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數十年視若無睹的態度後，美國各大學開始展現對非洲的興趣。

大膽又愛冒險的學生開始研究西非國家迦納、南非和其他撒哈拉沙漠附近的國家。各校也開始增設斯華西里語（Swahili）和非洲電影製作的課程。公共衛生教授則協助非洲對抗愛滋，政治學家則試圖了解那些被徹底摧毀（tear apart）又「復活」的國家政府。

在普林斯頓大學，非洲研究的師資已經從6年前的12人增設為20人，而他們也和校友們創立名為「普林斯頓在非洲」的計畫，安排學生和剛取得學位的畢業生到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做事。

普林斯頓的政治學者傑弗里‧賀伯茲（Jeffrey Herbst）表示：「政治是很有趣的，這不只因為其中細微奧妙，也因為這是必然發生的。比方說，辛巴威應該是個要出口糧食的國家，但其領導人卻把數百萬的人民置於飢餓、營養失調的地步，這是讓人相當難以置信的。不管你對美國總統布希有何觀感，你也不會認為他一直這樣對待人民。」

這類議題最近正吸引學者的注意，比方說，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同時也是聯合國顧問的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就認為：「從經濟發展的觀點，非洲是世界上最具挑戰性的一個地方。」薩克斯本身是一位經濟學家。

也有一些學者表示，非洲挑戰了他們的技巧和專業，以及他們以為自己知道的事物。

哈佛的政治學者羅伯特‧貝茲（Robert H. Bates）說：「非洲使我們看起來很蠢，它使我們了解到，我們原來的假設需要被重新檢視和再形成。」

不過，貝茲也提到，很多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還是把這塊領域視為「無趣的」或是「外太空的」，而將之列為最後考慮的事。貝茲表示：「一個不會讓他們想去重視的原因是，非洲研究有很多東西要討論，比方說，語言、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研究非洲會使許多領域的基本知識受到挑戰。」

學者們表示，大部分對非洲的興趣，是來自白人學生。

紐約大學教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教授姚‧尼亞柯（Yaw Nyarko）說：「我們學校有很多學生開始要求校方提供不一樣的學習內容。他們到過歐洲，現在則想去不一樣的地方。」

但興趣也在黑人學生之間發酵，其中有些人從前對非洲是抱持矛盾的心理。姚‧尼亞柯說：「我慫恿學生到國外學習的時候，有些人會問，那到母國（非洲）如何？」

根據國際教育機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報告《打開門扉》，2000至2001年，美國有超過4千5百名的學生前往南非、肯亞、迦納和其他非洲國家，比上個年度高出14％，和1990年的統計資料相比，更高出近5倍（2000至2001年是最新的統計數據）。

這些只是出國唸書的學生中的一小部分，但這個部分的人數正在成長。1990年，美國7萬1千名到國外求學的學生中，僅1.3％的比例選擇到非洲念書；到了2001年，這個數字已經升為3％，增至15萬4千人。

貝茲說：「在多數的大學，學生的興趣一直跑在學校的承諾前面。」

他認為：「學生用各式各樣的『鏡片』來看非洲這塊土地，比方說：生態、人道主義救濟以及難民問題。」

對來自德州休斯頓，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非洲研究系4年級學生的卡洛琳‧卡特（Caroline N. Carter）而言，點燃了她興趣的是，一本她上大學前的夏天所看的南非小說《統合的力量》（The Power of One）。這本書誘使她剛進普林斯頓時，修了一門「非洲政治」，並在大二時前往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待了一學期。現在，她正在寫一篇「盧安達政府如何處理圖西族（Tutsis）安全問題」的畢業論文，卡特希望能親自到盧安達作研究，並於畢業後到非洲工作。

談到非洲政治那門課，卡特說：「我發現每件事和上課提及的每個國家都很迷人有趣。對從小到大一直在學習歐洲和美洲歷史的我而言，這個變化是很讓人感到高興的。」

其實，這不是美國的學者第一次將目光轉到非洲之上。4年前，美國學者都擠到這塊領域，趕上民主發芽的興奮，也受到冷戰中亟欲在非洲建立影響力的美國政府資助。但是，當非洲的民主政體陷入交戰和腐敗，原來宜人的國家變成危險的地方後，熱情也隨之減少。

「非洲研究從來都沒有得到像拉丁美洲研究或是亞洲研究的認同（cachet）或是支持。但現在，又有一波民主浪潮。可怕的非洲大屠殺和愛滋病流行，也都不能被忽視。而美國的非裔族群也愈來愈想要探究其對非洲的認同。」

哈佛大學非裔美國人研究系系主任亨利‧路易斯‧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表示，大學部學生對非洲研究的興趣一直在持續增加。

紐約時報對全美國非洲研究領域的教授所進行訪問後發現，很多的大學和學院都已經增設班級或是課程。

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們和學生每週都會在「INDABA」（譯按：非洲南部部族代表舉行的會議）聚會，討論非洲事務和研究。儘管會議都是在早上8點舉行，但是，最近一次集會卻吸引超過20名以上的人參與，這些人討論的內容有關普林斯頓大學非洲學生社團的成長情形、即將到來的非洲電影系列影展和贊助非洲頂尖的大學生脫離難民營。

非洲研究系主任，本身是為歷史學者的艾曼紐‧克列可（Emmanuel Kreike）表示，該系師資背景互異，其中包括：歷史系、政治系、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

他說：「這是個相當大的團體，但這是意外發生的，真的，這並非預期內的發展。」

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政治學者伊芙‧史坦柏格（Eve Sandberg）想起1980年代晚期她在念博士的情形，那時候幾位指導教授都告訴她，不要太把焦點集中在「非洲」這個領域上，因為，非洲這塊大陸在美國外交政策關心的項目上仍然不受重視，而她的工作會受此影響。

然而，時至今日，（南非）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結束、南非其他的轉變和撒哈拉沙漠附近國家日趨穩定的發展，開始再度開啟這塊大陸的門，也使得非洲研究變得相當熱門。

但歐伯林學院的校長南茜‧戴伊（Nancy Dye）說，當各校確實試圖增加非洲專家師資的時候，這個領域的競爭變得相當激烈。

各大學也開始疑惑，自從研究經費沒有增加後，他們要如何找新的師資來回應學生們的興趣。

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非洲研究系主任李察‧約瑟夫（Richard Joseph）表示，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出多少努力，來發展他口裡稱的「龐大的學術資源」。他說，政策之制定者和學術社群之間仍然存有鴻溝。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

最近中國對台灣進一步落實民主制度的公民投票立法捉狂了，許多人對台海局勢感到擔憂。這樣的憂心忡忡其實多餘，只要兩邊還處在不同政治思維的狀況下，長期不民主對民主、封閉系統對開放系統、落後對進步，永遠都無法了解對方的立場。台海不平衡的對立肯定要起衝突，就像貓狗相遇肯定要打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台灣和中國的對立，在政治上求解是不可能的，但不見得代表兩國關係是死路一條。兩邊的文化根源相同，只要願意回到文化面來思考，讓文化領導政治，兩國就有機會險中求勝，度過死結難關。

最近在北京上市的一本新書——林谷芳的《十年去來》——就是一本以文化觀察中國和台灣問題的好書，在此間引起不錯的回響，值得在台海危機當前的此時簡單介紹供大家參考。

雖然討論中國與台灣問題的書籍在台海兩岸都充斥書肆，但是檢閱內容，大部分不是以服務意識型態至上，就是獵奇嘩眾取寵，可觀者並不多見。這樣混亂的市場中，知名的台灣學者林谷芳，和中國資深文化新聞記者孫小寧合著的新書《十年去來》，從兩人自身經驗和觀察出發，以對話形式，由中國文化的高度來檢視與梳理兩岸自我，以及相互瞭解間的迷惘和矛盾，讀後讓人有恍然大悟的清涼感受，頗能產生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

1999年起，林谷芳開始醞釀寫作《十年去來》，近5年間數易其稿，直到今年才改採對話形式呈現。作者納入文化使命強烈的孫小寧，由她提問，林谷芳回答，問答之間體現兩岸文化落差的癥結，透過來回思想交鋒，逐漸釐清了許多現象的真貌。《十年去來》這樣由現象面深入、從文化面淺出地討論問題，給有心於兩岸關係的讀者一個全面的視野。

《十年去來》觸及的問題層面很廣，社會、城市、鄉村、經濟、旅遊、藝術、人民……等等，乍看之下無所不談，但是從未離開「文化」的中心點，更脫不開以人為本、關懷弱勢的思考座標。林谷芳點出了許多人們經常「想當然爾」，卻有著嚴重錯誤的現象盲點，十分發人深省。

比如說，在「去特質化——城市更新中的風格遺失」一章中，他提到了近年來大陸城市發展雖然快速，且在面貌上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卻缺乏對於地方真實生活色彩的尊重。北京拼命建立交橋，便利了行車交通，「做官的有福了，坐車的有福了，偉大的祖國有福了，行人不見了」，城市的傳統消失在車陣當中，十分令人惋惜。

從文化人的高度看俗世的紛擾，在看待兩岸發展上，《十年去來》拋開政治化以及膚淺現象面的論述，專注觀照文化面和歷史面，以文化中國的格局來討論兩岸問題。

兩岸近年來在政治上陷入冷戰僵局，民間的交流雖然有增無減，但是在關係結構特殊的架構下，中國和台灣不論是官方或者民間，都很難突破既有意識型態框架的僵局，沒有文化的思考，雙方的交往總只停留在現象表面，無從深入。如此不僅無助與問題解決，反而更容易衍生出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林谷芳認為，兩岸的歷史發展確有殊異之處，台灣儘管地處邊陲，可是在文化傳統上並未產生斷層；而中國大陸儘管有文化斷層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文化母體，離開了大陸，很多東西就不可能有極致的表現。兩岸如果能夠彼此尊重，在良好的交往環境下，二者文化經驗合一，就可以把較完整的中華文化呈現在世人面前。

林谷芳現任台灣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專長於中國民族音樂，在藝術領域裏一通百通，不僅是位音樂家、文化評論家，還是一個透徹禪理的修行者。1988年起，林谷芳到大陸旅行、參訪近70次，以一個文化人、藝術家和禪學者的眼光看待、理解大陸現象，並與自我台灣本土經驗相互對照印證，對於兩岸問題的本質和現象體悟透徹，行諸文字，讓《十年去來》有別於書齋空談和意識型態想象雜論，是極具份量的探討兩岸中國文化現象之作。

就在兩個星期前，林谷芳又到了北京，第一次應邀在北京的大學裡演講，兩場包括在首都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講座，講的雖然是中國民族音樂，但是涉及文化內涵的隱喻與明示，頗引人深思。林谷芳的語言一向生動，言之有物，讓聽眾如痴如狂，兩場演講結束，要簽名和問問題的人久久不肯離去，還得關了會場燈光「驅散」人潮。一位北大藝術系的小女生激動地說，好幾年沒聽過這麼好的講座，應該把林老師請到北大來長期客座才是。那漂亮小女生說這些話時，就跟終於遇到心中白馬王子一樣的興奮，實在令我有點擔心。

林谷芳在北京大學牛刀小試，便引起了這樣大的反應，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樣的能量再大一些，肯定要對政治產生一些參考的作用。在北大的講座裡，中國中央電視台全程採訪，一些相識與不相識的媒體記者也來了，我也見到一些級別頗高的官員「隱身」台下聽講。這些人不是來「監視」，而是來學習的，他們開始儘管對台灣有位土生土長的文化大家不甚服氣，但等到親炙時，又不得不心服口服，坦承中國大陸文化母體現時確有空虛與不足。

很可惜的，在文化的高度上，台灣有其優勢，也有很好的學者可以做詮釋，但是台灣近年來的去中國化運動經常逾越了界線，以政治干涉文化，造成社會淺碟化愈形嚴重，文化退位，人心空虛，競相追逐近利，末世景象，令人憂心。《十年去來》在台灣沒有機會出版，一位台灣文化人精微之作在台灣沒人要讀，反而在中國受重視，我們的社會沒有問題嗎？大家一起好好想想吧！

第一次用英文作口頭報告，講完之後真想鑽個洞逃到地下去。其他同學雖然來自世界各國，但分成5種情況，一是來自英語系國家，例如英國本地、美國；二是非英語系國家，但從小就開始使用英語，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三是英語系相近語言的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四是亞洲人，但曾有海外求學經驗，有的已經在英國或美國待了一、兩年，之前曾在別的學校念碩士；最後一種情況就像我，從來沒有海外求學經驗，也沒有英文使用的習慣，在台灣的英語教育下，閱讀與寫作沒有太大問題，但聽與說的能力，有時會讓自己覺得很沮喪，尤其有些人會因英文而質疑你的學術能力。

劍橋大學的學生尤其如此（個人感受），或許一些人習慣性以質疑別人來墊高自己。常常提醒自己雖然英文沒有別人好，我對自己還是要有信心，否則只會被看扁！在口頭報告後，一位同學提問：「妳的研究要訪談一些重要制定政策的人物，妳怎麼可能見到這些人？」我當時突然不知哪來的力量，非常有信心且懇切的回答：「第一，我曾經是記者，認識一些人；第二，我在台灣的指導教授人脈關係很好，因此沒有問題的！」接著另一個同學又提問：「妳要用什麼語言進行訪談？」我答「中文或台灣話」她又問：「然後妳翻譯？」此時非常奇怪的表情就出現了，好像「我翻譯」會讓研究變得有問題似的。雖然如此，我還是有信心的回答：「沒錯！」

雖然在場的教授對我的研究沒什麼質疑，但我還是覺得很沮喪，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要如此的尖銳？每個人的研究方向不同，彼此間沒有競合關係，而且他們進行的都是教育相關的研究，我不明白他們教育的理念與關懷在哪裡？難道只是把學生當成研究的「對象」，來成就他們學術生涯的階梯？沒錯，劍橋大學是學術重鎮，但目前我得「努力」找出任何人文關懷的蹤跡！

在台灣，這樣的問題也是存在，一些教授努力發表了一些「學術文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教授」當成一種基於興趣與關懷的「志業」，而非賺取金錢與名聲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