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化分析我們先從台灣「好樂迪集團」近年來的發展作為切入點，而之所以討論好樂迪集團的原因在於，這跟我們上次討論的周杰倫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如同 Mosco（1996/1998）所言，我們的確可以將商品化當做研究傳播現象的切入點，而周杰倫的商品化與好樂迪之間，空間化扮演了重要橋樑，怎麼說呢？

馬克思地理學學者哈維從馬克思談論生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所賣出的葡萄酒具有的壟斷價格，開始談論它所認定的壟斷地租，其中一類的壟斷地租可以延伸到藝術作品（例如羅丹或畢卡索的作品）的擁有權，因為這類作品（逐漸）是可以投資買賣的標的。在此，畢卡索或區位的獨特性構成了壟斷價格的基礎。但是壟斷地租這個範疇有兩項矛盾。

哈維認為的矛盾，首先出現在於資本家傾向於壟斷一切事物，以便創造特殊性來控制價格。這裡面的關鍵字是「獨特性」與「交易」，在資本的國度中沒有任何事物不是商品，但是確實有一些事物難以交易，而當事物成為可交易的物品時，圍繞在其周圍的「氛圍」必定會大打折扣。而且當事物越容易交易時，就越缺乏獨特性和特殊性；哈維認為如果這些物品或事件可以輕易買賣（而且能夠偽造、仿冒、模仿或擬仿），就越無法提供壟斷地租的基礎。

哈維的論述給予我們的啟示可能有幾個，也就是周杰倫的背後其實有一整套的商業邏輯在運作，它可能有實體運作的空間（例如好樂迪 KTV，如果跟錢櫃合併就更可觀了；又或者好樂迪所屬的玫瑰與大眾這樣的通路），在這樣的空間概念下，進出這些空間消費周董可能同時必須付出這些空間的地租（唱歌所付的包廂費或是唱歌本身也是勞作！）。

再者，周杰倫本身透過公司的換手轉換所有權，帶來的結果是好樂迪擁有壟斷目前華語市場大半空間的力量， 2002年十大KTV點播率最高的國語歌曲，周杰倫就佔了7名，所以用4億進入阿爾發唱片公司（原本為吳宗憲「個人」唱片公司）占70％股份，使阿爾發成為好樂迪集團子公司之一，大大節省了好樂迪的版權費；另一方面，則是周杰倫面對空間化與商品化的洗禮之後，逐漸退去其「傳奇色彩」的過程，這在後頭會談，而在這樣的論述脈落下，我們可能要先談談好樂迪這個集團，才能再進一步談周杰倫的商品化。

從政治經濟學來看好樂迪在音樂工業的影響力，必須先說明 KTV產業的特質。

KTV市場的垂直結構，從上游到下游，共分三層。上游是唱片業，中游是伴唱帶發行業，下游是KTV業。上游發行歌曲，賣CD也賣版權；中游買歌曲版權，製作營業用伴唱帶；下游買伴唱帶，供消費者視聽歌唱。所以，消費者唱KTV的花費，先進KTV的帳房，次轉伴唱帶發行業的帳戶，最後流入唱片公司的存摺。這筆錢，每過一次手，業者就留下部分利潤。各游雖然逐層分割利益，惟三層業者的營收總和，不多不少，必等於消費者唱KTV的總支出。

對於 KTV業而言，獲取利潤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向上游的生產環節整併，控制伴唱業或是唱片業，所以，錢櫃向前整合發行業的弘音，好樂迪則與發行商美華結盟。市場就此出現兩個對立的垂直整合體，各擁不容小覷的KTV市場。

歌曲伴唱帶的版權也被撕裂成兩個集合，分屬不同的集團，但是目前台灣的音樂公司（大多是外資）往往與伴唱公司結合，控制「上游」的生產機制也壓抑了 KTV業的獲利空間，在此同時，國內好樂迪與錢櫃之間經營上的競爭也給予上游生產環節提高價碼的機會，因此KTV業橫向整合控制通路的動機其實非常充分。樂觀的說法會認為兩大KTV事業合併後，兩個垂直整合體結合成一個，下游向前整合的程度加深。而垂直整合的規模愈大，購買歌曲版權的總支出愈少。所以，KTV業者的成本將減少，唱KTV的收費可望下降。

但是錢櫃和好樂迪兩方決定策略聯盟。從「冤家」變「親家」後，在 KTV市場佔有率超過70％的這兩大系統，在購買KTV的版權態度便反轉為高姿態。錢櫃和好樂迪聯盟後想採取不同的議價方式，自然引起反彈，於是，兩大版權代理商弘音和美華簽約的唱片公司MV，從今年初起逐漸在錢櫃和好樂迪「消音」。

包括華納、華研、 EMI、環球、福茂、艾迴等公司最近推出的新歌MV，統統唱不到，這也就是孫燕姿、S.H.E.、ENERGY等死忠歌迷去KTV練歌，卻點不到新歌的原因。所以市場的佔有率以及隨之而來的獲利想像，是企業集團真正關心的課題，至於「消費者」並非唱片公司真正關心的。

此外，這種媒體集團合縱聯合的方式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常態，但是目前的趨勢是，更多的傳播資源使用者，被納入其組織。原本業務範圍在「傳播」之外的公司，由於深刻認知到傳播與資訊科技對它們的成長及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也就運用自己的力量，以及大型用戶組織的集體力量，引導傳播工業的發展方向，創建對他們而言高品質低成本的網路與服務，以符合他們的利益；這同時也昭示資本企業「新組織結構的產生」，一方面掌控資源、另一方面又能彈性第回應市場變遷。

好樂迪自然也不例外，在 2002年好樂迪擴張版圖，目的其實是為了要和對手錢櫃爭奪KTV的音樂版權。為了對抗錢櫃，好樂迪不惜花鉅資（當然是經過精打細算地）買下擁有周杰倫的阿爾發公司，也藉由旗下的動能唱片，簽下身價不菲的江蕙，這期間還和音樂人許常德、姚鳳群、李亞明合作，分別成立純兒、摩迪、有魚等音樂公司，成為最具規模的「獨立音樂體系」。

不過，緊接著好樂迪和錢櫃談判，雙方關係大逆轉，從原本敵對轉變為策略聯盟；再加上整體產業的不景氣，讓好樂迪在現實壓力下，對原本旗下的音樂公司「開鍘」。因為和許常德理念不合，「純兒」首先回歸許常德掌管，爾後摩迪和動能合併，至於原本在好樂迪掌控所有音樂體系的總經理林晴朗，也宣告離去。好樂迪集團中各個音樂公司的起與落其實相當值得爬梳，可以作為文化創意產業面對商品邏輯如何自處的例證。媒大事

1.行政院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增列多項罰則。鑑於SARS疫情期間，部分媒體不實的獨家新聞滿天飛，因而修正案也增列，若媒體傳播的疫情和事實不符，若經主管機關通知更正卻置之不理，則將處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款。

小編媒批：新聞媒體被列管於「傳染病防治法」，何其諷剌？原來新聞媒體跟 SARS一樣恐怖！

2.東森媒體集團旗下東森得易購今年挑戰兩百億元營收有望，使得今年該公司員工年終獎金可望拿到近五個月，員工都滿心期盼。東森得易購儼然已成為東森集團旗下的金雞母，去年營收72億元，樂得總裁王令麟不僅在去年尾牙宴上與模特兒扮演的紅磨坊女郎大跳康康舞，還當場臨時起意送出不少大紅包。

小編媒批：今年東森員工的尾牙應更有得瞧吧！王老闆今年不但荷包滿滿，而且還獲頒輔大商學院榮譽博士。嘖嘖～～，東森媒體要不將所有頻道都改成購物頻道啊？不但能賺錢，還能賺頭銜。

3.立法院會上月26日三讀通「通訊傳播基本法」。未來將由政府成立「通訊傳播委員會」，作為電信、網路、廣播電視等跨產業的單一、整合監理機關。通訊傳播基本法也明定，在委員會成立兩年內，必須完成廣電相關法規的修正，而政府對於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應以低度管理為原則，並促請業者自律。在新修正的修文中同時也要求業者必須公開收費標準及方式、個人資料保護等消費資訊，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教授們日漸增加的服務義務，使許多人更難有所進展，對女性及少數團體背景的尤其如此。

對卡蜜兒‧查爾斯（ Camille Z. Charles）來說，每逢週三，都應該是她寫作的日子。這位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助理教授需要在明年秋天升等之前，完成這本書。在沒有排課的情況下，週三應該是她可以窩在辦公室，來點爵士音樂，奮力寫完一個章節的好時間。

但實際的星期三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在 11月裡，查爾斯碰上的星期三都是匆忙間就過去了，她要完成一連串逃不掉的責任義務，做學校的行政工作。幫一名研究生修改一篇文章，就佔去她一個早上；聽一個訪問學者候選人的演講，又佔去一個小時的午餐時間；委員會的會議，讓她的下午動彈不得；而晚上的時間又給了一個工作候選人，他們在一家法國菜餐廳有飯局。唯一完成的寫作是，幫她要推薦的15位學生中的幾個人寫推薦信。

作為賓大社會學系唯一的黑人女性助理教授，她受到很高的要求：少數族群的學生需要「良師益友」（ mentors），學校的委員會想要成員構成上有多樣性。

今年 38歲的查爾斯，從1998年開始就在賓大擔任助理教授，和許多的教師一樣，多項的「行政義務」（service commitments）佔去她們研究和教學的時間。此外，當愈來愈多的大學依賴兼任師資（adjuncts），諸如主持研究委員會、指導學生，以及參加校園團體活動的任務，就落在數量變少的專任教授身上。沒有這些師資參與行政工作（service work），大學就無法運作下去。

但當面臨決定終身職或是升等的關頭，賓大和其他研究型大學的困擾不是指導學生人數的多寡，而是著作發表的數量。有些教育專家指出，女性和少數族群教師所承擔的行政工作重擔，比其他同事還多，他們警告，這種趨勢也許會阻礙這些教師的升遷。

曾經撰文描寫學術界女性的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巴頓魯治分校（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at Baton Rouge）英語系教授艾蜜莉‧陶斯（Emily Toth）表示，人們認為，女性比男性要好說話，而且很難說「不」。她認為，尤有甚者，學術界的女性必須做更多的事來證明自己，也因此他們會承擔這麼多的行政義務。

陶斯說，額外的行政工作「會讓妳回到天國，但不會讓妳得到終身教職」。

指導「被侷限在社會邊緣的學生」

這不是說，被行政工作綁住的老師們，沒有意識到這項結果。在查爾斯最近一次的評鑑，她的系主任表示，查爾斯需要藉由獨立出書，在社會學這個領域建立更多的獨立性。她的同事曾經告訴她，果真如此，她想要獲得終身教職，將十拿九穩。

但 11月過了大半後，查爾斯的進度落後了。她本來應該已經完成兩個章節的分析內容，現在卻得花整個週末的時間把進度追趕上。談到冗長的行政義務清單，查爾斯說：「這些事情實在很妨礙我。」

作為「人事評議委員會」（ Faculty Senate Executive Committee）的成員，查爾斯是最近一次月例會議中的兩位黑人教師之一。她是賓大多元主義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針對寬大和包容等議題，向學校高層行政管理階層提供建言。因為查爾斯的研究把重點放在住宅和教育方面的種族議題，校方經常要求她給學校社團提出報告發表，其中還包括校長的「優惠差別待遇協調會」（Affirmative Action Council）。查爾斯還要主持非洲研究中心的大學部課程委員會，在此，她是個研究成員，並於夏天一場為期一週的研討會中授課。還有，查爾斯是黑人學生社團的顧問團成員。

因為賓大的少數族群師資太少，查爾斯說，她發覺，很難拒絕別人希望幫忙的要求，特別是來自學生的請求。

日復一日，學生們在查爾斯那間舒適愜意的教職員辦公室進進出出，希望能在學業和個人問題上得到查爾斯的建議。一個星期三的下午，她和一名大學部的新生討論出國是不是明智之舉；那天早上，她還試圖安撫一名對就業市場非常焦慮的研究生。她建議那位研究生使用一種鼻子的噴液，改善流鼻涕的情況，也對該名學生因為重複不斷的壓力在精神上引發的傷害，表達了關切。

按正式規定，查爾斯要指導 5位研究生和10位大學部的學生，但實際的人數大約是22至25人。在委員會會議和與學生面談的空檔之間，查爾斯承認，事情太多了。

她了解，給予少數族群學生建議，並不會妨礙她終身教職的目標，相反地，這種情形特別讓人感到滿足。查爾斯表示：「妳有種真的被需要的感覺，這使得其他的事務變得更能忍受。」

在辦公室附近一家亞洲料理餐廳吃午飯的時候，一位在賓大唸書的餐廳女侍，在查爾斯要起身去洗手間的時候把她攔了下來，她要查爾斯當她的指導教授。查爾開玩笑說：「她的名字是卡蜜兒，所以，妳知道我不會拒絕她。」然而，查爾斯對於答應這件事是很嚴肅對待的。

查爾斯說：「基本上，任何非主流團體的學生都會吸引我。」該名女服務生很明顯的是黑白混血兒。父親是白人，母親是黑人的查爾斯表示：「我曾經和她們一樣，沒有人可以談。」（待續）