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3.12.25

年關一到，錢財的問題特別敏感。綠營要追討國民黨黨產，藍營要追究被民進黨賤賣的國有企業資產，幾十億、幾百億的數字在我們耳畔飛來晃去；而在民間行號裏，公司被掏空、公款被捲逃的案子頻繁，千百萬的金額乍然於人間蒸發。看在天天為了幾十塊錢而斤斤計較的升斗小民眼裡，只能怨怪自己沒有偷、盜、搶的本事。

藍綠互咬，政黨、政府一概淪為政客搞錢、洗錢的工具，從其揭發內容來看，每項其實都已是劉泰英級的經濟犯罪層次；然而，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所謂法網恢恢，對於經濟犯罪者卻是特別疏漏。當經濟自由化成為全球信條，對於經濟犯罪者的寬容似乎也成為自由化的一環。

國際上對所謂「違反人道罪」窮追不捨，海牙國際法庭、美洲人權法庭、歐洲人權法庭可俯允美國、北約等「世界警察」出兵直搗主權國家，擒拿被定義為獨裁者的國家領導人，加以審判定罪；盧安達、前南斯拉夫，乃至伊拉克，其元首可瞬時淪為階下囚。然而，一個獨裁者的上台，必然跟隨著一個雞犬升天的利益集團，許多企業大亨既是獨裁者的支持者，同時也是經濟上的獲利者，藉由特許的權力或不正當手段獲取暴利，再以金錢回饋或供養掌握權力的主子，可是當主政者失事喪權，這些經濟代理人卻依然法外逍遙，繼續享受榮華富貴。雖然 1994年在WTO的體制下設立了處理經貿糾紛的機構，但其懲處對象無非是違反了「自由貿易」神聖法則的政府，對跨國企業明目張膽的經濟犯罪行為卻是束手放任。

不僅國際法庭對於經濟犯罪者無可奈何，國家司法對經濟犯罪案件通常也是網開一面。以台灣為例，劉泰英集團的罪證何其確鑿，然而「泰公」雖幾度法庭進出，於今終究無事，他所服侍供養過的主子依然生龍活虎，手下人馬仍在各大企業要津設立路霸。這是當代民主社會一個很弔詭的現象。換言之，當經濟自由化成為神聖不可侵犯時，意味著經濟活動比其他社會活動都擁有更大的自由；或者說，經濟能力越強者，擁有的自由度就越高。在國內或國際司法體系上，對經濟犯罪的定義都相當模糊，給大亨、大企業相當寬廣的財務操作空間，這種自由度，往往就是獲利的保證。

不過，許多法學家也指出，所謂法律者，無非是當下社會權力關係的表達。希望法律能明白告訴我們：人民和大亨間，主政者和財團間，究竟是什麼樣的權力關係！

大台北地區機車騎士們，未來除了得忍受機車道的褊窄、壅塞，交通罰款的瑣繁、價昂，汽車的卡位、爭道，以及時不時就會「中獎」一次的機件故障、交通事故的開銷外，還得支付停車的費用，著實讓人憤慨！

台北市府此一措施，雖說是為了「減少機車使用率、提升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意願」，解決交通堵塞和停車的問題。然而此一政策卻在客觀上起了倒果為因、歸咎受害者的迷霧作用。交通問題之所以沈重，主要是緣於 1980年代國府在國際壟斷資本壓力下，大幅開放小汽車進口，同時放任公共運輸系統的不發展狀態所導致的。

工人階級和其他弱勢大眾之所以依賴機車代步，也是此背景下之的不得不然。馬英九市長曾長期居處執政黨要津，客觀上正是共犯之一，竟還把交通問題的責任推給交通問題的受害者——主要為受薪階級的機車族，豈不是顛倒黑白？

馬市長為何既不盡速執行棋盤式公車計畫，提高捷運系統的便捷度，又不兌現「一票到底、轉乘免費」的競選承諾，減輕普羅大眾搭乘公車的負擔，徒然以機車停車收費來逼迫機車族搭公車或捷運？難不成在馬市長眼裡，大多為基層勞工的機車族，就是活該受罪？

（特約撰述）

馬英九市長表面上看起來雍容有度、一派紳士，似無過去國民黨外省官僚所慣有的省籍歧視心態；但事實上他不僅是國民黨外省權貴流亡集團處心積慮扶植起來的接班菁英，內心深處潛藏著極為隱晦的省籍優越感，而且在他開明、清新的施政包裝背後，處處可見省籍政治的鑿痕。

以最明顯體現出意識形態立場的文化政策為例，從龍應台到廖咸浩，捍衛的無一不是虛無的中國主體，或某種漂泊無根的本土文化內容，展示在文化活動的本質上，始終就是對於外省人文化集團的過往與當下成果的追憶，不論是現代主義的吶喊，還是後現代主義的頹廢、犬儒，都在在是為了抵銷去中國化本土運動的正向力量。

至於機車停車收費乙案的爭議亦然，大家都知道機車是本省籍民眾慣於使用的代步工具，長年以來，早已成為台灣底層文化的一部分，並無優劣可言。然而，對馬英九等外省菁英而言，騎機車是一種落後、不文明的交通方式，因此亟欲透過停車收費、以價制量的方式，改造本省籍市民的生活習慣，向「優質」的捷運文明靠攏。

從文化、政治到生活習慣，外省流亡集團的復辟正步步逼近台灣人，若不察覺，只能說是台灣人的可悲！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