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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世煜 (L47228@ms1.hinet.net)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凌晨兩點，日本裕仁天皇站在一處地下播音室，對著麥克風，開始錄下終戰詔書，正午十二時，「玉音放送」將他的錄音稿向太平洋戰區和全世界播出。
「反高學費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校園巡迴座談會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新世代青年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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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的暑假，教改議題與反高學費運動鬧得沸沸揚揚，好一陣子甚至佔據了各大報的重要版面，大家是否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誠懇邀請有興趣的同學共襄盛舉，和我們一起搭乘反高學費運動的歷史時光機，回顧反高學費的歷史發展與演變，並探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分析，了解高學費問題的真相，釐清解決高學費問題的對策。
政大勞工研究所「看見社會底層的脈動 - 2003 年勞動文化週」
時間：11/14 (五), 12:00~14:00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03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發展講座」
時間：11/20 (四), 19:00~21:30
地點：綜合大樓 I 103 教室
（全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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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統計，終戰那一天，除去已確定陣亡的三萬多人，二戰期間先後入伍，穿著皇軍制服的台灣籍日本兵，還有十七萬多人。他們在霎那間，變成戰勝國的國民，然而「霎那」和「戰勝」，恐怕要經過一番劇烈的意識轉換。而那一刻他身在何處，也決定性的影響每個人的命運。
他們當中有些在日本內地，像數千名少年工和學徒兵。他們很快就在街上遇到剛登陸的麥克阿瑟部隊，體會到戰勝者的威風；或許，他們的意識轉換不會太掙扎。僅只一念之間，他們就在低頭俯首的日本人面前耀武揚威起來。當時留在日本內地的戰勝國國民應該不會太多，某些台灣少年的「風神」，都還有人記得。
在南洋戰區，存活的台灣兵，尚有將近十萬人。日軍在新幾內亞和呂宋群島等地，被麥克阿瑟擊潰，在印緬邊界被英軍追趕，沿著伊洛瓦底江敗逃。四散的小股兵力，在熱帶雨林裡逃竄，飢寒傷病，淪落到人吃人的境地。有人玉碎，切腹自殺，有人不降，獨力存活下來，像阿美族的李光輝。大部份人或者被俘，或者就地投降，由盟軍接管。
盟軍在末期的心戰攻勢，將台灣人和日本人區分開來。他們在南洋戰區空投一份給台灣兵的傳單：
台灣諸君
各位都可以在戰後活著歸國
留在那裡，死路一條
只要向我軍投降，會受到親切的招待，請不要擔心
我們會供應食物，我軍軍醫也會照顧傷病者，直到痊癒為止
因此，戰爭結束後，你們還可以回家工作
朝鮮人也是一樣
請舉起雙手走過來，這是各位保命唯一的方法
可能的話，邊走邊揮動這張傳單
戰後，南洋戰區的台灣兵，在盟軍看管之下，繳械復員，和日本兵分開，很快遣送回台。當時駐防在香料群島拉包爾島的蘇喜先生，回憶他扺達基隆港的經過。四千名台灣兵在艦上按所屬的部隊番號，自行編組，並選任部隊長；靠岸後魚貫下船，排成四列縱隊，碼頭上一個中國兵也看不見。他們發現火車站只有六節車箱，經過討論決議，住中南部的人乘火車離去，住北部的人自行整隊，各自返鄉。蘇先生一行數人，徒步走回台北樹林的老家。
戰時台灣兵派到中國戰區的較少，海南島是個例外。那裡是銜接中國和南洋戰區的樞紐，日本人刻意加以經略。台灣總督府對海南島特別感興趣，大量派遣軍屬和商社前往，約有三萬名人台灣在那裡。他們多半擔任通譯，或是警務助理「巡查補」，末期又被就地徵召，加入海軍陸戰隊。
海南島情勢特殊，國民黨和共產黨遊擊隊控制山區村落，和當地土匪分分合合，互相傾軋，並不時和日軍衝突。台灣通譯的角色，必須在佔領軍和土著之間折衝，性質本身就很受爭議；而陸戰隊員，經常奉命「討伐」遊擊隊，或因駐守海防班哨，不時和當地左右勢力發生武裝衝突。終戰之後，台灣兵的處境更為困難。
台灣兵和日本兵同樣被解除武裝，日本兵迅速遣送回國，台灣兵卻被國民黨留下來。國民黨表示，台灣兵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無須日軍或盟軍代勞，於是將一無所有的台灣兵集中看管。戰後情勢混亂，共產黨勢力興起，國民黨自顧不暇，被看管的台灣兵缺乏定期補給，遣送回台的承諾，又遙遙無期，逐漸陷入四面受敵，自生自滅的絕望困境。
敵意非常明顯，台灣兵不像「同胞」，卻曾是敵人，他們無份於戰勝國的榮耀，卻飽嘗敗亡的侵略者必需吞下的苦果。落單的前通譯，被村民狠狠打殺，戰時通行的鈔票，一文不值。台灣兵變賣有限的家當衣物，換不到足以活命的糧食，加上環境惡劣，赤痢橫行，他們在戰勝的祖國，成了最邊緣、受排斥，掙扎在生死關頭的難民和異類。
他們自己和台灣的親人都焦急如焚，有人在台灣募款，雇船前往接應；有人自行設法，駕舢板漂流海上。曾屬日本海軍舞鶴第一特別陸戰隊的郭金城，乘坐救濟總署的輪船回到高雄，被集中在壽山營區，不准自行離去。他的兄長來看他時，他已經因為嚴重的赤痢奄奄一息。他虛弱得不能動彈，卻不肯就這樣倒下，兄長幫他翻過圍牆，扶著他一步一步下山。到火車站，上車，車上的乘客擠出一個位置讓他躺下，大家說，伊是南洋轉回來，咱的人。
郭先生八十歲了，說起當時他初逢睽違多年的故鄉親情，語氣禁不住哽咽。他伸出右手臂，把左手姆指和食指圈起來，說他剛從海南島回來的時候，圈著的手指可以從手腕往上，一直穿過手肘關節。就瘦到那樣的地步，他說。
留在本島的台灣兵，有五萬多人。戰爭末期，日本的海上交通線，遭到嚴密封鎖，無法將他們調往前線，他們和被徵調的學徒兵，佈防在島內各地的要塞，一但盟軍登陸，正好充作砲灰。但麥克阿瑟的跳島作戰，略過台灣直取琉球。僥倖存活的台灣兵，不必冒死在海岸線迎戰盟軍。他們只在稍後不久，興高采烈揮著新製的青天白日小旗子，在基隆碼頭迎接國民黨前來接收的第七十軍，以及從高雄登陸的第六十二軍和獨立九十五師。
一代台灣耆老，談起碼頭上那一幕，至今無不唏噓。穿草鞋、打雨傘，扁擔扛著鍋鼎舖蓋的「國軍」。老先生和老太太一直在我們作晚輩的耳邊說著，但我們總是難以相信，那是多麼荒謬的鏡頭。課本從來不曾這樣寫，前半生看過的軍教片也沒有那麼不堪的情節。但是在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資料庫裡，有人翻出了當時的影像記錄。
編號 226 的坦克運輸艦，載著第七十軍的官兵，緩緩駛過基隆港東岸。鏡頭切到岸上，揮舞小旗的人們，擠在碼頭臨水的邊緣，港內的拖船上也滿載著歡迎的群眾。登陸艦靠岸了，一位身量瘦長的美國軍官舉手敬禮，率先走下舷梯；鏡頭空了幾秒，出現第一位著國民黨軍服的男子，或許就是那位軍長。前幾個軍官魚貫下梯，隨後就出現了，令我們的長輩多年來惡夢不斷，他們平生所見的，第一個肩挑扁擔，兩頭扛著舖蓋的阿兵哥。
終戰，並不是惡夢的結束，台灣人不曾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戰爭期間，物資被大量徵集，戰後則百廢待舉；新的遷佔者說著沒人聽懂的語言，伸手就要索取，連剛開到的部隊也不例外。他們在整編後減縮為第七十師和六十二師，卻仍然不能足額，有大量的空缺待補。於是開始在台灣募兵。
他們向失業的台灣青年喊話。當兵可以學「國語」，可以領高薪，服役四年期間，都駐防在家鄉附近，退伍之後，還可以介紹工作。他們也到處徵集前日本海軍工員和志願兵，因為戰後接收的日本軍艦，沒有人懂得操作和維修。根據殘缺不全的記錄，當時約有一萬五千名台灣青年，穿上國民黨軍服入伍了。
過了將近一年，部隊分批向高雄港集結，台灣兵被解除武裝嚴加看管。部隊到達碼頭，紛紛由中國官兵押上船。焦急的人跳船了，船上岸上機槍一陣掃射，很少人倖免。這一萬五千名台籍國民黨兵，先後被運往中國參加「剿匪」的內戰。「一上岸就反過來了，官長教我們台灣兵看守大陸兵，怕他們開小差逃掉。」一位留得性命的老先生回憶著。
那是一九四六年底的事。三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手上，防務是空的，接收的部隊，才都被調走。他急電南京，調得第二十一師前來鎮壓。二十一師也在基隆登陸，那裡沒有揮舞小旗的歡迎人潮，人潮在機關槍聲響起之後，開始四散奔逃。
「清鄉」和「綏靖」這些字眼，迷漫著兩萬條枉死人命的血腥氣味。二十一師配合特務人員，聯手展開暴力鎮壓，一方面獵殺社會菁英和有土有財的士紳，一方面對無辜群眾進行無差別屠殺。二十一師踩過鮮血，由北往南一路碾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率軍由壽山衝進市區。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台灣人挨過一個沒有血色，只聞血腥的春天。
隨部隊投入中國內戰前線的台灣兵，雖散處各地，仍然從家書當中，得知二二八事件和二十一師清鄉屠殺的消息。他們因為在日治時期受過基礎教育，大都編入砲兵部隊，同鄉聚集聲氣相通，每個人都穿著和二十一師同樣的軍服。在砲陣地，在指揮所，在前進觀測站，台灣兵或許私下議論紛紛；在站衛兵的暗夜，他們或許緊緊握著雙拳。
剿匪的戰役，一敗再敗，解放的聲浪，一天高過一天。煙硝散去，殘餘的部隊清理破敗的陣地，一位台灣老兵在相隔五十年之後回憶說，遍地的屍體都被插上刺眼的標語，寫著「生在南方，死在北方，為了老蔣，死也冤枉」。他們奉命把標語拔掉，免得驚弓之鳥更加觸目驚心。
然而為期也不久了，勝負的逆轉加速推進。一九四九年元月，前後相隔才五天，六十二軍和七十軍先後在淮海會戰和遼瀋會戰兵敗覆滅。一些被俘的台灣兵，換上紅軍的制服，被編入第三十一軍。潰敗中的國民黨軍一退千里，紅軍渡長江，陷南京，圍攻上海。紅軍第三十一軍站在第一線，正面的浦東陣地，駐守的正是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
一點都沒有錯。命運將紅軍第三十一軍裡的台灣砲兵，引導到屠殺故鄉父老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的對面。歷史重演了聖經裡的故事，宛如神意的，將敵人帶到跟前。也是在五十年後，台灣老兵戴國汀回憶說，三十一軍的步兵衝鋒九次，都不能攻克；他們於是扛著砲衝上第一線，終於殺進二十一師的陣地，二十一師放下武器，跪下投降。「…我們拿著機槍還是把他們掃掉。沒辦法，太氣了，台灣兵都是為了二二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意氣飛楊的毛澤東站在北京天安門的城頭，對著廣場上翻動的紅旗人海，做了歷史性的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兩個月之後，十二月七日，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又隔兩個月，一九五Ｏ年二二八那天，蔣介石在台灣復職總統。留在中國來不及逃離的台灣兵，繼續穿著人民解放軍的制服。
他們這一身軍服，有些在那年年底，因為被派往韓國「抗美援朝」，很快就成了染血的裹屍布；那些命更硬的，一直撐下來。他們在新中國各個角落裡活下來，偶而在無眠的靜夜，在乍醒的夢中，驚覺自己無意識的說著沒人能懂的家鄉話。福佬、客家，或各自的高砂母語。他們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鬥爭，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國民黨特務、黑五類、三改份子；被下放、勞改、刑求。台灣兵在中國受苦，在那個好像是祖國，其實是異鄉之地受苦。
一萬五千名送往中國的台灣兵，歷經內戰與韓戰，加上半世紀的苦勞與折磨，折損了一萬二千名以上。一九八八年，他們昔日的同袍，一位前日本海軍志願兵，前國民黨海軍技術員兵，前國民黨政治犯，前流亡海外的黑名單人士許昭榮，帶著一條「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的白布橫幅，由華北迆邐南下，尋訪失聯的鄉親。北京的台灣同鄉會，提供一份約有一千八百人的名冊，許昭榮沿途尋訪，找到三百多位台灣老兵。他們離家五十年，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終於一位一位回到故土，而一頁一頁的故事，也開始被訴說…
軍醫陳增昌的故事，從他佝僂的身子發出微弱的聲音，夾雜著福佬話、北京話，又帶著難解的海南腔緩緩流淌而出。他淡淡的笑說，自己生在客家莊，早歲移居花蓮，無論客家話，福佬話，日語或阿美族語，都朗朗上口。但是歷經五十年的海南歲月，如今謹記不忘的，只剩客家母語了。
他靠著函授教學修習防疫衛生學，應徵加入日軍派往海南島，帶著做「看護婦」妻子張壬妹，在海南島從事衛生和醫療工作，官拜上尉，是海南島當地台籍軍屬當中，薪水最高者，終戰後被國民黨派駐海南的第四十六軍留用。一九四九年撤退時，他護送病患上船，船上早已擁擠不堪，一名上校軍官出手將他推下，陳增昌落海之後，被救上岸，和同樣無法登船的妻子，都被留下來。當天，共產黨就到了。
他換穿解放軍的制服，還是軍醫，留在海南五十年。他仍舊佝僂著，坐在藤椅上，半個身子微微前傾，左手無意識的遮住右手。聲音仍舊微弱，說著文革時的遭遇。他被綁著雙手吊起來，終於又被放下來，但是從那時起，他的右手一直只能緊緊的握著，再也張不開了。
他一心要回台灣，帶著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孫子，陸陸續續回到台灣。他說他覺得不解，為什麼台灣有人喜歡國民黨，他回來以後，從來不曾投票給國民黨。陳增昌，八十多歲的年紀，帶著學歷不被承認的醫生兒子，和升學能力比同學困難的孫兒，在內壢鎮上的角落，艱難的活著。他因長期臥病而顯得蒼白的臉上，流露出罕見卓絕的神色。「我們一定要回台灣。」
一代的台灣青年，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台灣總督府強徵第一批軍夫「白舉隊」，在中日戰爭才開打的兩個月後，派往松滬之戰最前線，冒死運補彈藥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止；短短十六年間，台灣兵穿遍日本皇軍、國民黨軍，和人民解放軍的制服。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看到滯留中國的老兵回到台灣，領取微薄的榮民津貼。看到前台籍日本兵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示威抗議，要求索還當年積欠至今的戰爭債。我們傾聽他們訴說，陪他們落淚，凝視他們時而激越時而落寞的表情，我們彷彿探入了，那「台灣人的悲哀」最深沈難解的黝暗之處。
他們第一次「出征」時，身上繫著「千人針」的布巾。那是他們的阿嬤阿母姊妹，站在里弄巷口，央求一千人每人縫一針，來為戰士祈福的布巾，上面繡著「祈武運長久」幾個字；又縫著五錢和十錢的兩個銅板，象徵超越死線（音同四錢）和苦戰（音同九錢）的意思。然而皇軍敗了。
那些前日本兵的老先生，前往交流協會抗議，把辦公室砸個稀爛。他們組團到日本，到靖國神社參拜陣亡的鄰里兄弟好友。老先生們輕輕擊掌兩次，深深鞠躬，落下滿面老淚。他們拜訪參眾議員，在東京街頭遊行演講。他們嘶聲吶喊著，同樣是皇軍，同樣是拼命，難道台灣兵的命比較輕賤嗎。五十年來，竟然連一聲「御苦勞樣」（您辛苦了）的安慰之辭，都聽不到。
日本政府實在是礙難出口。台灣兵如今已不是「敝國」國民，而「貴國」，貴中華民國一直拒絕按照「日華和約」第三條，針對戰爭遺緒，坐下來「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作為戰勝國和被仰望的祖國，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有其難以啟齒的下情。戰後接收的日產，早已落入黨庫、國庫和各方神聖之手，這筆驚人的糊塗帳，怎麼經得起追討，又怎麼清償得了呢。何況這些台灣兵，曾經穿著皇軍制服，唱著「將日之丸插在蔣介石本陣」的軍歌，和中華民國為敵。
至於落在紅軍手中的台灣兵，五十年間音訊斷絕，中華民國早已視他們為投共的逆匪。七十軍和六十二軍軍長，也確實在解放軍的戰史上，各自寫下了兩軍覆滅的文字記錄。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指控台灣兵是「國特」，把陳增昌的右手吊到無法張開的國度，如果人還住在那裡，誰又敢對他多說什麼。
台灣老兵從中國回來，面對的是人事全非。早年多半貧苦，尤其是高砂族，如今老病纏身，故鄉的人情淡薄，更甚者形同陌路。好不容易爭到榮民的身份，領一份不足以糊口的津貼，有些人還得拖著老命，耕一塊廢園，打一份粗工，在他出生長大的故土，四周說著同樣母語的國度，過著貧病交加，無人聞問的，異鄉人的日子。大多數老兵，寧可把錢帶回中國，那裡有他的妻子和生養的兒孫，可以在那裡打發人生最後的歲月。
哪裡才是台灣老兵的母國。他做過皇軍，但已不是日本人；或者他是中華民國國民，但是他曾經是中華民國的敵人，中華民國不會願意表彰他在戰時的忠誠英勇，也不打算代表他向賴帳的日本討回公道；或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那個國仍然敵視他出生的故鄉。他回故鄉，很難找到容身之地；他若留在中國，萬一，只是萬一，祖國和母國打起來，他，要站在哪裡。
於是我們碰觸到「台灣人的悲哀」最深邃刻骨的底層，一個歷經許多互相為敵的「主國」，活過曲折離奇，為人拼死賣命的一生，卻在各國的「國史」中被蒸發，彷彿不曾存在過的人間幽靈。他們在接近生命終點的時刻，才漸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用母語，或者福佬話，或者客家話和高砂各族的語言，夾雜日語和從不捲舌的北京話，或海南話，說著故事。他們偶而露出空茫的表情，也沒有發出聲音，但在那個霎那，我們卻如遭電擊，耳際轟然雷鳴，那是沒有自己作主之國的，悲哀的台灣人，發出渴求建國的吶喊。
他們的故事，驅迫我們面對自己的本相。他們的故事，正在高雄駁二碼頭藝術特區展出。從那個碼頭，上一代的台灣青年，上船踏上征途，有些人的骨灰盒，也從那裡送回台灣。這一代的台灣人，手裡握著決定建國命運的台灣青年，請你撥空前往，一場名為「戰火浮生
─ 台灣人去打仗」的穿越時空之旅，在那裡備下重生的洗禮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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