常都關注到學生身分和醫療團隊一員兩者之間的比較，支持前者者，為了要保護學生和醫界未來棟樑之由，而支持撤離；持後者理論的，則因實習醫師為醫師養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抗疫戰爭中，豈可缺席落跑，所以反對撤離，這樣的辯證，不須筆者在這裡多述，但是大家是否想過，這樣思考是否過於簡單、甚至過於道德化呢？因為同樣是實習生，醫院裡還有實習護士或是醫療相關的各實習技術人員等，為什麼沒有人提出相同的質疑呢？。到此，筆者並非要替實習醫師脫去「太平醫師」的污名，而是想彰顯在長久以來，雖然我們不斷強調醫療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但醫師相對於其他醫療同行來說，還是具備了指標性意義，這跟社會大眾對於醫師這項行業有穩定的生活、受人尊敬、經濟富足的期望相當，所以，多點期待，多點要求，似乎不怎麼過分。
在舊觀念中，醫師屬於專業，醫師有絕對的發言權和判斷權，擁有抽象的知識和應用知識時的個別判斷等能力，在科學和個人經驗中扮演解謎的專業角色，所以自然被視為能獨立作業的個體。然而，在這各結構分化和分工專精的社會裡，各行各業致力於專業化，以維持一定的高品質來滿足龐大而紛歧的需要，而大多數的醫師也都採取組織化的職業方式，讓步了部分的專業主權空間，而成為受僱於醫院的醫師，成為穿著白袍的高級白領階級。說了這麼多，到底是想表達什麼？那就是「到底實習醫師在整個科層化、制度化的醫院聘僱體系中，是否被定義為專業人員？」，想想看醫院顧的醫師群中，能真正從事醫療業務的（一定的知識、技術、訓練和經驗）者，包跨實習醫師嗎？個人認為實習醫師是暫時被屏除在這之外，而是屬於專業定義中訓練後進者的一環，所以實習醫師是被容許技術較不純熟、訓練較不足夠和效率較不高的一群，而領的是津貼，而非薪水，所以在醫院這個專業組織中，自然被列為並非絕對需要的地位，而身為專業定義中訓練體系裡的一份子，就是盡量融入成為團隊的一份子，去學習醫學專業中的用語、技術和經驗。可惜，當我們的實習醫師，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要去學習去照顧病人這項身為醫師的天職時，我們卻沒有學習到如何在如此制度化、科層的受僱本質中，去維持勞動者的自主權、控制權，甚至是工作環境的安全，譬如，實習醫師本身在醫院裡，是否跟所有醫師與管理階層一樣，有相同的對待，包括院內感控消息是否明朗，防疫配備和被隔離處理等等是否相平等。在
SARS 來襲，媒體相爭指責醫療專業人員（包括護士等）沒有職業道德時，身為實習醫師的我們以為自己可以逃掉一截，沒想到撤離實習醫師的命令一下，馬上也獲得「太平醫師」的美名，所以應該討論的重點是醫護人員（包括實習醫師）的個人防護是否周延、防疫動線是否完整、工作內容是否一經驗不同而有區別，行政系統是否有彈性因應，不然專業原則和科層原則的互相衝突，便會犧牲聘僱勞工。所以，和平護士衝出封鎖線、長庚護士集體辭職，另一面突顯出衛政體系的璊頇和受僱勞工對於雇主的不滿，這些的抗議除了表面上的爭取自我權益外，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創造合理安全的工作環境，這樣才能將專業能力作最完全的發揮，而非媒體所指責的沒有職業道德僅僅而已。可惜，所見媒體報導，仍只用高道德性的職業倫理來處理實習醫師退出醫院的消息，而未見進一步報導其在醫院內位階等問題，實在過於簡單化這樣的事件。
臺大醫院仍堅持維持實習醫師的實習，宣佈當臺大醫院封院時，才會讓實習醫師退出醫院，關於這樣的決定，並不需要歌功頌德，也無須指責草菅人命。這就像一個職業球隊，板凳球員還是屬於球隊的一份子，雖然他們的球技還不成熟，大多的時間都在場下觀戰，但是上了戰場，偶而也會有令人值得稱讚的表現，但是球團經費有限，為了維持戰力，除了要有幾位實力派的主將坐鎮外，其餘的板凳球員就只能量力而為了。因此，若是醫院能提供足夠的防護配備和隔離措施，那麼在這場抗疫大戰裡，我們當然已謹慎之心來參與；如果疫情不能控制、抗戰資源尚未足夠，當然只好忍愛割棄我們這群板凳醫師，畢竟疫情仍受控制，住院病患人夠安全，是整個醫療體系的共同目標。當然，這樣的說法是基於在這種制度科層化的專業場所裡，每個職位是唯人用才，具有相同能力者便具有可替代性，這也是一般人常用來解釋實習醫師在醫院這專業組織裡，可以先行退出，因為我們具有板凳球員的：非「不可替代性」。
上述提供了實習醫師退出醫院時，所反映的醫療專業人員困境，包括實習醫師在科層化組織裡的定位問題和所有醫療專業聘僱人員面臨的困境，再來，我們試著了解實習醫師退出醫院的可能原因。就拿筆者所在的醫院來說，當父母護子心切打電話到校關切時，這個本來不成問題的事，卻成為實習醫師的熱門話題。院方的回應是讓我們「自由選擇」，但是要繼續實習的人要簽「自負全責的同意書」，這樣一來，防疫的問題又被「個人化」。醫學有其極限，本身所帶有的「不確定」色彩是大家都知道的，相對於典型肺炎既有非典型肺炎，現在又有非典型肺炎中的非典型，充分的表現醫學的臨床診斷從來不等於百分百的確定，也就是被篩檢過的病人只能說是得病機會低，並非毫無染病的可能，而這也是造成
SARS phobia 的原因之一。因此，至少從我實習的醫院和教育部發布的消息看來，我們實習醫師能放抗疫假的原因主要因我們是龍子鳳女，這跟前述撤離實習醫師的理由可是大相逕庭，值得玩味了。
到目前為止，氾濫的媒體報導可見護理人員的辭職、哭泣和控訴，但是卻不見醫師們的聲音，醫師雖然被認為是高度專業化的職業，也有全國性質及各地方的醫師公會和各專科醫學會，但卻仍因襲舊時的觀念，自認為仍是獨立性自主的個體，而無正式的勞工性質組織，所以相關的權益似乎沒有統一發聲，只有社會大眾單一的期盼醫師能盡力，維持醫師的專業倫理精神，但如同前所述，唯有良好安全的工作環境，才能讓專業人員甘願做、做的歡喜，做的有效率，這是所有醫師應該進一步關心的議題。對於醫護人員，和我們這批放假的太平醫師，有人用重振南丁格爾精神，或史懷哲的偉大故事來要求停止抱怨，停止自我狡辯，停止要求權利，一切已大局為重，而一切諸如前述的反省和制度面的討論都被媒體所忽略，也被醫護人員自己所遺忘。大眾對於商人的成功定義是賺錢有道；對醫護專業人員的認知是犧牲奉獻，但在我們選擇醫師這項工作時，似乎也同時被義務式的道德要求犧牲，因為醫師是有知識、有專業，而不該有恐懼，這種道德壓迫別人做羔羊的心態，更突顯一般人對於SARS的恐懼，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有的醫師因此選擇辭職，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因為他們能夠真實面對自己的恐懼，知道自己到底是不適合這種「高犧牲奉獻的志業」。
讓我們在疫情發燒的時候，冷靜一下，醫護之路適任無私、奉獻的人道精神要求，是條不好走的坎坷路，但是這樣的要求不可以被擴張解釋，也不可以被剝奪發聲與爭取的權利。背著太平醫師之名，我們得盡快認清我們自己的角色定位，現在的醫療不是只有醫病關係，還有好多的制度面結構面需要探討、改進，你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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