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19世紀中、末期達爾文及20世紀初期「兒童研究運動」的影響，當代兒童心理學家和小兒科醫生觀察兒童，就像植物學家拿著放大鏡研究植物，試圖去歸納分析出一顆種子是如何、以及在何時、何種條件下才能夠發芽、成長、茁壯、開花、結果、繁衍下一代，一個兒童又是在何時、何種條件下才能夠逐步發展出社會所需的各種能力，逐漸成熟至繁衍出下一代。

這種把人的生命週期比擬成植物的成長週期的一種農業式、有機式的觀點，不只在歐美各國如此，其實在其他許多社會、許多文明亦然。在 20世紀初期的歐美，這種受到生物學作為一種強大學科影響之下的主流觀點，很能呼應18世紀浪漫學派嚮往自然的理想，把兒童視作「成長中的農作物」就變成一種很流行的看法。

這種看法會有哪些隱憂呢？

首先，在這種階段論下，「兒童」是一種未完成式，她的存在本身永遠不是目的（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是只有孩童組成的社會？除了在小說裡），而是一種工具與手段。她是一種過渡狀態，是一種暫時性的階段，是為了成年（的目的）而存在。這就好像蛹與蝴蝶的不可逆性轉變——蝴蝶的前身，蛹，本身的存在不是目的，其存在的唯一價值是為了羽化成蝶，兒童存在的目的也是為了「轉大人」。

這種蛻變的過程彰顯出，在一種有「 before」和「after」可資比較的狀況下，那個「after」永遠是人們比較想要的、比較重視的、認為有價值的追求對象，即便人們口裡永遠有另一套歌頌童年之美的諸如「我們只有一個童年」的說詞（這句話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我們不是也只有一個成年嗎？誰的30歲可以再來一次？）。

總之，施肥、澆水、除草、日照……讓這些「幼苗」順利平安長成「像大樹那麼高」的棟樑，就成為一個國家社會的重要施政目標。成人教育為何沒有成年以前的教育那麼競爭激烈？有一部份原因就跟這種「成長中的農作物」的隱喻有關。

其次，使用這種帶有明顯界限的階段式假說，容易讓我們僅從大人（主流）的眼光來「回頭看一個過去的階段」，「童年」這種概念就容易變成一種事不關己的過去式；或者精確一點說，變成一種與現在的自己無關的完成式。

寫到這裡，就不由得要談一下由這種隱喻所導致的一個問題。很多人常常感嘆：現在的小孩，程度愈來愈差了；或者，現在的小孩，怎麼都不愛唸書，對文字的接受度遠低於圖像；又或者，現在的小孩愈來愈沒禮貌了等等，總之都是一些「現在的小孩比較爛」的感嘆。

現在的小孩比誰爛呢？當然是比過去的小孩爛。過去的小孩是誰呢？當然是現在的大人——就是這些在感嘆世風日下的人。於是在貶現在的小孩的同時，其實就是在褒自己（那個記憶中好優秀的但是已經不存在了的小孩）。

說起來，這真的是一個很自戀、很病態的心態在背後作祟。如果那些已經作古的老祖宗們會說話，一定也會說：「現在的大人，程度愈來愈差了！」或者：「現在的大人都不懂得反省自己。」

親愛的父母師長們，如果你們自己都不愛看書，怎能抱怨孩子對唸書沒興趣呢？如果你們自己成天窩在沙發上看電視，怎能斥罵孩子整天沈迷在電腦前打電動玩具呢？如果自己都很少主動敦親睦鄰，怎麼有資格說孩子見了人都不懂得打招呼呢？不要忘記，孩子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來的影像，除了是那個十幾、廿幾年前因年代久遠而被美化了的張小弟弟、李小妹妹（過去的我們）之外，更大部分是這個此時此地的、因工作忙碌而看不見自己的張老師、李老闆（現在的我們）啊！

回頭談談農業式隱喻問題。

除了容易導致揠苗助長的激烈競爭、忘了反省自己的大人容易是古非今，以致對孩子做出不合理的要求之外，把兒童比喻成幼苗，還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功能，在 20世紀早期的美國引發另一種與前述兩種完全矛盾的觀點。

就像 A種子不可能長成B植物一樣，所有的生物都是按照本身的inner plan（現在叫做基因）來一步步成長，後天的環境不可能有太決定性的力量。因此兒童的智力也是固定的，在出生時就已經註定好了，任何想要加速進行的特別努力都將是徒勞無功，就像澆太多的水會把植物淹死、施太多肥會把植物燒死，這些揠苗助長的努力不但無效，反而有害，因此父母師長只要照顧好兒童的身體，她們自然就會發展她們的智力，像花兒到了時間就會自己開花結果。

這種固定智力論，在 20世紀早期的美國曾經一度非常流行（例如筆者前文《達爾文對西方幼兒教育的影響》中提到的一本40年代育兒聖典：嬰幼兒照護的「常識」書）。父母對孩子的課業要求趨於寬鬆，學校，特別是都市裡的公立教育系統，甚至到了放任不管的地步（最後引起很多教育問題），戰後一片復甦榮景的各界人士，普遍活在一種樂觀的氣氛裡。事實也是這樣，如果先天的部份決定一切，又何須太多後天的努力？況且好的工作機會到處都是，學位就不是成功的唯一必經之途。

然而這種放牛吃草的心理，到了 60年代卻有所改變。首先是前蘇聯在1957年發射史波尼克號這件轟動一時、舉世無雙的國際大事（編按：史波尼克號是人類第一顆升空的人造衛星），讓正處於軍備競賽中的美國驚覺：「家長老師放輕鬆」的教育心態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這直接導致了美國「國際（軍事）競爭力的減弱」。

然後是智力論本身的理論發展從固定論走向流動論。 20世紀前期在歐洲就大放異彩的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其著作到50年代才突破意識形態的封鎖，而被譯介到美國，並且忽然走紅。其理論說明，兒童所處的環境如果具有豐富的刺激（這裡指的是物理環境，而非社會性環境），兒童就能夠獲得良好的認知發展。

而後皮亞傑的理論由 J.M. Hunt發揚光大。Hunt在1961年的著作《智力與經驗》（Intelligence and experience）中明確主張：環境所提供的機會，必須要能與兒童各階段的發展需求相配合(match)。而美國的教育界一向與心理學界互通聲氣。多產又有影響力的教育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64年的著作《人類特徵中的穩定與變遷》（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uman characteristics）更是直言，我們必須提供兒童一個「有力的環境」（powerful environment），也就是必須對她們施以敏感而有回應的照護（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caregiving）。

這些無異是說明了環境對人類智力發展的重要性——儘管施太多肥會把植物燒死、澆太多水會把植物淹死，然而，蓋一間可以自動灑水的高科技溫室暖房就可以彌補這種缺陷，讓成長中的農作物在科學的輔助下長得更快更好。於是，有機農業觀仍然無法被突破，只是換了個更高級的形式。

因此， 60年代後的美國就反過來開始注重智力以及智育，這也可以從流行文化裡窺見一斑。Wrigley在1989年《教育史季刊》的一篇文章「幼兒是否需要智力刺激？從1900年到1985年專家給家長的建議」裡，分析了20世紀的前85年中，流通於美國的60種流行雜誌裡的1,017篇文章。他發現，從1900年到1930年，只有大約15％左右的文章與兒童智力發展有關，而有超過一半的文章是在談論醫療營養的主題；到了1950年代，談智力發展的文章比例緩步上升到將近21％；而到了1960年代，這個數字就翻了一倍，驟升到47.4％，也就是說，60年代的育兒文章裡，有將近一半的比例都在關切美國的孩子是否夠聰明。

這篇文章只分析到 1985年，筆者相信，如果去分析1985年以後到現在2003年的育兒雜誌，這個數字應當還有繼續升高的趨勢。的確，當生死問題不再像個巨大的陰影，時時刻刻籠罩在有初生嬰兒的家庭時，人們就愈來愈有餘裕去思考：如何才能活得更好。除了「兒童有那些能力？」、「這些能力大概在何時產生？」這類基本問題之外，「能否加速這些能力產生？」、「如何加速這些能力產生？」就變成科學家們更有興趣的議題。智育的重要性遂在60年代逐漸凌駕其他議題。到了2004年的今日，小布希政府對於提倡注重智育的讀寫算教學內容更是不遺餘力了。

總之，歷史走到了 19世紀中、末期，便大抵型塑了我們今日看待童年的方式；到了20世紀，這個方式更是隨著科學的逐日強大而更加鞏固——亦即，把童年這個概念放在一個由人生各階段所構成的「發展路徑」裡，視其為其中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存在；以及把這個過渡性的暫時存在的主體（兒童）予以客體化，也就是把一個叫「兒童」的族群與我們分開、標示出來，然後把她們放在我們的眼底來觀察、討論，由我們這些屬於發展完成階段的成年人來為這些「半成品」發聲、代言。

而在這些代言人中，最有力的就是科學家或小兒科醫生等具有專業知識的人，這些本身必須藉助高度智力發展的職業別及從業人士，更是塑造了我們重視兒童智能發展的時代趨向。簡而言之，用一副「發展階段」（特別是智力發展）的眼鏡來看兒童，便是在科學學科（生物學、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的幫助下，逐步在 20世紀確認起來的一種當代觀看方式。這種偏向智性的觀看方式，由於非常符合中產階級本身的智性品味，遂變成一種主流的、屹立不搖的價值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在繼續不斷地說服我們：孩子擁有良好的智力，將來才會有地位高尚的職業，我們的國家才有競爭力。

「強風」（strong wind）是劍橋氣候的特色，也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劍橋地方台的氣象報告經常聽到的字眼。剛好我的房間是在閣樓上，對風的感覺也特別敏銳，因為因風而嘎嘎響的窗戶經常要提醒我：這是劍橋！雖然風強，半夜或黃昏也經常下著綿綿細雨，這些氣候環境好像絲毫阻撓不了精力充沛的劍橋人騎腳踏車的習慣！

我還是喜歡走路，至少目前為止依然如此。走累了可以逛逛店家，甚至找一家茶店或咖啡店就坐下來念書或休息。前幾天，我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店，也是一間教堂，叫 The Michaelhouse Center，就在有名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斜對面，佈置非常典雅，也很安靜，加上清新淡雅的輕音樂，是最適合念書、思考或寫作的地方了。

劍橋的教堂很多，在台灣「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用在劍橋其實也很貼切。除了大部分的劍橋大學的老學院都會有自己的小教堂外，學院外還有許多教堂。學院內教堂的主事者（ chaplain）也是學院的重要人物，還會定期邀學生聚餐或聊天，當然是免費的，我被邀了兩次，但剛好都有事不能去，下次一定要去看看。

一般而言，教堂的活動很多，就我所在的耶穌學院（ Jesus College）從週一到週六，每天早晚都有祈禱會（prayer），其中有三次可以看到教堂合唱團的演出；週日傍晚有宣道會（preacher），另外在特別的日子裏還會有特別的禮拜，例如學院註冊（Matriculation）以及耶誕節的聖歌演出等。當然，只有少數的學生會出現。

許多教堂也會主動協助一些慈善活動。日前，某教堂主辦學術二手書展，每本只要一塊英磅，約台幣 57元，這些書都是某中部大學圖書館不要的舊書，大部分出版年代久遠，約在1960～1990之間，但有些書仍有參考價值，因此我買了7本，只要7磅！這些錢將投入第三世界國家，讓更多人可以讀書，就如文宣上寫的「給他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Give someone a fish and feed them for a day. TEACH them to fish and feed them for life.) 沒想到英文裏也有相同的比喻。

在英國，買書貴，因此經常有些二手書展，每本一塊或兩塊英磅起，但必須有耐心慢慢找，當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書，一切的努力都將有了代價，這是留學生的生存之道，或許也是樂趣之一！

雖然如此，一些基本的書還是要買的。剛到劍橋時，我買了一本《教育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這本書是暢銷英國教育界的書，當我翻開第一頁時，我突然感到很驕傲，全頁只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知難行易」，當然是用英文寫的：「To understand is hard. Once one understands, action is easy. （Sun Yat Sen, 1866-1925）」三個作者都是英國的教授，或許是國父曾在英國研究，因此也留下一些痕跡吧！

英國以喝茶著稱，但在劍橋，喝咖啡的人不少，喝酒的人似乎更多，而且是每次正式餐宴（ formal dinner）少不了的。目前為止，我在學院吃過三次正式餐宴，在別的學院吃過一次，一餐下來通常可以喝到三種以上的名酒，但「茶或咖啡」通常只跟著甜點一起來，「茶」並非絕對喝得到，而且就是一般的茶，茶具也沒有特殊講究。記著我出國前，曾在台灣看到一則新聞，英國某協會派英國茶大使到台灣，「教導」如何喝英國茶以及用茶的禮儀，我想在英國本土或許也需要更多這樣的大使。

「酒」在英國不貴，一般的葡萄酒或紅酒等，大概台幣兩百元就可買到，因此請朋友到宿舍吃飯或去朋友家吃飯，通常會準備酒，便宜又大方。明天有朋友請吃晚餐，因此今天下午我就到超市買酒，我想一年後我的酒量會更好！或許這也是意外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