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說起來，我們學英文的歷史並不算太長，就第一個培育英文人才的機構（京師同文館）開始創立時算起（西元1862年），也不過140多年的時間，比起鄉間一個四合院老厝或路邊一棵老榕樹可能都還要為稚齡。

然而這「短短的」一個半世紀，我們卻像是乘坐雲霄飛車一樣，前面3/4的時間還慢慢啟動、緩緩加速，甚至偶有停頓，可是後面這1/4時間裡（如果以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延伸成9年算起），我們開始相對而言進入了加速階段。到了全球化風潮席捲台灣的最近一、二十年，這飛車更是馬力全開、全速前進，高高低低、旋轉翻騰間難免令人頭暈眼花、反胃嘔吐，可是刺激過癮卻又讓人欲罷不能。

許多當代台灣人對英語的愛恨交加，以及學習／應用時的緊張不安，並不是沒來由地突然冒出來的。追溯起來，它是有根源，其發展也是有脈絡可循的。我們的祖先開始學英語，並不是為了要快快樂樂去麥當勞點快樂全家餐，也不是為了要交筆友、遊學等擴展自己的視野。除了因為私人貿易上的需要而有零星學習外，一個更重要的關鍵其實是為了生存。其實這或許用常識想也可以知道，還有什麼比危及生命之延續，更能讓人腎上腺素發達起來的？

現在看起來，「英語＝生存／競爭工具」這種觀念，其實與19世紀中期並沒啥太大不同，事實上，這也正是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學英文一個重要的基調。而一個過去的惡靈要能夠死而不僵，必定要有一套針對它運作的制度，才有可能使其不朽。

這套防腐的機制，在任何現代國家裡都指涉「政府＋媒體＋學校制度＋學術界……」（隨著各文化的特殊性還可以加上不同的部門。在我們的社會裡或許還可以加上「家長＋補習班」等較屬於私領域的面向）。「要提升競爭力就要學好英語」這個基調、這個主題、這個主旋律，在不過上下5代的時間裡，在「政府＋媒體＋學校制度＋學術界＋家長＋補習班……」等各種社會上環環相扣的單位裡不斷地在循環，也就不斷地被重複和複製、不斷得到加強，直到今天取得一個等同於金科玉律、被奉為圭臬的地位。

那麼，把「英語＝生存／競爭工具」這種觀念奉為圭臬，究竟對不對呢？或說有沒有道理？我個人的想法是：這句話「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在「國際化」早就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下，把一個國際共通語言學好並沒有不對。不管在何種場合下，能與說英語人士進行某種程度的互動，得到的絕對會是國際友人的尊重，而不會是嫌棄。

然而，一句話「基本上」是對的，不代表它是足夠的，把它放在一個比較大的脈絡下來考察，就很容易發現它的不足。因此就這個層面來講，這句話就不盡然有道理了（我想，一個教育工作者，必須要時時鍛鍊自己去挑戰常識，學習「先昇後降」，也就是把很多想當然耳的「膝蓋級常識」拉高層次變成「大腦級思維」，再沈澱到胸膛附近成為「心靈級感動」。期許自己有更大、更廣、更高、更深的視野和胸襟，才能在平凡中發掘出更多意義）。「英語＝生存／競爭工具」這句話，就變成既對也錯的命題。

是的，我們有必要，也有責任把一個國際共通語言學好，但不代表我們有這個「義務」。這聽起來很矛盾，實際上不然，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一個很細微的差別存在：負起責任是說，我們基於一種自主性與能動性，對追求互相理解主動做出的一種自我要求，它是成熟的人才有的一種能力；而義務是指，由外人從上面強加而來的一種道德禁令，違反了這種禁令的會得到處罰（不一定是實質上的，而可以有任何形式）。這個從外而來的立法者會變成一種「權威」，它只享權利而不盡義務，因為義務已經被加諸在這些接受命令的人頭上。而這些接受命令的人被剝奪久了，自己內在的權威會萎縮、會消失，最後反過來認同那些外在權威。許多學強權語言的人，最後自己也會不知不覺間變成一種霸權，就是因為在義務與責任間那一條細微的界線實在很難掌握合宜。

目前教育人類學界一個很熱門的議題是「inequity（編按：不公、不公的事）」。這個研究取向的一個基本研究目的，是去發掘：少數／弱勢族群是如何在不利的生存環境下掙扎著存活下來的？這樣的提問背後，當然是肯定少數／弱勢族群不是只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待宰軟腳蝦，好吃懶做罪有應得；他們是有主體性、有能動性的一群（只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這些寶貴的性質很容易被隱藏起來），他們（跟我們一樣）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不是物體。因此，這個研究取向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去污名化、去妖魔化，還給他們一個本來的面貌，也就是還給他們尊嚴。

這條途徑對研究者而言，最寶貴的就是他會學到反省、學會尊重、學著同情，最後嘗試付諸行動，而且為此獻身，在他往後的人生路上，對任何不公都有勇氣去質疑、去抵抗，最後讓現況朝向正面去改變。

而這樣的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在研究過程中或在研究報告裡，複製既有的刻板印象，它要能找尋更複雜的多樣性（varieties），探索更多的可能性（probabilities），它要能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多麼豐富、為了要存在我們是多麼有創意；而不是要去找到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generalities）與準則（laws），規訓我們：為了要存在，我們（每個人）一定要怎麼怎麼做，否則就會怎麼怎麼樣，否則便犯了「概化式暴力」的謬誤，只教會研究者既傲慢又自卑，但是前者的研究方式卻教研究者學會謙遜卻不自卑、自信卻不自大。這是多麼難得的一個境界！

回顧了我們學英語的過往，對於自己的英語焦慮症，我忽然開始明白了幾件事，第一件事是認清一個事情的「真相」，即：英語的強勢，很大一部份是夾雜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捨去這些政治文化脈絡不談，而僅從它是一個國際共通語言的技術層面來強調它的重要性，只能不斷製造競爭、製造壓迫而已。而捨去這個宏觀結構性因素不談，只歸咎到個人人格特質的因素，更是標準的「齒輪卡合式暴力」謬誤，值得警覺。

第二件事，是認清一個更「悲慘」的事實：我的英語恐慌有部份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質所致，有部份是過去百多年來祖先生存危機的基因遺留，在全球化一時還看不見盡頭的現實下、在各種機制不斷複製這種恐慌的強力暗示下（最近的例子：我們的平均托福成績是全亞洲倒數第六的新聞報導）、在我個人未來職業選擇必然要大量倚賴英文的高度可能下，這種壓力恐怕還是會在我有生之年繼續存在下去。

因此，學習與這種壓力共處，變成是我生命中一項很重要的課題。這時我想起一句箴言：「改變妳所能改變的，接受妳所不能改變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適用。我告訴自己，我是一個台灣人，在台灣接受了20多年的教育，中文是我原生家庭的第一母語，台語是我婚後的第二母語，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我有生之年，無論如何，我是不可能講得像我兒子一樣一口字正腔圓的標準美語了。因此，我不再要求自己一定要有漂亮的發音，但是我會要求自己要發得清楚正確，這是我解放自己的第一步：做得到的，盡量去做；做不到的，饒了自己。

什麼是我做不到的？什麼又是我做得到的呢？對我來講，除了純正的腔調是我唯一的不可能的任務，可以直接從名單上刪掉之外，剩下的幾乎都是可以透過後天努力得來的，比如：看到不懂的單字盡量馬上去查；多看電視（特別是主題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情境單元劇）以多了解一些俚語和片語；常常大聲朗讀文章以增加熟悉度與親切感等，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增進專業英文方面，我會在看期刊、書籍、研究報告時，把我覺得重要的用法抄下來，下次寫報告時，就找機會把它用上去，讓自己的英文寫作一次比一次接近老美所習慣的用法。學語言要有一種「氣魄」：要學，就要把它學好。這是要下工夫的，最忌半吊子。至於要如何把它學好？這一方面立報前一陣子已經刊載過多位名家的經驗談，有興趣一看的讀者可以自行參考。

此外，我也會特別提醒自己不要發生一些亞洲學生常犯的錯誤，比如為了要顯示說話很流利，就故意講得很快，卻常常讓老美聽得一頭霧水（切記，對老美來講，我們的發音比印度人還要難懂），因此與其講得囫圇吞棗、含混不清，不如慢而清晰。

另外一個我們常忽略的地方是，碰到s、t、d、p、k……等子音結尾的單字，許多人都謹記以前國中老師的教誨：不要把那些字尾發得太大聲（以免像日式英語），卻常常矯枉過正，乾脆不發出來。其實這正是很多時候老美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的關鍵所在。相信嗎？老美的耳朵是很尖的，妳少發一個無聲子音，他們都聽得出來。

想想看：「Trick or treat!」如果發音變成「Trick or tree!」，這意思會差多遠！而這正是前不久萬聖節我們一票台灣學生帶孩子去要糖果時，我親耳聽到的「東亞式」發音。當時一片「Trick or tree!」此起彼落，最後一個同行的美國太太終於忍不住，在我們一個同伴剛教導他女兒這句口號後，馬上示範給她女兒聽：「Hannah, say Trick or trea"T"!」暗示我們，就算不要把字尾的t發的太重，也還是要給它發出來。

是啊！該發出聲的，就不能被遺忘。存在，真的需要多練習。

（待續）

記得系所新生訓練的時候，教授告訴我們，劍橋大學不喜歡太直接（straightforward），因此博士班學生第一年叫做「not at first registered」，其實就是美國的「Ph.D. student」，但他們就是不愛太直接。今天我到學校圖書館去借書，體會了「不愛太直接」的結果，只會造成許多人的不便，更讓人覺得有點亂。

原本以為只要拿著學生證到圖書館就可以借書，結果發現阻力還真不小，我還要先拿著劍橋大學之前寄到台灣的准許入學確認函（confirmation letter），到圖書館的另一個辦公室登記許可，才能開始借書。我感到非常不解，當然要先得到入學許可、註冊完成，才可能有學生證，但現在要我做重覆的事情。為了借這兩本書，我來回奔波了快3個小時，還好沿途風景還不錯，不然可真要生氣了！

劍橋大學總圖書館收錄了所有在英國出版的刊物，有些是非常珍貴的書，可能全英國就只有那一本，因此他們在總圖設有專門機構，負責監督影印室的影印，任何影印都要經過他們許可才能開始進行，在台灣沒遇過這樣的情況，挺有趣的。有些書櫃則基於收藏保護的理由，只能開著非常微弱的燈，在尋找書的當下，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就如置身於中古世紀的監獄裏面，而我，宛如在微弱燈光中尋找任何可能的生機！

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旅行與生活。以前，我曾旅行30多個國家，但從未「生活」於其中；在劍橋，扎扎實實的生活了3個星期，慢慢體會其中的況味。旅行，往往都是美好的，你可以選擇自己想去的地方、想做的活動、想聊的對象，遇到不喜歡的人、事、物，可以立刻逃，因此走了那麼多地方，我從未真正「生活」過！真正的生活，不管喜不喜歡，你只能接受！不喜歡的，讓自己慢慢喜歡；喜歡的，慢慢享受。我，「生活」在劍橋！

縱然如此，我往往也有時空錯置的感覺，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台灣，尤其最近要跟我的指導教授做一份有關台灣性別教育現況的報告，我開始上台灣的網站找資料，恍然間有一種錯覺：我在台灣嗎？我現在在學院電腦室查資料跟我在台灣查有什麼不同？我何必千里迢迢跑到這邊來？當然，這是一時思鄉的情緒，台灣跟英國當然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我在劍橋，常常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以前經常只出現在paper的作者欄上，現在卻活生生的站在你前面。例如講女性關懷倫理很有名的Carol Gilligan月底在劍橋大學有多場演講，Nel Noddings在教育系也安排了一場討論會（Seminar）。倒也不是崇拜，只是看到作者從書裏面走出來的感覺，真是非常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