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年多，我在非自願下，在台、美兩地因相同案件展開訴訟，久病成良醫，深感美制司法實有此間沒看到的三根支柱：「『具體』的證據法則」、「『負全責』的當事人主義」與「『相稱』的刑責、賠償、與費用關係」，使絕大多數的訴訟都是認罪協商、庭外和解，不需要進法院，或只是到法院走既定程序，真正要大費周張的審訊遠低於一成，如果考量民事官司，真會唇槍舌劍的訴訟更低於2％。

我的案情是在台灣遭人誣告，但檢察官在不到15分鐘的庭訊中，僅採用對造的自白，不理會我調查不在場證明的要求，更在我完全不知情下，涉嫌捏造我的認罪筆錄，我便莫名其妙的被起訴，起訴書上連犯罪的時間、地點都沒有交代，因為檢察官沒查！

我的美國律師讀到這份起訴書，連呼不可思議，這樣的內容在美國別說進不了法院，根本出不了檢察署。而檢察官為了快速結案而偽造筆錄，法官一定會將他移送律師公會評議，許多州更會直接將他移送法辦；另外在程序上，法官也會立刻宣布「誤審」，還被告清白。

但我在台灣卻要歷經兩審，才能爭回無罪定讞；更要在台、美兩地展開反訟，以求公道。只因為草率的檢察官，而徒增許多訟源。

也許我運氣特別壞，碰上這樣的檢察官；但我在兩審法院痛陳這個經歷時，在場的法官、檢察官（不同一人）、律師們，似無一人有震驚的反應，若「以傳聞當證據」是我們默認的檢察文化，改什麼制度都沒用。要了解美制訴訟精神，請大家不要看肥皂劇，而改看Discovery的鑑識科學報導，才會懂什麼是「具體證據」。

在台灣人人都知道，走進任何一家律師事務所繳6萬元，就一定有一位律師。但我在美國先要按照「律師領域」找，而且前後接觸了十幾位律師，有1/3表示「次領域不同」不能接；有1/3說「目前身上超過兩個案子了」不能接；有一位「因為外州的合作律師，曾代表過對造的企業類型（不是同一家），有倫理衝突」不能接；有幾位在討論幾次後，認為要處理中文的挑戰太大，放棄接；最後有兩位律師和我各談了10次以上。在簽約前會談中，律師先要求我將所有證據與文件譯為英文，他自己再送到著名大學的中文研究機構申請鑑定，再根據資料提出許多尖銳的問題，在確認證據後，才簽下了其中一位律師。

簽約後，律師一肩負起所有責任，尤其是「訴訟準備」與「排庭期」。「訴訟準備」就是把所有的證據書面化、進行宣誓，並與對造確認。萬一雙方有重大爭議，必須上法庭，亦由雙方律師建議庭期。

要上法庭的辯論，一定是極富爭議性的。日前我國「示範演出」中，雞毛蒜皮式的交互詰問，實務上極少可能發生，萬一發生，很可能被法官當場糾正。

我國新制中，保留「法官『得』調查證據」的條文，可能會變成新制的罩門。我在舊制的經驗中，法庭上的檢察官等於「隱形人」，只呆坐著念一句「如起訴書」；對造的律師由於沒有任何證據，只能謾罵人身攻擊；法官由於事多，每次想到一個新問題，就攬到自己身上調查，下次再開庭，一拖經年，當事人根本不知何時可脫離苦海。

美國法官對沒有準備好、或庭上亂整的律師、檢察官，可能判藐視法庭，甚至妨礙司法；台灣的法官如果不能保有公正第三人的身分，很可能淪回舊制的深淵。

美國律師、檢察官為什麼要這麼累呢？就牽涉到「三根支柱」的連鎖反應。因為堅守「具體證據法則」，個人心證與個人好惡的空間相對極微，一個案子會是否成立，檢調與法官不會有太大差距，如果證據不足，檢察官不會羅織他人而陷自己入罪。

如果證據充分，檢察官對被告有極大協商認罪權力，從輕、從重有如天淵，可以減少絕大訟源。而附帶的民事賠償，也以庭外和解為輕，如果一定要上庭，可加判懲罰性賠償，往往是損害賠償的10倍以上。

律師為了當事人的最佳利益，如果證據明確，會勸當事人認罪賠償，以縮小受懲罰範圍。

律師不大願意硬撐，其實和律師費也有關係。

許多人提到新制會「向富人傾斜」，沒錯，美國不少律師是按鐘點收費，費用驚人，但他們只為企業和富翁服務。一般平民律師打的是「獲勝──賠償分成」官司，如果敗訴，律師一文費用也沒有。所以律師才會全心全意為當事人──也為自己──著想。

我在台灣的訴訟，目前已花了45萬元，未來預期最少還要花40萬元，所以很多人勸我，在台灣不能打討回公道的官司，那是在跳無底洞。

但是，我在美國的訴訟，目前一毛也沒花，委任簽約上言明，萬一要在美國兩個州進法院，我需負擔的預算也在一千美元以內，而可要求懲罰性損害賠償在一千萬美元以上，他最高可以分一半。

台灣的損害賠償一向極度偏低、脫離現實，律師不可能採獲勝分成制。有些律師便可能不太專心，也就不太在意證據與勝負，只能隨便亂接案、多多益善，收收謾罵費。在美國，我的對造，很可能根本找不到律師來誣告我。

很少人曾經因同案在台、美兩地，走過訴訟之途，難以體驗美制的精神，其實與台灣媒體報導的顧慮背道而馳，但是，移植到台灣，那些顧慮確實很可能發生。

刑訴新制嶄新上路，如果只有外形，而沒有內在的支柱，我實在不敢太樂觀。

在中國過生活，除了老共的政治黑手無所不在，隨時「三個代表」外，還有個現象讓人感觸良深，那就是全民皆「曰利」，好像到處都有賺錢的機會。中國人無意識地喊「三個代表」，但是賺起錢來可是意識清明，手腳利落。

10年前初履北京，到了神往以久的天安門，沒走幾步路就發覺後頭有人跟上，用台語喊著：「你台灣來的喔？」在這地方聽見鄉音自然好奇，我回頭察看，是個瘦小的男人。他見我停下，立刻趨前而上：「你住延平北路是吧？我一看你就是住延平北路的。要不要買玉？我的玉很好的，算你便宜，用台幣也可以。」他一連串地說下來，我回都回不了話，但也明白，他們就用同一套說辭和台灣人對應。這些在天安門攬客的商販，對台北的了解也許只有延平北路那麼粗淺，但我對他們如何能目光精準，一眼看穿我就是「台灣來的」，實在令人百思不解。10年前的北京基本上已經脫困，人們穿衣不再隨便。而我衣著平常，一如任何一位來自大江南北朝聖天安門的遊客，如不開口，實在沒理由認出我是台灣人！也許只是亂槍打鳥手法中的吧？

我沒跟那小販買玉，一來沒興趣，二來也不想被騙。不是說他一定騙我，但既不是專家，被騙機率當然高。說實在的，有時想起10年前那小販，我還覺得他很可愛呢！當時我為了不再和他囉唆，隨口告訴他我姓魏，住某某賓館，就告辭了。不料晚上回賓館後，這人來電話，說就在樓下，想把他的玉給我看看。我不勝其煩，死活不理。掛電話前，我聽出他話語中的失望，是一種想做成一件事失敗，卻沒有狡詐意圖的單純失望，這樣的單純使我有一絲絲愧疚。

10年後，我走在北京街頭，同樣無時無刻地受到街頭流竄商販騷擾，但他們卻像撲羊的餓虎，眼光和行止都流露無比貪婪和粗魯，這常讓我想起10年前天安門前的那位說台語小販單純的失望。

北大位在有「中國竹科」之稱的中關村，但與其說這兒是中國竹科，還不如說是中國的光華商場來得恰當。中關村的電腦業研發得少，賣的就是電腦相關產品，拼的是人氣，幾大賣場就是放大了的光華商場。

既然有人氣，場內有人買賣，場外當然也有人做生意，只不過這樣的地下商業行為，就像光華商場周圍的小販一樣，賣的不會是太正常的東西。賣盜版程式光碟、電影和硬碟的還算有良心，多半還可以用；至於毛片（A片）可千萬別買，用過的都說濫。要嘛是空白片，要嘛是卡通片，還有人買的「小澤圓」，裡面的主角卻是她的遠房親戚、名字裡也有個「澤」的江澤民講話呢！

那些在街上賣一些不太合法東西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這種形容一點都不過分。走在街上，沒三五步，一定有人悄悄欺上，鬼鬼祟祟地問要不要光盤、硬碟，見你沒反應就問要不要毛片；不然就是發票、辦證的。

說起這個賣發票、辦證的，大概是中國獨有地下企業，賣的發票和證件當然是假的，不過假到誰都分辨不出來。買假發票目的是報銷，這和中國現在商業大盛脫不了關係，大家成天吃吃喝喝做公關，名目有了，弄一些假發票灌水，小有油水進帳也不錯；至於公家單位更是假發票報銷的大本營，反正中國施行社會主義，你的就是我的，吃定公家一點都不必手軟。

至於假證件的氾濫那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一般人辦個學生證進出景點、公園買半票唬弄人，或拿假畢業證書混進公司就業，那是平常之至的事。而辦假身分證、假暫住證可以住進大城市打工；假護照可以偷渡，這些也是可以想像的事。至於辦假結婚證、假離婚證可以幹嘛，這可不是外人可以猜著的吧！原來，這裡還規定著，男女同住酒店得要夫妻關係才成，很多打得火熱的情侶沒地方辦事，非得上賓館，那怎麼辦呢？一張假結婚證就可以搞定，等於是賓館出入證。那離婚證呢？這在報稅時就有用了，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單身和已婚的稅負是有天差地別的。

街上常見的小販群還有推銷機票的，這些人常出沒在高級酒店和機場。我每次由北京首都機場入境，一出入境大廳，一定有群不下20人的男女圍上，競相把旅行社賣機票的傳單和名片遞上。有次我順手收下其中一張名片，其他人一下蜂湧上，搶著把名片遞上；我落荒而逃，他們還搶著把這些紙頭塞到我口袋中；甚至到上計程車，司機來不及關窗，一堆紙片飛湧而入，砸得我滿身發疼。之後我就知道，這種傳單絕不能收。這是經驗之談，來中國的朋友，切記，切記。

前面說的比較是「地下」的賺錢事，看來是粗魯；至於公開合法的「搶錢」，那也是拿著刀叉吃人肉，也許文明，但也令人搖頭。

比如說這裡的電視節目常賣「冠名權」，也就是節目前會冠上出錢「贊助」的企業名稱，所以常會出現「大紅鷹世紀講堂」、「廣東梅雁楊瀾訪談錄」等奇怪名字。不然就是節目右下角會出現一些怪廣告，它不是跑馬燈，多是固定的企業廣告，頂多有動態旋轉，有的是文字，有的還有老闆頭像，怪的很。所以大家常可以看到什麼「洩停封劇場」、「咳速停膠囊」伴隨著連續劇男女主角談戀愛；甚至「闌尾炎」、「痔瘡」陪著漂亮女主播報導國家領導人正在嚴正重申中國反對台獨的立場，叫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