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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毓斌
「各位市民朋友，我是李卓人，職工盟李卓人，在這裡拜託大家支持清潔工與保安員工會的募款行動。十元一張獎券，十元，十元，讓基層打工仔女工作有保障，也讓這個社會更加公義，更加合理，多謝各位……」
音樂運動！社會運動！─
社大開學社運窗口十二月份座談會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社運窗口」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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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2月20日星期六下午1:00
地點：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北辦公室（台北市師大路177號2樓）
座談人：
陳柏偉（黑手那卡西）
楊祖珺（民歌手）
鍾永豐（前交工樂隊）
林生祥（前交工樂隊）
張俊傑（飛魚雲豹）
主持人：林孝信（全促會常務理事）
社運窗口除了當前的社會運動介紹外，也開始積極的規劃關於社運的議題，透過有系統的整理，希望為台灣的社運找到歷史的脈絡與發展的方向，這一次我們選擇民歌運動作為座談會的主題，來談談一個有趣的問題，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當然民歌這個字經過層層的詮釋堆砌已經具有某種自己的象徵性，什麼樣的音樂是民歌，什麼樣的音樂是具有社會運動意義的...
（全文及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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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下午，香港銅鑼灣 Sogo 百貨前的人行道上，人潮熙熙攘攘，看了讓人頭暈。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秘書長，同時也是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李卓人，拿著麥克風不斷地叫嚷著。抱著募款箱的工會理事、組織幹事與義工們身上的紅背心，時而淹沒在人群當中，時而到募款桌前報告募款進度，順便喝水休息。
這是職工盟的會員工會，「物業管理與保安工會」成立五年來的第一次募款行動，類似這樣的行動，將會在未來的兩個月內於鬧區以及工廠區進行十次。這個會員則只有兩千人的工會預計募款金額是港幣二十萬，相當於台幣九十萬元左右。這不是職工盟的第一次募款行動，在
1996 與 1997 年之交，也是同樣類型的募款活動，總共募得超過台幣一千兩百萬，使得職工盟能夠靠自己的力量買下現在的會址。
◆ 從沙漠中長出來的綠芽
香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生活步調匆忙，高樓大廈林立，購物與飲食的旅遊聖地，資本家數鈔票的天堂。百餘年的英國殖民，並沒有在這裡造成像英國淵遠留長的工會運動。在這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底下，沒有最低工資、最長工時、團體協約等法令保障；比台灣早十年的產業外移，製造業人口只剩下百分之五左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勞動力人口集中在服務業；政治制度上，殖民體制下空有自由不得民主，沒有立法院可遊說，沒有政治人物來幫助解決勞資爭議。很難想像這裡會蘊發出勞工運動的綠芽，更難想像這個島上的自主工運可以產生兩個民選的立法會議員，更難想像「職工會聯盟」在香港大學
2003 年「全港最受信賴的政治團體」的調查裡，連續兩次高居榜首。
故事該從哪裡說起呢？還是從古早以前說起吧。 1940 年代國共內戰之後，香港存在著兩個總工會，一個是忠實奉行北京黨中央的意志，回歸以前搞過幾次大工潮對抗港英政府，回歸之後則一切以安定繁榮為主；一個則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忠實信徒，搞雙十國慶不輸台北的總統府。
進入 1970 年代，戰後出生的香港人逐漸成為社會中堅，不管上輩們是主動被動來到香港，這塊約一千平方公里大的城市總是安身立命之處。「移民心態」逐漸消退，繼之而起的是對於社會制度的關心。許多勞工開始不耐煩於左派（親共產黨）的「香港工會聯合會」以及右派（親國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諸如教師、公務員、郵局以及部分製造業都在
1970 年代出現自主性的工會，不加入任何一個陣營而獨立運作。對於這些獨立工會來說，兩個舊的總工會背負了許多政治包袱，並沒有真正能夠關注勞工權益。
進入 1980 年代之後，獨立工會的數目逐漸增多，成立一個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總工會的想法也慢慢浮現。在這過程當中，跟台灣一樣，來自工運團體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在這其中，由基督教所贊助的勞工團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時「工業委員會」的主任劉千石以及梁寶霖、鄧燕娥、梁詠雩、陸鳳娥與上面提過的李卓人等專職幹事，積極從事於獨立工會的催生及整合。
1984 年，在一些國際行業工會秘書處（例如：國際食品勞聯、國際化學勞聯、國際通訊勞聯等等）的協助下，「工業委員會」與十餘個獨立工會成立了一個「勞工教育中心」，一方面推動工會教育與組織工作，一方面也希望提供一個公共論壇，使得工會之間的想法得以交流。當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推動一個獨立於任何政黨控制的總工會。
◆「六四」槍聲，加速了一個新的總工會的誕生
1989 年 6 月，中國政府血腥鎮壓學生民主運動。在香港，三次百萬人民上街示威，中國駐香港代表處的「新華社」天天有學生、市民、勞工、人權等團體徹夜抗議。
「那時候啊，我每天晚上放了工，就直接到新華社門口報到加入抗議。我都想，大陸那麼封閉都有學生敢站出來了，香港人有自由，卻沒有膽子站出來，這說不過去！」工盟副主席鍾松輝回憶說（註二）。
不只鍾松輝，另外還有許多獨立工會幹部在那時挺身而出，甚至在由社運民權團體組成的「支援大陸地區民主運動聯合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六月四日，當時在「工業委員會」工作的李卓人帶著一批香港民眾的捐款到了天安門廣場，目睹血腥鎮壓，甚至遭受公安逮捕軟禁。
大家都很清楚，面對這樣的政權，不能只相信「五十年不變」的口號，是大家要動手捍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了。於是，籌組一個新的總工會的腳步就加快了，因為「特別是當我們知道了六四當晚軍隊衝進天安門廣場之後，對於韓東方他們『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帳棚，照樣掃射不誤！他們是這樣容不下獨立的勞工運動！那時許多人就想，我們現在不做，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做了。」現任職工盟的總幹事鄧燕娥回憶說
。
於是，六四事件之後，獨立工會加快了籌備總工會的進度。 1990 年 3 月，職工會聯盟正式成立，共有 25 個發起會員工會，會員
65,000 名，只有四名專職人員。 13 年之後的現在，職工盟共有 64 個會員工會，165,000 名會員，專職組織幹事 25
名，另外其他附屬單位人員將近 40 名。
◆ 職工會聯盟：香港最受信賴的政治團體
香港在過去二十年的政治變化可以用一句話來說：「脫離殖民，卻未獨立（decolonis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甚至有人講說：「脫離殖民，卻被再殖民」。這種的政治特殊性質，在北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下，香港人半信半疑卻又不得不接受了回歸中國的這件事實。雖然香港人民並沒有機會來主導設計回歸後的政治制度，但是，追求民主的想法已經在香港社會中逐漸生根萌芽。
職工盟成立之後，港英政府在 1991 年舉行了香港第一次的議會選舉，時任職工盟主席的劉千石憑藉個人的高知名度擊敗了親中派的候選人而成為立法局議員。
1994 年，劉為了長期服務金議題宣佈辭去立法局議員職務，向港英政府表達抗議。在後來的補選中，當時職工盟總幹事李卓人再度勝出。
1995 年立法局改選，職工會聯盟推出四人結合其他基進民主力量共同參選，不幸仍只有劉千石與李卓人當選，該兩人並於回歸中國後的 1998
年與 2001 年的改選中再度連任，確立了香港自主工運界的政治力量。
回歸之後，香港的立法會共有 60 席，其中只有 24 席是直選，其他是由所謂的「功能團體」間接選舉出來的，直選席次將在 2004
年改選中增為 30 席，有人戲稱這種政治制度為「分期付款式」的民主。而雖然基本法有規定了「港人治港」的原則，但是五年一任的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各「功能組別」間接選出的「選舉委員會」所推選出來的，北京的意志仍能絕對影響選舉的結果，所以即便特首董建華聲望極低，但是仍能在
2003 年順利連任。
雖然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並沒有賦予百分之百的民主，但是這本來並未引起香港人民高度的不滿。因為中共的「港人治港」的原則獲得保證，香港人民仍希望
1997 之後新的特區政府會有好的表現。但是在回歸後，資本更容易北移進入中國大陸，再加上香港特區政府跟資本家的緊密關係，使得香港的經濟發展在
1998 年金融風暴之後停滯不前，房市下跌，工資更是下跌至原有之 60～70%。董建華的統治集團信用破產，然後還硬要推行基本法二十三條有關的國家安全的立法，終於引爆港人不滿。
2003 年 7 月 1 日，由香港社運界以及民主派政黨所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大遊行，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對政府的立法，震撼了香港政壇，也讓北京與國際社會嚇了一跳。
總結來說，過去這十餘年的政治變遷，雖然不能稱得上已經民主化，但是逐漸爭取到的政治空間，讓香港社會開始有機會去參與政治決策（即便只是有限度地參與）以及發展政黨政治（即便在目前制度下，沒有一個黨可以稱為執政黨）。這裡吸引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總工會可以在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成為最受信賴的政治團體？
以下我嘗試從職工盟的發展路徑這個面向，找出幾點因素來進行討論：
※基層為主的組織目標：
工會運動就是比人頭的運動，工會會員多自然力量大。因此職工盟開宗明義就是要去「組織那些弱勢，而且尚未被組織的基層打工仔女」。在過去這幾年，許多新的工會在職工盟的協助下成立：如物業管理與保安工會、清潔工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運輸及搬運業總工會等等。而這些最基層的勞工一但被組織起來，就成為工運裡頭最堅實的一股力量。另外，行業工會的推動也是組織目標之一，像結合不同運輸業工會的「香港交通運輸業職工聯合會」，結合不同工種建築業勞工的「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適應成衣產業轉型而改名的「成衣、文職、零售業職工總會」等。
這樣的長期投入基層勞工運動的社會形象，使得工盟與其他總工會有了很大的區隔。比如說，「要福利去工聯會，要權益找職工盟」的說法已經逐漸在基層工人中擴散開來。而這也是職工盟裡兩個議員可以長期獲得高支持度的原因，因為劉千石與李卓人從
1970 年代就投身基層工運，而職工盟自成立以來也沒有脫離基層工作，為弱勢者代言的社會意象極為鮮明。
※結合知識份子：
職工盟總部現在有超過二十名的專職組織幹事，她／他們負責各工會以及在培訓中心的組織工作。這些幹事大概可以分成兩種背景，第一種是在學生時期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幹部，畢業之後就投入工運行列；第二則是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組織幹事。這兩種背景的結合，讓組織工作不會變成天馬行空也不是慈善服務。另外，香港地小人稠，所以許多規模比較小的工，買不起會所（資方提供會所之事甚少聽聞），於是就將工會會址設在職工盟，由這些職工盟的會務人員兼任工會的總幹事。這產生了三個好處，第一，職工盟與會員工會都降低了人事成本；第二，會員工會與職工盟之間的互動更為緊密，不會有脫節的現象；第三、這麼多年輕的組織幹事不用四散在各工會之中，從而在必要的時候，諸如五一勞動節或者像
2003 年七月一日大遊行一樣的時候，可以產生比較大的動能。
事實上，香港獨立工運跟知識份子的結合從 1970 年代就開始了，而且沒有台灣常見的工運團體之間內耗性的鬥爭。路線上的辯論是存在的，但是差異之區分線不在於工會幹部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分隔，也不是在工運團體之間的地盤競爭，也不是在工運團體與總工會之間權力角逐，就事論事的路線辯論就不致使運動出現內鬥或者停滯的現象。無論是在重大政治議題或者是工運議題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香港的自主工會與工運團體密切地合作。而職工盟、工運團體與學術界共同推動籌設的「社會與經濟研究所」更是一個新的嚐試，希望可以進一步結合知識界的力量，增加運動的理論深度。
※善於創造資源：
跟台灣一樣，香港工會會費過低是自主工運的一個潛藏的危機。另一個親北京的總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由於背後有行政資源支持，所以會費非常低，這讓職工盟系統的工會很難把會費提高（註三）。於是，靈活地尋找資源就成了職工盟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四項收入來源：
一、募款行動：就是像文章一開頭介紹的類似募款活動。現在工盟正在進行的另一項籌款是 12 月 14 日「籌募 2004 年立法會競選經費」健行活動，透過基層工會與會員的動員，預計籌募金額是一百萬港幣。
二、再培訓中心：港英政府從 1994 年就把職業訓練交給包括工會在內的民間團體來執行。職工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接觸基層失業工人的大好機會，於是著手開辦「再培訓中心」。現於全港設立有五個中心，除了專業管理人員與講師之外，各中心也有組織幹事負責組訓。再培訓中心不僅成為工盟財務上相當重要的來源，同時更重要的是，每年透過再培訓中心加入工會的學員就高達五千人。
三、尋找補助：香港自主工運從 1980 年代起就與國際工會接觸頻繁，並且提出企劃向歐美工會申請補助。另一個來源是香港的慈善團體，工盟或者底下的會員工會會去說服像樂施會（Oxfam）這樣的團體給予經費上的支持。
四、再回收中心：這是 2003 年開辦的一項業務，希望可以透過資源再回收與轉賣，籌得款項專門用在基層弱勢勞工的組織工作上，現有專職人員
7 人。這項深入社區的工作，同樣地，不僅成為工盟的新財源，也提供了另一項接觸勞工的新管道。
當然，最後但也是最根本的一項努力還是要去提高工會會費。部分工會已經成功提高會費，雖然仍離國際標準的薪資 1% 還有一段距離。另外，凡是有工盟組織幹事兼任會務人員的工會，職工盟已經從
2002 年開始收取「幹事服務費」，試圖去突顯工會的經營成本。
沒錢就去找錢這是天經地義，但是職工盟沒有急病亂投醫。我們看不到工盟卑恭屈膝地去找政府要經費，也沒有不計手段地開職訓班去賺錢。開闢財源的背後，蘊含著組織發展的概念，這才是可貴之處。「我們是工會，不是公司」，每年要處理超過台幣一億元預算的總幹事鄧燕娥說。
同時，在開拓如此多的財源之後，職工盟在活動上得以維持高度的自主性，甚至在關鍵的時候發揮其影響力，例如在七一大遊行前半年，工盟已經開始投入極大的資源來推動這場反對
23 條立法的運動。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職工盟的資源投入，光靠其他民主派政黨的動員可能不會產生七一大遊行這樣大的動能。
※「團結、飯碗、公義、民主」：寬闊的工會意識
前面已經說過，職工盟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去組織基層弱勢勞工，這是工盟口號：「團結、飯碗、公義、民主」前兩項的具體展現。後兩個口號則具體展現在工盟對於社會事務參與以及與其他團體結盟上面，我們可以用三個例子來了解職工盟的「工運社會化」模式：第一是職工盟反對特區政府逐漸削減公共服務的開支，結合了婦女團體、社福團體、教育團體成立了「關注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發展聯席」，彙整各方意見，並且於
2003 年 10 月發動遊行。第二個例子是「全球聯陣」：職工盟結合了工業傷亡權益社、基層發展中心、女工協會、街工、先驅社、深水埔社區協會以及一些教會組織於
2003 年 5 月成立了香港「全球聯陣」來關注全球化相關的議題，也是經常舉辦研討會與遊行。第三個例子則是前面提過的政治性組織：在得知港府要開始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之後，職工盟馬上結合社運團體以及民主派的政黨成立了「民間人權陣線」，並且以這為發起基地舉辦各項論壇、抗議行動，而七一大遊行也是以這個陣線的名義來發動的。
有寬闊的工會意識才能做到真正的社會結盟，不會僅僅停留在表面上的合作。也正是由於這類型的社會參與，使得職工盟難以被媒體定義成「吵糖吃的小孩」，也使得職工盟可以獲得香港民眾比較正面的評價。
◆ 代結論：工會的政治力量來自於……
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並不存在活躍的地方政治，也沒有所謂的政黨政治。因此在中英回歸談判開始之後所產生的政治空間，主要是由社會運動團體來填滿的。即便在
1991 年之後政黨政治開始成形，職工盟也沒有讓位給政黨來代理政治上的訴求，反而在其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因為，職工盟很清楚現有的民主黨派不會站在工人或者弱勢者的立場發聲，即使大家在批判董建華政府或者親中勢力上面是一致的。
看到香港的例子，台灣的工運經驗則大為不同。在 1990 年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中，我們的自主工運不是比較傾向支持民進黨來推翻國民黨政權，就是選擇與政治保持距離，在重要的政治議題上（比如說
90 年代的六次修憲），大家自動讓位給政黨去處理，至於與其他社運結盟而企圖涉入政治領域的程度也不高。這兩種經驗的對照，希望可以讓大家在思考未來工運與政治參與的時候做一些參考。
最後，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政治參與當然有遇到許多困難。比如說，參政人才不足、與其他民主黨派競合的問題、政治資源不足、工會與政黨兩種角色的扮演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在職工盟的內部組訓營隊中經常被提起討論，也逐漸有一些方案來解決，比如說從
2002 年開始，職工盟固定每年會舉辦「政治培訓課程」系列的勞教班；另外像每年的代表大會或者屬會營隊，這些議題都會成為辯論的焦點。
工會的政治力道最終還是看組織實力來決定的。在香港民主前途仍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如何鼓舞更多勞工參與工會，如何靠著工人集體力量推動社會與政治改革恐怕才是重要的功課。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已經當了將近十年的議員，他在職工盟十週年特刊中所說的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清楚職工盟對於組織工作以及政治參與的想法：「回歸後，議員提出私人法案已被限制至幾乎零空間……，再加上經濟劣勢，要在議會內通過職工盟倡議的勞工政策，將會難上加難，職工盟議會外的抗爭就更加重要。（註四）」或許就是因為體認到這點，不管是募款或者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的朋友沒有放棄在街頭上以及工廠門口揮汗如雨與聲嘶力竭，因為那才是勞工政治力量的真正來源
（註五）。
註：
1. 本文完成於作者於 2003 年 8～11 月於香港進行田野研究的時期，寫作期間承蒙香港職工會聯盟慷慨提供檔案資料，特此致謝。
2. 有關 1989 年六四事件跟香港獨立工運的關係，請見香港職工會聯盟與中國勞工通訊於 2002 年所出版的「工人與六四──從八九到今天」。
3. 香港法例允許多元工會的存在，因此同一個公司或者同一個行業通常存在多個工會。這樣的競爭關係，讓同一公司或者行業中的勞工容易去比較會費高低。
4.「職工盟十週年特刊」，2000年一月出版。
5. 如欲進一步了解香港職工會聯盟，可參閱其網站： http://www.hkctu.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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