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個留學生的自我解放大約是從去年夏末初秋開始吧？我注意到報章媒體開始報導一些有關國人學英語產生諸種負面效果的新聞（也許類似的報導早就開始，只是我的注意力到此時才放在這裡）。當時有一個還蠻流行的，叫「英文焦慮症候群」之類的名詞，很吸引我的注意。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身處國外數年，常常有一種感受，即因為語言不同與文化落差所造成的溝通互動上的問題，真的能夠讓人產生一種精神上的不安與緊張，不管是在課堂上或是教室外的日常生活裡，每當我想精確表達一個觀點，用盡所有我知道的單字、片語、文法……，老外卻依然一臉困惑不解的表情的時候，常常讓我覺得沮喪氣餒、孤單無助，像一個不被成人世界理解的受挫的慘綠少年。

這種挫折感累積久了會演變成一種自我壓力，每遇到正式場合需要開口發言或者像寫作業、交報告、趕論文……等所有需要用到寫作技巧的時候，就會在心裡先小小焦慮一陣──我要怎麼說（寫），老外才會懂？而為了提升英語能力，更是必須花許多時間、精神、金錢……去努力迎頭趕上。而當我看到那些報導的時候，一種熟悉和同理的心情由然而生。

對我而言，這種「英文焦慮」是一個很實際的東西。多年來我都感受的到它的存在，但並未想到它為何、如何存在。它在我的體內慢慢萌生滋長，逐漸累積，隨著碰到的老師同學是否有種族主義而時好時壞。簡言之，當我碰到的人是比較富同情心或同感力的，那麼我會稍微好過一些；然而當我碰到那種連eye contact（編按：視線接觸）都不願給妳的人，那種因非戰之罪導致的挫敗感就會明顯增加。

當然，這裡一定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每個留學生都會有像我這樣的感受，有的科系本質因為著重的是實驗研究或數字推理，用到文字的機會相對較少，也相對不大注重口頭表達或撰寫文章的能力，因此人際互動造成的壓力也許相對較小。但對於文、史、哲、新聞、教育……之類要大量依賴文字的學科，語言能力的高低便顯得相對重要許多。英文好的外國學生在這些領域裡顯然要比不好的要吃得開。

平心而論，我的英文並不算太好，聽說讀寫要到很流利自如的境界，著實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然而我的英文也並不算太差──至少比起一般韓國學生，我的咬字發音還足堪讓人接受。「程度僅算普通的我，卻搭配上要求完美的神經質個性，偏偏又處在需要較高語文技巧的學科領域」，我知道這樣的說法是可以部份解釋我個人的英語焦慮現象，但是原因僅僅是如此而已嗎？

如果當這種現象並不僅是個別特例，而有一種較為普遍性地存在（於某種特殊群體）時，它是否有更多不可、不能也不應該歸咎個人的因素在其中？如果有，它從何而來？又會把我（以及有此困擾的這群人）帶往哪裡去？我（們）要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又該如何採取適當的行動？

課餘我常思考這個看起來沒有緊迫性，但真實感受得到的一個現象。

今年年初，我修了一門教育人類學課程，這一學期對我來講，是很難得的一個學習歷程及體驗。除了課程內容給了我很多觀念上的啟發之外，這個班級的本身更是給了我很多機會進一步觀察、並深入思考這種語言焦慮的問題。最後我決定撰寫這方面的期末報告（後來部份改寫成在台灣立報刊登的《台灣人學英語的故事》系列）做為我自我治療的一種方式。而我現在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一方面是為這個系列做一個總結之外，另一方面也是想回頭看看我自己的這個學習歷程，將我自己學英文的故事分享給讀者。

一個社會科學學者，或者說一個對思考人類事物有興趣的人，總是必須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關注一個有價值的社會問題，而到頭來這個問題與解答也必定會對自己有某種重要性與啟發才是。因此我還是要回頭先來談談我上學期在這個教育人類學班上的事。

我們知道，每個學期、每個班級，隨著老師和學生的組成不同，以及授課內容本質上的差異，實際上會產生不同的特色。而這個班是我上過少數最自由開放、最尊重人權、最進步前衛、老師與學生都最百無禁忌的一個班（今年3月美國攻伊前夕，老師甚至跳出syllabus〔編按：課程大綱〕，花了許多時間與我們剖析戰爭問題，以及他之所以反戰的理由，這在愛國主義高張的保守德州、許多老師閉口噤聲怕被貼上標籤的當時，是很有勇氣的表現，而同學們彼此之間容納異己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課程教材更是打破窠臼陳腐，引導同學腦力激盪、探討研究存在於當代美國社會與教育體系裡的諸多不公，諸如種族歧視、性別壓迫、階級對立、國家意識等。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這都是一個充滿解放氣息的班級與課程，一時之間像是走進了60和70年代。

照理說，在這樣一個充滿自由風氣的班上，我們這些黃膚黑髮、英語不夠流利的外國學生，上起課來應該是相當沒有心理負擔的。不過實情並非如此。不久之後我就發現，儘管在「先天條件」如此優渥的一個班上，那種恆常存在的英語焦慮還是會悄悄浮現，由每一個不顯眼的角落、在不經意之時向我偷偷襲來。而班上的另外三個韓國學生情況似乎更為嚴重，除了焦慮緊張之外，我從他們臉上和肢體語言中看到更多的是退縮害羞與沈默閃躲，他們不是緊繃著臉、皺著眉頭、全身肌肉僵硬，就是埋頭猛抄筆記或閃避老師詢問性的眼光（英文很好的韓國學生當然也所在多有，然而一般說來，他們的會話能力比我們不足）。相較於老美學生的唇槍舌劍、妳來我往，亞洲學生的安靜乖巧還真是有點格格不入。

而這種安靜乖巧往往不會是一種正面的解讀。剛開學頭兩三堂課不發言，人家還會想：外國人英文比較不好，過一段時間他們就會比較敢開口。可是，如果過了建立第一印象「黃金時間」的前三個星期，他們還是「沈默是金」的話，這些不耐久的表面金漆就會開始剝落。因為隨著開學日久，大家的耐心會跟著功課負擔日益加重而遞減，大家實在沒心情去揣測那些不說話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而且上課時間有限而要吸收的東西太多，聽外國學生用破破的英語和奇怪的發音去冗長解釋一兩句話就可簡明表達的問題，對許多當地學生而言，這真的是一種折磨（也許，這時對老美來說就真的「沈默是金」了）。因此久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不太要求他們要有互動和貢獻，而他們也就落得只聽不說。

不知不覺中，班上就逐漸畫出兩個集團：英語流利的本國人一團和英語破爛的亞洲人一團。不管上課或下課，老外都比較常和自己的同類互動，以前熟悉的那種按顏色分類的感覺就又慢慢回來了。而亞洲人「只拿不給」、「不努力學習（或改進）英文以融入當地」的諸種對移民的刻板印象，就在黃金時間過後一次又一次的上課經驗累積中，一點一滴加諸於亞洲學生（當然，亞洲學生的教室表現也很容易反過來強化老美對亞洲民族的整體印象）。

這種因為同文同種而「自然」劃分圈子的現象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那一學期我卻突然有了一種異於往常的感受。沒錯，我們這些英語不是母語的人，是該好好努力把英文學好，以達到溝通互動、進而對對方（或整體）做出實質貢獻的目的。但我們－何－嘗－沒－有－付－出－過－努－力？這些英語是母語的天之驕子可曾認真想過，他們對努力增進雙方互動與理解，又曾經做過什麼特殊「貢獻」嗎？我為什麼多年來都要順著他們的思維，用力斥責自己：「對！英文不好都是我（們）的錯」呢？

當地學生在擁有語言利器的優勢下變成班上核心的一群，他們說話自家人不費力就能聽懂，因此自家人想聽，而外國學生聽的有點吃力，卻不能不聽（已經說得不如人了，還敢不聽嗎？），而不自覺印證了老外心中刻板印象的乖乖牌亞洲學生，他們的發言其實是可有可無（對老外來說，他們也聽得迷迷糊糊）。如果外國學生的發言內容是跟他們本國議題有關係的，他們還多少有點興趣聽聽，如果是談自己國家的經驗，則他們就顯得興趣缺缺。

當然，美國人熱衷討論、解決自己的教育議題，德州人熱切討論解決自己的教育問題是沒什麼不對的，就像我們如果在台灣上課，所關心的對象也會是自己國家或某個城鄉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關懷鄉土是天性也是必然。問題是，關懷本土與關懷國際有時是不相違背的，就像了解別人才能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才懂得如何了解別人，有好的國際觀的人才能真正有好的本土觀，反之亦然。（待續）

來到劍橋大學3天了，在經過兩天的混亂，今天終於能夠電腦前面寫一些東西。心情很複雜，曾經因為與學院導師（College Tutor）的一通電話而沮喪一個上午，也因為許多人的幫忙而雀躍不已，讓自己用旅行的心情來接受一切的挑戰。

之前的混亂就從下飛機帶著總共50多公斤的行李開始。在進入英國海關時，由於之前耳聞一些外國人在入關時會被要求現場立刻照X光，確認身體無恙才能入關，因此我的心情是七上八下，害怕被要求去做這些耗時的無聊事，因為旁邊就排著很長的隊伍要照X光。輪到我時，海關問一些簡單問題，確認我的入學許可，最後要求看健康報告書時，我開始緊張了，急忙告訴她，我拿到學校獎學金時，曾寄一份健檢報告到學校，邊說邊把獎學金通知信函給她看，這位海關反而自己幫我解釋，妳把正本寄過去了，難怪沒有影印本？接著她問，那妳身體好嗎？我回答，我還年輕，身體非常好，從她的臉上，我知道自己應該可以順利通關了。果然如此！

從倫敦機場到劍橋大學有3小時的車程，我在昏睡的夢境中到達劍橋的巴士總站，這是惡夢的開始，因為我要帶著比我重的行李到學院（College）先簽訂宿舍合約書，再帶著合約書到守衛處（Porter's Lodge）領取宿舍鑰匙。找到自己的宿舍後，我呆住了，我的房間在House的3樓，而其他5位樓友不是尚未報到，就是不在，要我將50多公斤的行李抬到3樓，恐怕只有在發生火災、腎上腺特別發達時才做得到。最初自己一個人呆坐在樓梯口好一會兒，很想哭，不知該怎麼辦，5分鐘後，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我分批拿上去，等到行李比較輕時，再整個搬上去。這問題也解決了。

一進入自己的房間，我鬆了一口氣，因為比我想像中的要好。當初我要求學院幫我安排最便宜的宿舍，他們做到了，我反而開始擔心，單人房一個月８千多台幣的房租（不包含水電、瓦斯）在劍橋是不尋常的，房租兩萬元的大有人在。結果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的房間是閣樓的房間，約有6、7坪大，有軟綿綿舒服的床、溫馨的檯燈及睡覺小燈，又在市中心，相當方便。其實我很滿意。

現在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目前我見到的樓友（housemate）非常友善，對我相當好，提供相當多的資訊，英國籍樓友Clare（主修心理，博二）還帶我出去，介紹一些對留學生很重要的地方，例如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便宜的東西、什麼地方賣中國食物、什麼地方可以買到二手腳踏車等。法籍樓友Laurence（主修基因學，博三）對台灣及中國文化很有興趣，她還告訴我說，她從沒吃過英國的麵包，因為一看就沒胃口，因此她總是自己揉麵糰、做麵包。昨天才來的澳洲樓友以前是位律師，將在劍橋大學念犯罪學的碩士學位，昨天我們4個已出現的樓友在廚房做菜吃東西，他得知我們這3位都是念博士班，他似乎開始收斂起原本的滔滔不絕，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們，接著大家開始討論起智商與學業表現的關聯性。還沒開學，就已經有學術氛圍了。

在劍橋的第一個週末，法籍樓友Laurence邀請我一起去喝咖啡，她認為英國實在是沒什麼文化可言，因為英國人對外國不同的文化沒有太大興趣，形成很單薄的一元文化，因此她在拿到學位後決不再回到英國，其中我們討論到法國與美國彼此的敵視，美國竟把薯條（French fries）改名為（Freedom fries）以及法國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其間內部的政治與經濟考量。Laurence似乎保有傳統的性格，她不喜歡上超級市場，因此她帶我到傳統市場去買菜，人與人之間的了解與接觸是她認為文化的開始。「matriculation」是劍橋大學每個學院在開學時的重要儀式，新學生要穿著類似台灣學位袍一起在學院內拍照，然後由學長姐帶我們瞭解學院的設施與環境，再帶到廳堂由學院內的重要行政人員說明每個人各自的工作內容，也讓我們認識一下這些行政人員。最後簡單的茶會與隆重的晚餐則是重點，由於學院的學生各有不同的學術背景，有的念生物，有的念醫學，有的念化學，有的念金融等，藉由茶會及晚餐讓大家認識彼此，培養全方位的學術人才則是當初以學院為中心的設計之用意。

劍橋大學共有30多個學院，學院都會限定每個研究領域的名額，以增加不同領域間互相交流（intermingle）的機會。以我所屬的Jesus College為例，教育類別最多只收兩個，哲學類最多也只收兩個，依此類推。不過在經過matriculation之後，我開始感覺「互相交流」的用意很難達成，不同學門之間也只能聊到很表面的現象，有些根本聊不來，例如跟一個念化學的，實在不知該從哪裡聊起。

性別的問題是我關心的重點，因此我也特別觀察到在Jesus College今年新進來的研究生中，女性佔不到10分之1，而我是唯一的東方女性，感到有點孤單。其實劍橋大學雖有7百多年的歷史，開始招收女學生的歷史卻不到50年，性別上的比例頗為懸殊，因此10月1日才剛就任的新校長Alison Richard就任演講中的重點之一，就是要提高女學生與少數族群的比例。提到族群，matriculation中，只有4位東方臉孔的學生，除我之外，有兩位來自大陸，另外一位則來自南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