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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花妹
『我不是當時唯一一個化學中毒的工人，但我是唯一一個活著並站出來控告這家公司的工人。』－－Mayuree Taeviya
第三部門資訊化實務工作坊暨 NPO 資訊化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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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92年12月17日(三) PM13:10-17:00
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信飯店（新店市中興路3段219號之2，捷運大坪林站）
（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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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5 日，結束「挑戰晶圓－－全球高科技產業下之勞工權利與環境正義」工作坊的次日，「亞洲職災受害者權利網」的蘇恰達（Suchada
Boonchoo） 、泰國「職業健康研究計畫」計畫執行人拉恰尼（Rachanee Nilchan），帶著「矽谷毒物聯盟」的泰德‧史密斯（Ted
Smith）、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大衛‧桑那菲（David Sonnenfeld）與我，前往距離泰國北部第一大城清邁約四十分鐘車程的蘭埔（Lamphun）。
從有七、八百年歷史的清邁，往超過一千年的古城蘭埔移動。十月的泰北，氣候舒適宜人，路上視野開闊，一、二層樓高的房子與點綴其中的寺廟散佈於平坦的田野，沒有高樓、不見摩登建築。我們坐在計程車車廂兩側的橫條板凳上，搖晃地望著整齊排列在馬路兩側的高聳老樹，隨計程車緩慢的車速漸次消失，幾台尾隨在後面的老式摩托車，一點沒有超車的意思。除了空氣污染令人呼吸稍微感覺不舒服外，我的四官（除了鼻子）愉悅地融入這緩慢的移動節奏與平坦開闊的景致。
這種簡單與平靜的小小感動，在我們的車子拐進小巷裡，停在瑪玉蕊家門口乃至見到她的那一刻，都還圍繞著我。但經過與瑪玉蕊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隱藏在這平靜氛圍下的醜陋與不正義，卻像是張牙舞爪的惡魔跋扈地在我們眼前現形。
◆ 致命的工作環境
1994 年，瑪玉蕊因嚴重的化學物質中毒，勇敢地站出來控告「電鍍製陶公司」（Electro-Ceramics Ltd.），曾經震撼泰國社會。
1993 年，也是瑪玉蕊在這家日本公司工作的第四年，日益嚴重的疼痛、乃至暈倒，迫使瑪玉蕊停下賴以維生的工作，也讓她及時脫離一個導致她一天天慢性中毒、足以致死的惡劣工作環境。但從此她也耗盡積蓄，四處求診，並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決定跟公司打這場泰國過去十幾年來，最重要的職業災害官司。
1980 年代初，泰國政府在蘭埔設置「北部工業區」（Northern Region Industrial Estate, NRIE），當地人與外來移民爭相進入這個工業區討生活。瑪玉蕊就像無數勞工一樣，對這樣的工作機會格外珍惜，還因為公司提供制服及微薄福利，而感到滿足。
打從 1989 年進入「電鍍製陶公司」工作，瑪玉蕊每週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八小時，外加兩小時超時工作，四年間，從沒有休息。正因為努力工作，瑪玉蕊一度當選公司的模範勞工。
當時，這家製造氧化鋁陶基底及印刷基底的電鍍陶工廠，雇用約一百二十名勞工，員工分屬兩個部門，全部擠在一個打通的廠房內工作。廠房裡，常有人混合化學物質，或執行燃燒、清潔的工作。沒有防護面具、手套，照明、通風設備很差，工人每天呼吸工廠裡混著濃烈化學物質的空氣，工人們的身體，就這樣直接曝露或接觸化學物質。有時，工人會因為接觸大量的不明化學溶劑而皮膚發癢。像瑪玉蕊就常徒手接觸一些不知名的化學溶劑，這使她的手常有灼熱感、有時甚至翻黑。
◆ 獨自四處求診
幾年工作下來，許多工人常感到背痛、頸痛，有些工人很輕易地就暈倒，工人必須吃很多藥以減輕疼痛。跟其他工人一樣，瑪玉蕊一開始也到跟公司簽約的醫院看診，醫生直說她沒事，只開止痛藥給她吃。在醫院，瑪玉蕊逐漸瞭解，許多工人跟她一樣不舒服，而醫生也開同樣的藥給大家吃。
剛開始，吃醫生開的藥，確實減輕瑪玉蕊的不舒服，但很快地，她必須將藥量從一顆、兩顆增加到四顆，但也沒有用。在疼痛始終無法減輕的情況下，瑪玉蕊決定到別家醫院看看。
一開始這家醫院的醫師表示，瑪玉蕊大腦有水腫現象，然而經過三個月的治療，她的症狀仍不見好轉。「我就要死了，我還是回家、死在家裡好，」瑪玉蕊當時這樣想，於是她騙醫生說，她覺得比較好了，請醫生讓她回家。結果，她回家不久，就出現痙攣現象，又被送回醫院。這一次，醫生了解，原來她過去在電子公司工作，醫生說：「你應該早點告訴我們，你過去在這家工廠工作，我們浪費許多時間在錯誤的治療上。」於是，醫生開始朝化學物質中毒的方向為她進行檢查。後來醫生要她動手術，但瑪玉蕊不願意，醫生警告她：「你絕對不可以再回去那家工廠工作！」
這段時間，瑪玉蕊每星期到醫院一次，一次療程四千五百泰株，面對這樣龐大的醫藥費，她於是帶著醫生開給她的十張就醫證明到公司尋求協助，想不到公司竟然說：「你沒有我們公司指定醫院的醫療證明，你的證明是你自己弄的，這算數！」
這時候，瑪玉蕊聽說曼谷有位職業病女醫生歐樂潘（Oraphan Methadilogkul），她跟先生於是老遠從蘭埔到曼谷求醫。經過仔細的檢查，歐樂潘醫師宣佈瑪玉蕊為毒性化學物質中毒。而她骨頭疼痛的現象，經另一位醫生診斷後發現，她骨頭含氧化鋁，有易骨折、疏鬆現象。瑪玉蕊想起，她每天去工作時，領班都會要她將氧化鋁倒進些管子裡。
但不幸的事情正在發生，就在這段時間，竟然有十四名工人先後死亡。有工人跑來問瑪玉蕊，為什麼她能活下來。「去，去其它醫院，」瑪玉蕊告訴他們。
◆ 證明我沒有說謊
在收集了許多醫療證明後，瑪玉蕊再一次把醫生的診斷結果寄去公司，這一次，公司不僅拒絕接受這些診斷結果，甚至揚言不在乎她去告公司。
1994 年，瑪玉蕊進入勞工法庭，與「電鍍製陶公司」展開長達四年的訴訟。「我要讓人們知道我為什麼生病，我要的是正義！我工作那麼努力，但是公司竟然一點也不在乎我！」瑪玉蕊回想說。
這是一段漫長而艱辛的訴訟過程，公司不斷對外放話，說瑪玉蕊是麻煩製造者，她出來告公司，不過是想要錢、想出名。一直站在勞工這邊的女醫生歐樂潘也成為資方的箭靶，資方指控她出面作證不過是想出名。
更糟的是，在瑪玉蕊決定出來告公司後，立刻受到社區鄰里的排擠，社區鄰居拒絕跟她講話，擔心惹麻煩上身，他們甚至指責瑪玉蕊說：「瑪玉蕊上法庭，會害我們留不住企業。」這段時間，瑪玉蕊跟家人親戚的關係也陷入危機，一些親人責備她，說她站出來，害他們面對外界各種質疑的眼光。
由於這場訴訟太有名，一度，連瑪玉蕊的丈夫也差點被解雇。因為丈夫的老闆懷疑他可能也是麻煩製造者。所幸，在瑪玉蕊親自向這位老闆解釋後，先生的老闆轉而支持她，在瞭解她病到無法做家事後，甚至送她洗衣機等家電用品。回憶這段艱苦歲月，瑪玉蕊無奈地說：「我沒錢又負債，沒有朋友而且身體疼痛，我不想變有名，我要的是正義！」
在社區被孤立，也遭到部分家人與親戚的質疑，但外界的支持給瑪玉蕊帶來力量。在歐樂潘醫師的鼓勵下，瑪玉蕊加入職災受害者團體「泰國工作與環境病病人網絡協調會」（The
Council of Works & Environment Related Patients' Network of
Thailand- WEPT），也得到「婦女之友基金會」（Friend of Women's Foundation）持續的支持，甚至許多外國朋友來探望她、表達支持，包括從自日本的聲援團體，告訴她日本也有類似案例，鼓勵她，並且贊助她到曼谷出庭的部分交通費。而當她沒錢到曼谷看病時，歐樂潘醫師還會主動寄藥給她。
◆ 輸掉官司，但沒有遺憾
經過四年的奮戰，不少人以為，瑪玉蕊將贏得這場官司，四位醫生為她出庭作證、舉證歷歷。瑪玉蕊也以為自己會贏，因為她病得那樣重，後來因為她腿部開刀、無法走路，法院還得特別派出救護車載她出庭。一些相同境遇的勞工也在觀望，他們相信，如果連瑪玉蕊都輸掉這場官司，那他們也不用站出來了。
然而，結果竟然令人失望，瑪玉蕊竟輸掉這場官司！泰國的司法沒有還她正義，司法終究站在資方那邊！而勝訴的資方還不善罷干休，一打贏官司，這家公司立刻捐出一筆足以蓋一座新廟的鉅額捐款給社區寺廟，寺廟隨即張貼公告指出：「瑪玉蕊已經輸掉這場官司，她說謊，她體內根本沒有毒性化學物質。」而一些原本想出來控訴公司的受害勞工，也紛紛打退堂鼓。「我感覺司法站在資方那一邊，我當時認為我會贏，我有那麼多證據，有四個醫師願意出庭為我作證，但我竟然輸了？！剛輸掉的時候，我非常沮喪，只想躲在家裡，誰要來訪問我，我都拒絕，我說瑪玉蕊死了，我覺得很累，很想休息，」她回想著說。
然而，雖然瑪玉蕊輸掉官司，但她的奮鬥卻不是毫無成果。在她站出來與公司興訟這段時間，由於各方矚目、媒體爭相報導，資方被迫改善工廠的勞動健康與安全環境。當其他工人告訴瑪玉蕊公司的轉變，瑪玉蕊逐漸知道自己的奮鬥不是毫無成果。「後來，我不再覺得遺憾，我想到下一代，那些更年輕的工人，因為我站出來，他們的勞動環境有所改善，我便不再覺得遺憾，」瑪玉蕊用柔軟的聲音微笑地說。
司法的不正義與資方的蠻橫並沒有擊倒瑪玉蕊。說起話來聲音柔軟，因為幾年的生病仍面露疲態，在這樣的外表下，瑪玉蕊擁有的卻是驚人的勇氣與意志力。經過沈澱與許多鼓勵，她重新站出來，至今，仍不時參與受害者團體的聚會，透過自身經驗分享，鼓勵其他職業災害的受害者。「我不是那時候唯一化學中毒的工人，但是我是唯一一個活著並站出來控告這個公司的工人，」瑪玉蕊總是這麼告訴其他工人。
◆ 衝突還在繼續
瑪玉蕊站出來，迫使這個工業區裡企業的勞動環境有所改善，但是這些改善仍然不足。從完全沒有工業用防護面具、手套，到提供工人薄薄的面具與品質低劣的薄手套（但壞了還不能換！），已經在一家日本電子廠工作七年的年輕人克瑞凱（Kriengkai）不滿地告訴我們：「即使四年前我們公司通過
ISO14000，我們現在有一些防護面具，但是這些面具品質差、不夠用，同單位的工人還得共用！」
對工人的赤裸剝削，還在這個地區持續發生，甚至愈演愈烈。許多公司不再與勞工有長期僱傭關係，年輕的工人不斷地從農村湧入，提供企業源源不絕的年輕勞動力，企業以三個月試用期期滿不晉用為由，不斷換勞工，勞工在工廠間流動，一年換三家公司不再是個案。「企業不要長期、受過高教育的勞工，他們用低薪付給那些念完中學不再繼續升學的年輕人，三個月一滿，他們就得走，有些人從這家換到下一家，一些工人最後流落街頭當小販，」在這個地區進行「職業健康研究計畫」的拉恰尼擔心：「假如你不是長期工，你將更難證明你的慢性職業病是那家公司的工作環境造成的，長期而言，這種現象將使未來慢性職業病的責任歸屬變得更加困難。」
當十月五日我們拜訪過瑪玉蕊後，驅車繞這工業區一圈，一個個無煙囪的廠房，像是一個個神秘的黑盒子，誰也看不出來，這些企業提供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勞動環境，又究竟如何處理各種廢棄物。星期天的午後，工業區內每個路口的警衛稱職地阻止我們拿起相機拍照，不知道工業區的樣子有什麼不能拍的。
蘭埔這個工業區目前有六十二家工廠，以電子零組件與組裝、農產品與食品加工業為主，八○％是電子業，八○％為日資企業。整個工業區，沒有任何工會，許多人賺取微薄的最低工資－－每日
137 泰銖，工作環境的安全衛生條件惡劣。
在企業與政府強硬的反工會政策，加上以曼谷地區為重心的泰國工會組織也不願意長征北部，蘭埔的勞工一直缺乏工會或任何形式的工人組織。直到五年前，一個關懷勞工的中心－－「友誼互助社」（Friend
for Friend Club），悄悄地在這工業區外圍成立。當時，來自「公民自由聯盟」（Union for Civil Liberty）的組織工作者蘇查特（Suchart
Trakoonhootip） 從曼谷來到蘭埔，從勞工法律與教育工作做起。從被打壓到逐漸在這個地方站起來，「友誼互助社」目前已經有來自十幾個不同公司的勞工、超過一百名的會員，會員多數相當年輕。
我們拜訪的這一天，幾位年輕委員正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如何買下一個餐廳的計畫。由於許多工人仍因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到互助社，加上之前有勞工因為太積極參與友誼互助社而遭解雇，於是他們開了一家餐廳，一方面提供被解雇勞工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創造勞工的第二個家，以幫助工人瞭解勞工法令、工會、認識職業病以保護自己，仍至發展一技之長。
2001 年 10 月，一位泰國教授佛拉維德（Voravid）與蘇查特合作，在蘭埔地區組織一個關心職業安全與健康的聚焦團體，「亞洲監察資源中心」與「亞洲職災受害者權利網」也常加入觀察或與勞工進行經驗分享。這些組織者希望進一步瞭解蘭埔勞工面對什麼樣的慢性職業病危害，並且希望藉此建立起勞工健康基本資料，以保護工人權利。
過去，許多與瑪玉蕊同世代的勞工，在生病後回到農村，獨自面對病痛死亡，被用壞的勞動身體，各自在不同角落凋零、消失，資方卻可以不聞不問、毫無責任。現在我們看到這些組織者與年輕工人的努力，正是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暮色中，我們告別友誼互助社的朋友。回程的路上，帶著滿滿的感動，不管車聲隆隆，大家仍拉高嗓門，討論著資本全球化對勞工的威脅。我們心裡都清楚，如何延續在地運動及跨國串連以捍衛勞工權與環境正義，是未來的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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