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既有生物上的意義（出生年別），也蘊含著社會的想像（做為身分認同或區隔的工具）。台灣目前流行以「五年級」、「六年級」、「七年級」的說法來定義世代，這種以10年（decade）為單位的泛稱，比較是生物上的區別，社會想像十分模糊。不過，以「年級」或「班級」（譬如，七年一班表示民國71年出生）做為世代的定位法則，多少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集體返童」現象，大家說好了回到小學操場在溜滑梯上相遇，或是約定在畢業多年後的同學會上一起玩大風吹，同時喚回大頭愛阿珠的童年八卦。

矛盾的是，在社會學上，「世代」的產生，原應是某種形式的「成年禮」。當一個兒童還浸潤在成人的世界時，他個別生命的時間感與其父母是混同的。必須經歷一個斷裂的過程，兒童才能長大，擁有屬於自己的、清晰分明的時間概念，並因而領受到與前一世代的對應關係。「世代」意識通常是從反抗、對峙中產生。一個世代的來臨，若只是純粹從生物上的出生年別去看，其實是沒有內容的；新生世代要定義自己，首先必須與其他世代做出區隔。有趣的是，前一世代在面對年輕世代挑釁時，也會因而凝聚出一種新的世代意識，同樣透過抗拒的形式彰顯自我的意義與價值。譬如，台灣的老世代刻意對新世代冠予「草莓族」的名號，以自己的耐操、耐磨、耐壓，來對比出新生世代外觀亮麗而實質脆弱易爛的特質。

也因此，人類歷史上最鮮明、最有活力的世代，必然是叛逆的世代。譬如，在1789年前後，歐洲產生了一個力量龐巨的、創造歷史的世代，從文化啟蒙到社會革命，一個世代就決定了人類世界未來的走向。到20世紀，「六八世代」的集體反叛，使得全世界許多有關青少年的神話，必須以這個世代為依託。

在台灣，迄今最鮮明的世代，也無非是「美麗島世代」、「學運世代」，兩個世代透過叛逆而經營出許多附屬於他們的神話，也從而進取權力的位置。但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後，他們的世代神話，正為捍衛權力和鞏固領導，而不得不在齷齪陳腐的手法中，逐漸除魅並消解。

日前，高雄加工出口區生產揚聲器的日商豐達公司無預警裁員，引發爭議。由於加工出口區的勞工事務隸屬於其管理處的勞工行政科管轄，不僅讓勞資爭議處理產生一市兩制之詭異情形，更讓加工區裏的資本能進一步壓低勞動條件。但高市產總做為地區性上級工會，對加工區會員長期處在資本租界下成為次等勞工，不思抗衡之道，只能為管理處對勞工的跋扈與對資本的偏袒徒呼負負。

在資本租界下被拋棄的勞工，竟在產總理事長帶領下，集體下跪向日本交流協會陳情，希冀能軟化小日本，收回解雇之成命。地區級工會理事長帶頭下跪之行徑，讓那些動輒用統合主義來解讀，台灣工會被國家機器收編的蛋頭學者全部破功。端看真正統合主義國家的工會領袖與政府、資方平起平坐而架構起的三邊結構（tripartite），即知被看衰的台灣工會根本毋須統合，也不會咬人。

當加工區、港區、機場倉儲物流區，以及貼近機場、港口的工業區皆向政府申請劃歸為自由貿易港區，屆時市產總許多會員工會將被納入排除勞動法規適用的自由港區裡邊，只懂得跪求的工運領袖，若不圖謀相應之道，則工會基礎將不斷地被淘空，從來不會同情弱者的資本，將更形囂張放肆！

日前，高雄加工區日商豐達電機公司，在揚聲器的訂單逐步轉移中國之際解雇勞工，目前勞資還在協商中。但是，高市產總理事長卻逕自帶領被解雇之勞工，到日本交流協會下跪陳情，希冀用軟性與感性訴求，讓勞工能重回工作崗位。事實上，此解雇事件是兩岸經濟變遷的縮影，客觀的經濟趨勢，豈會因個人的感性訴求和下跪動作而有所轉圜？

豐達訂單轉移而致業務緊縮是事實，且公司並非惡意關廠，資方僅存資遣費按法給付的義務，雖說是無預警裁員，但資方連同預告期間工資都願意給付的情形下，產總理事長與員工企圖用下跪營造弱勢形像，博取輿論憐憫，實是不倫不類。畢竟，現代化的勞資關係是以勞動和資本的對價為基礎，並顧慮到勞動力逐年折舊與工作轉換間的勞力閒置狀態，而創設出資遣費制度，讓勞工不會一下子陷入經濟困境。

但是，這種現代化的勞資關係，早已與封建時代勞工（家丁）乃猶如老闆（員外）的財產般，老闆需負起勞工一切照顧的責任不同。堂堂工會理事長帶頭下跪的戲碼，實是封建意識作祟，彷如家丁血淚控訴員外狠心拋棄般荒謬。或許，這位工會理事長還停格在前現代的封建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