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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勝冠（《島語》台灣文化評論雜誌 http://www.upsaid.com/islandtal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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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少接受一點教育，因而少受一點殖民化影響的台灣人，反而可能比這種類型的知識份子的頭腦更清楚一點。或許正因為他們貴為知識份子，所以更無法從形成其知識信仰的文化視野，從建構其從屬性主體的統治意識形態當中解脫出來。這是有著多重被殖民歷史經驗的台灣社會的悲哀吧？！
一
第五十六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五月十九日在日內瓦萬國宮召開。開議首日總務委員會針對我九友邦國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ＷＨＡ」進行討論。美國首次在總務委員會中打破沉默，表達應讓台灣加入ＷＨＯ體系，但中共在副總理吳儀親自領軍下反對台灣參與。雙方經過九十分鐘討論、主席最後以未有共識，裁定不將台灣案列入本屆會議議程。
吳儀在發言中提出了三點立場。第一、ＷＨＯ只允許主權國參與，台灣做為中國一省，無權參與ＷＨＯ。這些國家提案是分裂中國、一中一台、傷害中國主權的做法。第二，台灣要求「衛生實體」參與，於法無據，過去五十餘年來，ＷＨＯ亦無此例、此法。吳儀強調，中國歡迎台灣代表團在中國代表團下出席ＷＨＯ。第三，在ＳＡＲＳ方面，吳儀說，台灣是中國大家庭的一部分，中國關切台灣疫情，也歡迎台灣與中國進行防制ＳＡＲＳ交流。台灣若希望外來協助，中國「中央政府」願考慮。大會孟加拉籍主席在雙方發言討論後，宣布不將台灣參與案列入大會補充會議。
吳儀與中共代表團離開會場，雙方隨即舉行閉門會議。當在場記者問及中國代表團關於台灣與會問題時，團中有人高喊：「台灣問題早就拒絕了」，還有人叫道：「（記者）閉嘴」。記者繼續追問：「你們沒有聽到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怒目斥道：「誰理你們！」
二
當 SARS 風暴籠罩全台，透過電視的重播畫面，中國官員「誰理你們」的回音不斷重複迴盪於台灣社會，不斷傷害著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天然感情時，回頭看看台灣文化界一些所謂的統派論述，真會有讓人有不知從何說起的荒謬感：
在台灣新文學史上，有一條任何意識形態所不能抹殺的傳統，即偉大的中華民族主義傳統，表現為日據台灣新文學大部份堅持漢語白話作品和一部份似日語寫成的文學作品中光輝磅礡的反帝中華民族主義，表現為賴和、楊逵孜孜不倦，堅毅不拔的反日愛國主義鬥爭，表現為簡國賢、朱點人、呂赫若、藍明谷、徐淵琛的地下鬥爭和英雄的犧牲，表現為楊逵在戰後奮不顧身的合法鬥爭和長期投獄，表現為以中華民族認同批判外來現代主義文學要求建立民族和大眾文學的鄉土文學論爭。我自覺地以忝為台灣文學這愛國主義、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傳統中微小的一員，感到自豪。」（陳映真，〈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
這是那位老是喜歡扭曲馬克思主義來掩蓋其大中國殖民主義立場的論者，批評他同宗的後殖民三階段歷史論時的一段空幻的慷慨陳詞。但是真理的位置並不是話說得激昂就能佔據。要是老馬地下有靈，看到兩人論戰中對於他「存在決定意識」立論爭議的誤解，看到自稱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後輩是這樣糟蹋他，大概會比共產世界的垮台更讓他抓狂。
馬克思講的沒錯，是「存在決定意識」，台灣社會有史以來的「存在」，過去的不說，就戰後來看，不就是台灣獨立「存在」於中國統治之外的事實嗎？以戒嚴時期為例，在這個現實的制約下，所謂自由陣營的台灣，與共產世界的中國根本處於對立、隔絕的狀態，物質基礎既然決定上層意識形態，「兩岸」沒有經濟互動關係的發生，就沒有所謂的物質基礎，既然沒有物質基礎，循著馬克思的邏輯，我們不知道奉馬克思主義為真理的論者，是以哪些物質基礎、怎麼憑空推論出「台灣會產生中國民族認同、中國民族主義」此等上層意識形態？因此，是誰不顧中國治權不能及於台灣的物質基礎，只能在國際社會以其虛假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逞逞打壓台灣的霸權威風，睜眼說：「台灣做為中國一省」的瞎話？（如果台灣無疑已經是中國的一省了，還需要吳儀在國際社會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嗎？）是誰曲解馬克思：「存在決定意識」的論述，用虛幻的中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決定台灣作為中國一省的物質性存在，將存在於台灣之外的、在台灣沒有物質基礎的中國民族主義，強加在台灣文學之上？不是很清楚了嗎？
三
請問芳名影展
（阿美影展策展小組、台灣歷史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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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是不是姓「莫那」名「魯道」？
蘭嶼達悟人的名字為什麼常常以「希」或「夏曼」開頭？
矮靈祭聞名的賽夏族為什麼有「豆、芎、根、日」這種特別姓氏？
《請問芳名影展》所播放的五部紀錄片是原住民紀錄片工作者製作的，呈現了原住民族原有獨特的命名方式，傳統名字蘊含的生命智慧和意義，當年被安上漢名的過程，以及使用漢名五十年對於族人的影響。
期待各族原住民的參加，互相交流不同族群獨特經驗，也歡迎非原住民朋友參與，一起來認識台灣原住民族的真實姓名－在這片土地上，不曾被重視，卻是豐富又多元的姓名文化。
（全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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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直接延伸中國官方立場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的檢驗之下，既然只剩下中國殖民主義的骨架，在台灣社會能有多少市場並不難衡量。真正妨礙台灣主體性確立的，其實反倒是在戒嚴體制的卵翼下被鞏固，即使在解嚴後的現在還透過教育、媒體不斷自然化，讓台灣人認同自己也可以同時是中國人的精神病兆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這種戒嚴時期確立權威的統治意識形態，在後解嚴時期因為受到民主化、本土化的挑戰而喪失了正當性，但其所建構的存在與意識錯位的主體性，作為一種人格錯亂的精神病症，也不是那麼容易治癒。島內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因此化成各種變體，持續身處台灣、頭在中國的存在形式，為自己首與體錯位的存在辯護其合理性。以下的論述，就是一例：
再加上布爾喬亞體制的最新體現——後期資本主義的社會——非常之懂得利用當代思潮中顛覆、越軌、雜化等反體制的文化實踐，使得「反體制」變成一種時髦行當，以致不但這類實踐的反省與深究的成分大為稀釋，反的對象更被簡單的等同於（本土文化）傳統。然而，隨手庶拾兩個被認為是傳統為禍的例子，都可以發現，問題並不簡單。比如說，國語、國粹、國術等獨尊某種傳統文化的現象，到底是中原中心的「傳統觀念」作祟，還是西方布爾喬亞／現代性的以偏蓋全（totalizing）的思維——尤其是其中的西式民族／國家主義——在作祟？性別成見之僵固，到底是傳統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所致，還是西方布爾喬亞／資本主義要求嚴格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產物？在在有待思量。（廖咸浩，〈在反叛與扎根之間〉）
為了維護這位論者所鍾情的「中國」、「中國文化傳統」，他可以將戰後國民黨政府支配統治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完全歸罪於布爾喬亞體制、現代性，這位論者所做出的這種最出人意料之外，最令人難以置信、最讓人瞠目結舌的話語邏輯，正是首與體錯位所導致的思考錯亂。
戰後國民黨政府用以樹立統治權威，對台灣本土文化造成傷害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當然帶有「民族／國家主義」的特質，但「民族／國家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國家形式，即使本質上帶有集權色彩與排他性，如果沒有施動者去建構這種國家體制，用它來遂行個人集權的慾望，它是不會啟動國家機器，對轄下的人民造成傷害的；就像中原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它也是中性的，如果不是有人將它與台灣文化對立，形成二元對立的等級關係，用它假設的優越性排擠台灣文化的生存發展空間，貶抑、剝削台灣文化的價值，作為一種中性文化，它怎麼會成為中原中心的支配性、壓迫性文化？
是因為缺乏民主素養的統治者施動民族、國家體制支配被統治者，不僅啟動鎮壓性的國家機器，還用與這種有一定民主機制可以制衡的體制相衝突的戒嚴體制，支配、壓迫被統治的台灣人，所謂的國民黨政權才會這麼惡名昭彰吧！是因為為了合理化國民黨的統治權威，中原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才會被統治政權犧牲，被打造成打壓台灣本土文化的優位的壓迫性文化吧！所以，不是國民黨政權犧牲了中國文化傳統，將它打造成帶有壓迫性、排他性的中原中心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怎麼會成為台灣主體論者所批判的霸權文化呢？為了替這樣殘害中國文化傳統的統治政權、統治者脫罪，這位論者竟然有這樣的勇氣，不惜錯亂因果關係，可以這樣將這些「概念」任意地從戰後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權力支配關係中抽離出來，將國民黨統治政權所媒合：「民族／國家」加上「中國文化傳統」的國家壓迫體制，完全諉罪於西方布爾喬亞體制，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當然，再看看他為了保護他眼中容不下一點瑕疵的中原中心文化、中國文化傳統，他竟然可以發出：「性別成見之僵固，到底是傳統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所致，還是西方布爾喬亞／資本主義要求嚴格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產物？」的論調，上述的邏輯錯亂，就不足為奇了。性別成見、性別壓迫是父權社會所固有，中國作為一種男權社會，其文化有性別成見、性別壓迫的問題，其實一點也不妨礙它綿延五千年的悠久偉大，但為了維護中國文化傳統的純潔無暇，他就是可以這樣錯亂，不僅用「性別成見」取代「性別壓迫」以減輕中國父權文化的罪孽，「父權」、「男權」這樣的字眼當然更不敢提了，所以這種讓人看了啼笑皆非的「傳統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就很自然地被放在性別壓迫的對立面，成為性別壓迫的始作俑者了。就是這種小心翼翼地用字遣句，唯恐下錯了一字，就會污染純潔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這位論者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中國所以有性別成見的罪過，完全推給了西方布爾喬亞／資本主義所要求的嚴格分工。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是要到了十九世紀末才影響中國的吧！在這之前，中國女性的裹小腳，中國男性的三妻四妾難道就不是性別壓迫嗎？由這樣鮮活的例子，我們終於可以知道，經過戰後五十年透過各種國家機器所強力形塑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是多麼深入人心，多麼妨礙台灣人的正常思考能力。
其實以這兩位論者來代表台灣人，而推論台灣人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糾纏而喪失了正常的思考能力，並不公平。在我看來，那些少接受一點教育，因而少受一點殖民化影響的台灣人，反而可能比這種類型的知識份子的頭腦更清楚一點。或許正因為他們貴為知識份子，所以更無法從形成其知識信仰的文化視野，從建構其從屬性主體的統治意識形態當中解脫出來。這是有著多重被殖民歷史經驗的台灣社會的悲哀吧？！
四
《島語》創刊號推出去之後，關心的朋友一直在問，為什麼沒有創刊詞？為什麼沒有為這份刊物進行定位？本來的想法是，刊物的屬性，端視其刊登的文章，說了什麼話，就會隨之就位，實在不需要再多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因而在此，我們要說的，並非不切實際的泛泛之言，只想說，這份不起眼的刊物，正是以上述這種流離失所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思考困頓為起點；傅科下文所謂「知識份子的作用」，或許還是顯得有些堂皇，但的確貼近在學院的我們籌辦這份終究擺脫不了學院氣的刊物的初衷：
知識份子的作用不是去告訴別人應該做什麼，他有什麼權力比手劃腳？知識份子的作用不是去改變他人的政治意願，而是透過自己領域內進行的分析，對那些被認為是自明的東西提出質疑，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和他們做事的方式，驅散所有熟悉的和已接受的，重新審查規章和制度……，參與政治意願構成。（傅柯）
雖然身在學院，但是我們更關心學術實踐的問題。新一代的台灣文化、文學的研究生正在學院扎根，培養他們學術研究的能力，在學院內以扎實的學術成果證明台灣文化研究的自足價值，當然重要；而既然他們關注的、研究的是台灣有史以來一直備受統治霸權壓抑的文化禁地，如何使其建構傅科所謂：「透過自己領域內進行的分析，對那些被認為是自明的東西提出質疑，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和他們做事的方式，驅散所有熟悉的和已接受的，重新審查規章和制度……參與政治意願構成」的現實關懷與學術實踐，顯然也相當重要。因此，我們盡量避免將這份刊物辦成純粹的學術刊物，之所以取名為「島語」，除了希望藉此提供讓島嶼台灣發聲的管道之外，也期待它能擴充新生代台灣研究者厚植學術能力與學習介入社會文化變革的空間。所有的希望和期待，唯有大家全力的支持才可能達成，請各位不吝給予批評指教。（成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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