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3.12.06

日前，楊梅警方接連查獲國中女學生賣淫事件，引起國人一陣嘩然。據報導，那些被查獲的國中女學生幾可以「自願性下海」視之，同時涉入者也不再是一般所認為的輟學生，而是包括了下課放學後「兼小差」，同時繼續扮演好學生、乖女兒等多重角色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該案嚴重地暴露了台灣國中教育體系的脆弱性，儘管教改推動多年，教育體系的輔導措施不斷推陳出新，但似乎無濟於事。對此，光是泛泛喟嘆「一代不如一代」勢必不著邊際，反而應該認真考察世代間的生命經驗差異與文化規範的形成。

在早期所謂尊師重道的「乖學生」年代，其實是在一個順從文化的強制下所模塑出來的。而支撐起這個順從文化的社會，其結構包括了政治上的威權氣氛、家父長在家庭裡同時扮演了物質分配與規範獎懲的支配地位，至於教育所擔負的社會整合功能則是介乎其中，做為政治與家庭結構的起承轉合樞紐。是以，國民美德的培育、好學生的教導及乖巧子女的培養可說是三位一體，而年少者所應實現的，不過是既有角色結構所預先指定的期望罷了。

相對於上一世代的養成經驗，是以個體性的壓抑來換取安全，今之世代則出現截然的翻轉。民族大義的崩解、家父長的物質供應能力不再絕對，再加上教育目標的分歧不定，當今的學子們，其實是處在一個不安全的試煉環境裡發展自我。惟這個自我摸索過程卻遭消費主義洪流吞噬，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傾向以消費方式與能力做為自我界定的根源，致使個體性的追求與自身物質能力的懸殊反而愈形明顯。於是，打工、援交等增加自有收入的方式，遂成彌補上述落差的手段，故像此次的國中生自願賣淫，以及賣淫目的乃為了買衣服與手機，即是上述背景的行為反映。

正因如此，國外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愈來愈多青少年次文化與（準）犯罪文化的親近。在這樣的理解下，只譴責青少年涉世未深、愛慕虛榮委實不妥，畢竟這並非個人或世代的意志選擇問題，而是特定社會結構牽引使然。設若我們無法批判、拆解消費主義與「偽」個體性的歷史關係，則類似情事將會層出不窮。

台灣的政治文化，在政黨輪替後不但沒有進入理性辯論的新階段，反而是倒退至對立、惡鬥的肉搏戰。藍綠陣營，天天粉墨登場，為觀眾上演著一成不變的劇情。

前陣子的非常光碟事件，至今日似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兩造互咬的政論節目廣告化——置入性行銷的爭論。民進黨捉了泛藍一條辮子，說國民黨贊助年代的「台灣新希望」；之後泛藍桶了民進黨屁股一大刀，列舉了一串政府以「納稅人的錢」資助新聞與談話節目。你來我往，卻說不出自己作為的正當理由，老套地以比爛自圓其說。

媒體更如往昔，隔山觀馬互踢，管他究竟是綠營或藍軍出錢，反正都是銀子；政治越惡鬥，他們越高興。正如英國學者John Street指出，當代社會政治作為的演出，愈來愈像大眾文化的作為，因為：（1）政治人物仿製大眾文化偶像，希冀吸引媒體；（2）政治與商業的利益融合，以保證政治成功的基礎；（3）政治人物依賴大眾文化的宣傳手段來演出他們的角色。

因此，在台灣，誰擁有（誰因此眼紅）較多的資源來實現政治的媒體傳銷，而沒有批判「置入性行銷」的政治倫理論述，就不足為奇了。

（文字工作者）

這是什麼樣的政治倫理，可以讓國民黨文傳會主委蔡正元義在正言辭地坦承出資支持政論性節目的同時，一方面否認國民黨干涉節目內容、一方面指控政府花錢做政策宣導呢？

是什麼道德素養，以至於讓「親民」的立委可以說中廣及中視是人民團體，政府管不著，因為它們不花人民的錢，但政府的置入性行銷卻是花「納稅人的錢」，僅為達成一黨私利呢？何時我們的立委左手拿著「親民，一切以人民福祉」為歸依的聖經，右手拿著一把利刃，隨時要置他人於死地呢？

若政府不做傳媒的政論談話宣傳，每天立院泛藍以各種議事規則的杯葛動作來看，做為「人民」的我們又何從知道，政治與我們的關係呢？難道我們只能在泛藍陣營的保護下，任憑他們以我們之名，實踐政黨權力鬥爭、爭奪利益之實嗎？民眾是一群心靈、智力未成熟的小孩嗎？我們不能從電視的討論節目中，做理性判斷，評價政府政策的優缺點嗎？

如同羅文嘉所言，蔡正元既然承認了，卻沒有愧疚，還反咬別人。這種將商業與政治利益掛勾的合法、正當性討論置於一邊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今日政治倫理的腐敗化。而這種腐敗，也滋養了媒體的「嗜血性」。

（大專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