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札幌舉行的亞洲盃棒球錦標賽緊緊抓住國人的情緒。由於雅典奧運門票亞洲只有兩個名額，故日本、台灣、南韓的三龍搶珠遂引發極大矚目。不過，就算是加油觀眾，熱鬧與門道終究有別，僅以下列求教讀者，並作為教育反省的對話素材。

首先是勝負的界定。運動競技求勝是當然之理，反之刻意求敗則與放水無異。就這點來看，國人替中華隊加油殆無疑義。然而國人卻經常本末倒置，忽略了所謂求勝，其實是球員們在球技、意志等面向上的社會性合作展現（例如配球、補位與換人），而逕以最終比數為裁奪，故極易流於「勝利投手捧上天、敗戰投手無人問」的結果。不客氣講，這種心態，與我們僅以分數高低來評定學子未來成就的教育迷思，可說如出一轍。

其二，這種結果勝負至上的迷思，也嚴重戕害了教育的啟發性。我們看到有潛力的學子與選手每每在養成階段裡便被填塞了大量的試卷與運動量，結果搞得當事人原始興趣盡失，並以「學習厭食症」收場者不計其數。這也是為何許多國、高中的優秀學生一旦進入大學後便開始「由你玩四年」，而許多體保生一旦目的達成後也陷於球技停滯不前的原因所在。教育未有啟發、培養功能，而落於工具性的獎懲，可說是大不幸。

其三，台灣的棒球屢有佳績是沒錯，但若要謂之「國球」恐怕言之尚早。最明顯的例證是，國人對主要對手日、韓不乏以「類畜生」的比擬來作為己方士氣鼓舞的動員詞彙。設若「國球」意指某種凌辱他者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這樣的方向不但不可取，同時這把兩面刃也必然會傷到自己（輸給日本「狗」的中華隊算啥呢？）。實際上，「國球」貴在知識（甚至技術）普及化，人人有能力批評欣賞，體會箇中三昧，進而成為某種懂得觀看門道的球評家。遺憾的是，這一點就算是我國的體育課都無法做到。體育老師只會發球給學生玩，充其量是重術而不重道，更遑論許多體育老師的想法是只求讓學生運動一下殺殺時間罷了。

如果上述三項推論無誤，那麼台灣棒球熱可說是似實實虛，這也應該讓我們對教育取得更宏觀的大刺激。除了智育競爭的解放外，如何成全體育的「智」「能」合一，更應視為教改的啟動引擎（例如，所有小孩都是先從玩樂才開始「學習」）。這值得有志教改之士深思，畢竟這些成人往往是早就「去體育化」的中產階級。

據說國人英文程度差， 32％大學生不及高中畢業，8.8％只達到初學者程度；而且研究生與大學生的托福成績平均只有456分，而以此表現看來（依照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標準），我們的大學生，當參加英語學術課程及會議時，只能聽、閱讀，卻不易理解、易產生認知偏差，表達能力極為不足。而有32.2 ％的成績只有410分，亦是不足以參加英語學術課程及會議。有心人士擔憂，英文能力差，會是全球競爭力下台灣各大學「國際化」的障礙。

從前，我們以英文差（確切的說，應指美語），自卑地認為是邁向現代化國家經濟的障礙，所以這些年來，全國上下，從教育部到補習業者，從幼稚園到大學，人人以學習英語為邁向國際化、晉升高競爭力而努力。這個調查結果，當然是個當頭棒喝！

誠如已故法國學者布迪耳以「經濟宿命論」警告說，缺乏反思宰制的保守主義，每每以市場競爭作為全人類的必然命運，封鎖了其他可能的出路。從教育部上次引用美國商業公司的學術論文索引看台灣的學術競爭力，到這次英文能力調查，國人的社會人格及自信心一再被這個經濟掛帥的「全球化宿命論」美式霸權牽著鼻子走。試問，誰需要，為何、為誰一定要在國際會議中說流利英語呢？

台灣的英語教育，幾十年以來，都是填鴨式教育，與其他學科的教育沒什麼太大差別。據說有研究生連「 I is」都寫的出來，一點也不驚訝。

說個傳神的故事，讓大家看看國人學習英語的可憐樣。有位老師要高中生查字典，問「 How many times」的意思，有個學生查了大半天，就是不知，跟老師說道：「字典上只有『time』，我知道意思，可是沒有『times』這個字。」老師忍著憤怒，輕聲細語地回道：「下次你看到字後面有『s』的字，查查沒有『S』的字看看。」

從國小高年級到大學，英語列為必修，教育部從沒有說明要如何引起學生興趣。當我們的生活中沒有必要非用英語不可時，如何說服大家習慣呢？英語能力差，用趕不上國際化，降低競爭力為警訊，是要說給誰聽呢？警告誰呢？要大學提昇英語能力門檻，只是另一種暴力威脅作用，能讓國高中生學習英語時，更有興趣嗎？我們的學生，中文能力都每況愈下，歷史、社會人文的教育水平不被重視，光是要提昇英語能力，要在國際上競爭什麼？跟人家談什麼？難道所有語言溝通的共通要義，不外是以人際間的思想與作為交流為要意嗎？沒有此動機，學習英語，只是一項學生的最苦的差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