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中世紀西方人主要是從宗教的角度教化兒童，啟蒙以後從哲學角度辯論兒童， 19世紀以後從社福角度救助兒童，那麼20世紀就是從科學角度來研究兒童了。

當代西方人對兒童的想像與論述，歷經數百年的轉化與演變——從需要修剪的樹枝，到純潔的白紙，再到高貴的野蠻人；從與大人只有形體上差異的小大人，到兒童有他們自己特殊的情感世界——兒童的多種樣貌，在 19世紀中、末期因為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強大，走到一個很關鍵性的位置，就是愈來愈取得一個「被研究者」的客體地位，讓兒童在概念上與心理上逐漸與成人（研究者）愈分愈開。

在這進程中，很少有人會想到英國自然學家達爾文的貢獻。但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其 1859年的劃時代巨著《演化論》，不僅宏觀地改變總體西方科學發展，微觀來說亦改變了（或者其實是加強）西方人對兒童的理解。這種影響主要是發生在理論內容與研究方法兩方面。

首先，在理論內容上，簡單來說，其結論——人類是由猿猴演化而來——給予了當時的人一種全新的想像方式，也就是將「猿猴→人類」與「兒童→成人」兩種路徑給予對應與聯想，使我們更加習慣用一種以線性時間為縱軸的「演化／轉變／發展」模式，來思考兒童與成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兒童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一百年前盧梭「兒童是高貴野蠻人」的浪漫主義哲學，似乎得到了（自然）科學「理論／假說」不謀而合的支持（當然，弔詭的是，在類猿猴似的較低等演化位階的暗示之下，原來浪漫主義裡的「高貴」兩字多多少少就被蒸餾揮發出去，剩下「野蠻」的一種較負面的訊息在剩下的萃取物裡）。

因此， 19世紀中、末期，那些福音教派的慈善家其實是用一種「由上往下看」的心態來從事兒童福利慈善事業就不足為奇了。這些慈善活動許多是落在公共衛生和健康教育的領域裡，他們提供貧兒乾淨的飲水和消毒過的牛奶，呼籲婦女餵哺母乳，以便給孩子最多營養（因為母乳是「最自然」的食物），盡一切力量「極力消除」都市貧民區裡的污穢不潔。這一切努力，目標便是讓受苦於過高死亡率的兒童，能夠有機會「演化／發展／成長」為較高等的生物。

除了理論內容上給予位階式的發展演化觀之外，達爾文的研究方法也在實際生活上改變看兒童的方式。這位生物學家仔細觀察自然界裡的動植物及化石，詳盡地記錄與分析各種形態與分類，給予了當時的人一種科學性的研究態度與精神。兒童本質為何的議題，在這種風潮下，除了哲學、宗教等形而上的辯論之外，得到更多實證研究的科學內涵。

於是，就像許多現代父母會一點一滴地記錄自己寶貝的成長過程一樣， 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有很多父母（通常是母親）對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有子女者對其親戚朋友的孩子，從一出生開始就鉅細靡遺、一五一十地觀察和記錄，在20世紀早期便因此形成了許多嬰兒傳記（baby biographies，至達爾文本人也曾將他的放大鏡從動植物和化石轉向嬰兒。他在1877年的「Mind」期刊上就曾經發表過一篇報告，叫「一個嬰兒的傳記式速寫」）。

這批在這個時期大量形成的、以文字描述和近距離觀察方式完成的嬰兒傳記，就成為日後兒童心理學的研究先驅。

然而，當時在克拉克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 G. Stanley Hall（也就是後來的「兒童研究運動之父」），並不滿意這樣毫無統整的研究結果，如果為自己的嬰兒做記錄算得上是一種研究方式的話。他認為，個別兒童（individual child）的個別生長狀況，並不能告訴我們：究竟一個典型的兒童（typical child）是一個怎麼樣的生長狀況。換言之，我們需要把每次的研究對象從一、兩位兒童擴大成一大群兒童，測量他們的各種行為及生長數據，從中得出一個平均值或標準值，建立一個發展時間表（timetable），拿個別兒童與這個均數做比較，得知這個兒童是正常還是異常，這樣的科學研究才有意義。

於是， Hall與他有名的弟子Arnold Gesell，就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在大學裡的實驗幼稚園和兒童發展研究中心開始他們大樣本的研究。由於他們的研究目標是要對兒童各方面的發展建立一個客觀性的描述，因此在兒童心理學裡，Hall和Gesell便建立了一條「規範性途徑」（Normative approach）。

在風起雲湧的「兒童研究運動」之下，兒童這種「東西」就愈來愈被以科學的角度和方式來定義、加以詮釋和闡述。而「兒童的本質為何」這類難以定義、無法客觀量化、又不容易產生共識（也許，最重要的是不能對國計民生有實際貢獻）的抽象哲學議題，就逐漸被人揚棄、遺忘，取而代之的是諸如「兒童有那些能力？」、「這些能力大概在何時產生？」這些 what、when、which等，能從眾多個人身上被歸納出來，因此能夠成為被一再檢證的具體科學問題。

受到達爾文的深遠影響， Hall和Gesell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從眾多兒童身上歸納出來的發展時間表，是我們老祖宗數百萬年來演化的產物，它是內在於我們的基因裡的。換言之，一個（正常的）兒童到了多大的時候會發展出什麼能力，是祖宗事先就寫好在我們的基因裡的。這種發展時間表是一種先天的配備（inner-wired），孩子自然會依照這個藍圖順利生長，做父母的就實在不必對孩子的發展狀況太過操心。（這裡我們也看得出盧梭浪漫派理論的影響吧！）

除了 Gesell的眾多書籍被廣泛閱讀之外，後來一位著名的小兒科醫師Benjamin Spock所寫的一本育兒讀物：《嬰幼兒照護》（Baby and Child Care），亦是採取類似觀點。這本書1946年第一版時，原名叫做《嬰幼兒照護的常識書》（Common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即是在勸慰作家長的放輕鬆，用常識就可以養育好孩子。

這本書甫出版就極為暢銷，到 1967年時已經賣到170刷，變成當時家家戶戶不可或缺的一本育兒聖經。不過60年代後，就把書名中「Commonsense book」幾個字拿掉了，原因或許與社會風潮的轉變及兒童心理學本身理論變遷有關。不過，除此之外，這本目前已改版到第7版的育兒寶典還是極為暢銷，在美國社會仍在持續發揮影響力中。

給孩子講課，我得特別注意戒急用忍。大概很多家長都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孩子當成神童，拿成人的水平和孩子比，於是不耐心、嫌孩子反應慢、點不透，甚至因此而訓斥孩子。我也常有這種情況，這時太太總是站出來為女兒打抱不平。她的理由再簡單、再正確不過︰人家是小孩嘛！的確，特別是當爸爸的請注意，每當你對孩子不耐心的時候，請仔細回憶一下自己小時候的「業績」。

我給佳佳講過我上小學第一天就測驗考兩分的故事。那是我上的第一堂語文課，我們學漢語拼音。我記得很清楚，吳老師首先給我們看了拼音字母表，然後教了 a、b、c、d（啊，波，茨，的）四個拼音。領讀幾遍後，老師就以a為例給我們講四聲。這下可把我弄糊塗了，我死活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老師只用a來標四聲而不用b、c、d。下課前10分鐘，吳老師給我們小測驗，而我則僵在那四聲的標號上怎麼也不肯往下做了。於是得了兩分。

「哈哈，爸爸，你怎麼腦筋這麼死，這麼固執，的確像是你能幹出來的傻事。所以呀，以後我要是鑽牛角尖，你就少訓我，誰讓我是你的女兒呢？」了解爸爸小時候的「糗事」，對女兒的自信的確是無形的鼓勵。

除了學習，佳佳還要練習吹黑管。佳佳是從四年級開始學吹黑管的。馬布勒佛小學有幾只黑管和長笛。新來的、年輕的音樂老師朱麗葉小姐想把這些樂器利用起來辦個小樂隊，提高孩子們學音樂的興趣，也豐富學校的文藝活動。她請來了一位退了休的音樂師休斯先生義務來教孩子們。佳佳本來是被選去學長笛的，但她怎麼也吹不響。朱麗葉小姐和休斯先生都認定佳佳一定能學好一樣樂器，就又讓她試吹黑管，這回倒是一吹就響了，雖然聲音不很中聽。於是佳佳只好放棄亮閃閃的長笛，吹上了黑乎乎的單簧管。

佳佳學什麼都很認真，而且對音樂很有靈氣和感受力，她學習黑管進步神速，立刻博得休斯先生的青睞。有一次，休斯先生教她吹一首簡單的練習曲。在休斯先生示範後，佳佳第一次試吹，就準確無誤地吹了下來，沒出一點錯。休斯先生很吃驚，問佳佳是不是原來學過這曲子。佳佳搖搖頭。休斯先生又問，那你父母是不是做音樂專業的？佳佳告訴休斯先生，爸爸媽媽都很喜歡音樂，但可惜連五線譜都不認識。

努力準備考試

時間在忙忙碌碌中飛逝。暑假之後，佳佳進入五年級，遇到了那個倒霉的妮寇絲小姐，開始了她小學生活中最不愉快的一年。

秋季學期裡，各個公立和私立中學都分別安排開放日，請準備報考的學生和家長來看學校並領取報名表。我們領佳佳去看了幾所私立女中，包括聖保羅女子中學。聖保羅女子中學位於漢姆斯密斯附近，建校於 1903年，是最早提倡女權主義並率先對女子進行全面解放教育的學校之一。該校力主男女平等，以培養有高度自信的獨立的職業婦女為己任。學校的主樓正對校門。主樓正中是供全校集會的大廳，有舞台和管風琴。周邊是教室和圖書館。主樓之外有音樂翼樓、科學翼樓等。學校有網球場、體育館和游泳池。顯然該校有很好的教學設施，但是校園比較擁擠窄小，無論校舍還是景觀，一無驚人之處。（待續）

決定是否成功的關鍵第一學期結束了（ 12月5日結束）！有些同學向我抱怨，他們的指導教授在上一次的會面指導（supervision）後，直接告訴他／她們，依劍橋大學規定，每個學期至少有4次的會面指導，而上次是第四次，所以在第二學期開始前（2004年1月15日），他（她）們將不再有任何的會面指導，縱然有些學生對於自己在1月中要交出的第一個作業依然非常模糊，東方學生大多選擇逆來順受。

遇到那種「混混」的指導教授，學生只能自求多福，我甚至還聽過兩個月才見過一次指導教授的真實案例，見面後討論的內容卻是生活的瑣事，例如妳的頭髮在哪邊剪的之類的對話！

一位即將畢業的台灣學生告訴我，她剛到劍橋大學時，發現有些學生真的很優秀，但許多人在第二年多「消失」了，無法繼續念下去，其中的關鍵就在指導教授。好的指導教授會給你方向、跟你討論、開書單，當然跟這樣的指導教授學習壓力很大，但進步也很快，因為你不需浪費許多時間去摸索，直接就念所謂「最經典」的好書！我的指導教授就是這種類型，雖然很辛苦，但絕對值得。

本學期最後一次會面指導，我的指導教授就告訴我，「妳寫的論文『只』在 B-、B+的程度，我相信妳可以更好，所以妳應該再念哪些書，再澄清哪些概念，再發展哪些理論……」聽說，依慣例，我的指導教授希望她的學生都拿A（最高等級），而她的學生在她的指導下，還真的大部份都拿了A。

台灣學生對英國博士教育有個誤解，那就是「只要跟老師做研究就好，完全不需修課！」其實在劍橋大學也好，在其他學校也一樣，有些科系要求博士班學生在第一年修專業核心課程，以確保之後的研究品質。

以我所在的教育系為例，第一學期我們要修方法論（ Methodology）的課，從實證、後實證、行為主義、建構、歷史觀、現象學、詮釋學、批判理論、後結構到哲學思考等；第二學期進入研究方法與設計，包括量化與質化的方析；第三學期的課程較少，大部份時間要做自己的研究。

每個學期結束後，要交一份報告，成績分成 F、B-、B、B+、A五個等級，博士班學生平均成績要B以上，第二學期的量化及質化考試也都需通過，7月底前交出兩萬字以上的論文，才能參加最後的口試（Viva)，成為博士候選人。

一邊修課，一邊要滿足指導教授的要求，其實並不輕鬆，有時候法國樓友 Laurance見到我，總要問一下：妳的社交生活沒問題吧？「社交生活」？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我知道現在自己的生活挺好的，不想特別花力氣去營造「社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