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我也走到這裡了。當您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完成我人生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服役。

如果詢問一個正在服役的男生，他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我相信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會有99.9?唹的役男會大聲回答：「給我退伍令，其餘免談！」或是「希望明天早上一起床之後，我就可以離開這個束縛自由的鬼地方！」可是好笑的是：男生們退役之後，一旦聚首，服役的生活又老是掛在嘴邊，彷彿那一段的生活是怎麼也說不膩的。

雖然當兵服役是全國男生的共同記憶，在這期間所經歷的一切，點滴在心頭；但如果反問這些男生：「既然當兵服役的生活是如此難忘，那麼再回去重溫舊夢一遍，如何？」我想您一定會得到一個答案：「別傻了，要去你自己去！」雖說回憶是溫暖的，但是要再走一遍的話，那鐵定沒有人願意！

以上的心境，如果要我來說的話，有對的部分，也有不對的部分。就「對」的觀點來說，我和其他役男一樣，自然也很希望退役那一天的到來，因為當手上拿著退役證明的時候，感覺真的很踏實。和其他役男不盡相同的地方在於：我對這所學校的孩子，特別是和我相處過的中輟孩子，有著難以言喻的情感。

也許因為役別是替代役的關係，再加上又是教育服務役，這將近兩年的時間都在學校之中度過，看到了學校之中各式各樣的鮮事，所以我選擇了另外一個答案。役期結束之後我並沒有隨即離開我所熟悉的這所位於中部小鎮的學校，繼續留在這個我所熟悉的環境之中，再努力一年。說我是在這裡工作也行，因為我退役了，領的是正式教職的薪水；說我是對這裡仍舊有所依戀也行，因為這裡還有許多孩子是如此的可愛，需要有人對他們多付出一點關懷與注意。臨退役時學校裡有個臨時代課的缺額，剛好又和我的所學專長相符合，校長詢問我的去留意向時，我稍加考慮之後，即決定繼續在這裡服務一年。

現在我在學校擔任代課教師，雖然頂頭上司換了，從輔導主任換成教務主任，但是我對於輔導處的業務仍然是相當關心，例如個別認輔、團體輔導等等。如果我親自參與輔導，自然會把之前在輔導中輟個案的經驗繼續延續下來，同時不斷思考個案之間的差異，以及該如何設計、規劃出最適合該個案的輔導方式。如果不是親自參與，我也很願意和參加該輔導活動的老師做經驗分享與傳承。

以我的觀察來看，學校裡面其實有不少老師對於輔導學生都懷著相當高的興趣，是否親自參與的關鍵，就在於輔導處是否積極的去尋找他們、探詢他們的意見。這些老師之所以對於個別認輔以及團體輔導相當有興趣，我想應該是縣政府所主辦的個別認輔研習、團體輔導研習的成果吧！如果真的可以把這些老師對於輔導的興趣激發出來，改變他們之前的成見──「輔導無用論」、「輔導、輔導、越輔越倒」──進而願意親自參與輔導，為這些正走在人生十字路口，面臨許多抉擇而疑惑的孩子，提供正確的方向及方法，我想是孩子們的福氣。這些疑惑的孩子在人生的關鍵階段獲得了最直接可靠的援助，不但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助益，對於整個國家社會來說，當然更是福氣。因為我們眼前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

當前社會的特色是多元發展，不但方向多元，連價值觀都很多元，彷彿是只要能夠展現個體的特色，就可以被認可。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這樣多元的價值觀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個人的自由無限膨脹，毫無拘束，即使是一個言行強烈違反法律、道德的人，只要他（她）能夠說出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同時可以吸引媒體的注意的話，即便他（她）最後必須因為自己錯誤的行為而被處罰，但在媒體之前，他（她）還會被塑造成一個「悲劇英雄」。社會上因為價值觀多元發展的情況之下，連最最基本的是非觀念都變得模糊不清了。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情況啊！

更麻煩的是，我們眼前的青少年孩子正處於一個人價值觀逐漸成形的年紀，這樣的是非混淆，甚至是積非成是，最後，讓這些孩子選擇了錯誤的訊息，形成了錯誤的價值觀，同時當他表現出因為錯誤價值觀而形成的行為，學校老師居然無法加以回應，有些老師更因此惱羞成怒而體罰學生，反此一連串的種種，對於這些孩子來說，實在是一場災難！

只要能夠站在講台上、被稱得上是老師的人，我想過半都應該有著比較正確的價值觀，那為什麼當老師們面對孩子錯誤價值觀的挑戰，卻無法加以回應呢？我想關鍵應該在於「方法不足」。換句話說，有許多的老師不知道該怎麼樣表達自己的價值觀。也許很多老師已經在日常生活、教學中，藉著他（她）的一舉一動表現出來了，這也許是個不錯的方法，因為「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但是，還有更好的表達方式，那就是透過輔導的力量，平常孩子可能無法看到老師那「充滿正確價值觀的行動」，但是在孩子需要協助的時候，這些行動一定可以找出適當的方法，以話語呈現出來讓孩子知道。

這些正是各縣市政府積極舉辦各項輔導研習的考量，希望藉著研習讓老師們可以學習到輔導的技巧。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措施，同時我「強烈希望」這樣的措施可以繼續努力做下去。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強烈希望」？因為這樣的研習在一些制訂教育政策的官員腦子裡似乎並不存在。

也許是因為經費的短缺，因此這幾年來學校的人事也一直在精簡著。人事精簡了，必須要做的事情並沒有精簡，因此為了減低每個人的行政負擔，同時實行「小而美」的行政組織，追求更有效率的行政效率，在今年的5月下旬立法院教育與文化委員會居然一讀通過了「國民教育法第十條修正案」，其中除了將國民中學與小學原有設置各處室之組織條文刪除之外，同時也把學校應設置輔導室或輔導教師的條文完全刪除。

這實在是讓我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各縣市政府在寒暑假如此積極的舉辦各項輔導研習的同時，卻要把輔導處室從國中小裡面拔除呢？是因為每一位老師都去參加輔導研習了，所以輔導處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嗎？最基層的老師們正熱心投入輔導工作的同時，最頂層的政府卻往
也許越北邊的學校可以獲得越多的資源，輔導工作的推動因為資源充足的而比較順暢，可是有人看到偏遠地區孩子的需要了嗎？偏遠地區隔代教養、外籍配偶的孩子比例較城市為高，他們需要更多的援助，除了錢之外，更需要「心」的投入！正如小剛在《哈薩雅琪》歌詞中所提到的：「恐怕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故事都有美麗的結局，常常是如此的不盡人意，我摘下一朵野菊送給你，把長久的盼望全留給自已！」輔導工作很缺人，帶著您的心來吧！長夜雖漫長，長路雖迢迢，但是有心的伙伴加入，一切都值得！（全文完）

在11月2日，到大陸安排音樂表演近兩個月的葉老師終於回台，晚上我們約好在漢國策府見面。我先到，邊看第四台邊與漢國兄先行聊天等其他人。不久，許久不見的葉老師終於出現，看起來斯文依舊。但最想不到的，他竟然帶著一個外國人一起出現，介紹之下，原來就是被葉老師安排到大陸演奏的鋼琴家卡可夫斯基。

葉老師將卡可夫斯基介紹給我們後，跟我們哈拉了一陣，但轉眼間一溜煙就不見了。幾天後我才知道，原來他跟周鳳五教授約著到和平東路看一棟房子。最近他們在動腦筋，想找一個可以又開書店，又可以喝咖啡及表演音樂的地方，想為台北開創另一個充滿藝文氣息的人性空間。

那個晚上，我與卡可夫斯基被他們放鴿子留在漢國策府，但我們卻聊得很愉快。卡可夫斯基要我叫他麥可，他是俄裔法國人，從小就喜歡音樂，5歲時就愛彈鋼琴，但因為不是科班出身，縱然自覺技巧不差，卻一直不見容於法國的音樂界，因此無法得到表演機會。他曾轉行為博物館整理過樂譜，在失意絕望之際，碰到從台灣到法國留學的葉老師，兩人最後在法國變成好朋友。葉老師知道他的遭遇後，回國時將他帶回台灣，每年為他在台海兩岸安排檔期，讓卡可夫斯基一圓小時夢寐以求的演奏生涯。也因為如此，卡可夫斯基目前留在台灣的時間比在法國的日子還長，台灣已儼然是他的第二故鄉。

當天晚上，我與卡可夫斯基談得最深刻的地方，是卡可夫斯基對台灣教育制度已觀察入微。他提到，在台灣這麼久，他教了不少學鋼琴的小孩，他稱讚台灣的小孩很有天份，而且肌肉柔軟，很適合彈鋼琴。但他覺得最可惜的是，到了15、6歲，正是最需要精進技巧，講求突破的階段，這些學生的學琴日子都不得不中斷，原因全都是為了聯考。他深覺遺憾，也覺得台灣的聯考制度斷送了不少有潛力的年輕人。除了少數家境不錯的小孩，由家人帶到國外學習外，其他的都算是白學了。

卡可夫斯基對國樂也有所批評，他指出，國樂似乎都是一個人的獨奏會，不像西樂可以達到多種樂器的和諧性。他說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這種差別，因此一直無法走進西方的音樂世界裡。他隨手舉出古箏、笛子等為例，其實都是個人為主的表演樂器，但西方的樂團，則是讓不同的樂器，同時達到和諧一致的狀態。聽他分析時，我深覺心有戚戚焉。

聊天中，我告訴他我尚未去過大陸，他一副感覺不可思議的樣子。不過，他倒是慷慨地提出，下一次他要到大陸演奏時，歡迎我與他們同行，好好走遍大陸的大江南北。

根據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報導，中國共產黨今年已經吸引了70萬名的大學生加入，創下新的紀錄。這意味著中國現在有8％的大學生成為共產黨的一份子，這可說是1990年以來，相當戲劇化的成長，當年參加中國唯一政黨共產黨的大學生，大約只有1％而已。

學生們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必須經歷一個淘汰率相當高、為期兩年的過程，其中包括提名、寫論文、面談，以及不對外公開的集會。新華社日前的報導指出，在某些學校，有超過90％的大學生申請加入共產黨。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美國研究的副教授藤繼萌表示：「對一個學生的發展而言，加入共產黨是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對於有志在政府工作的人來說，這特別有幫助。」

一位不願具名，本身也是共產黨員的北京大學四年級學生表示，黨員人數的增加，並不代表共產黨在中國開始贏得關注。他說：「事實上，大部分加入共產黨的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這比較像是一種傑出的符號，一種區分優秀學生的方式。」

該名學生補充說，大一會被迫加入共產黨，是他簡單的頭腦對共產主義就這麼接受了。（資料來源：高等教育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